第三章
贵族保守派与贵族革命派
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期（1801—1825）实质上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方面，这是新的19世纪之开端；另一方面，这也是18世纪的思想潮流之延续，甚至是其顶峰。这一时代的双重性首先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尤其是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卡拉姆津向后看的保守主义以及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理想化，业已包含19世纪新保守主义的萌芽。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俄国第一个革命组织，但它同时也代表着18世纪的贵族反对派之延续。这两个差异甚大的倾向却有其共同之处：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理想均体现着西方化贵族的知识激增和政治抱负，这一阶层受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及新皇帝的自由姿态和改革承诺的激励。
第一节 尼古拉·卡拉姆津
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Николай Карамзин，1766—1826）是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的官方史学家。在文学创作中，他是俄国感伤主义的最典型代表，拉季舍夫亦属该流派。然而与拉季舍夫不同，年轻的卡拉姆津对公民美德或社会改革较少兴趣，他更热衷于道德的自我完善之理想。年轻时，他拒绝“世界的喧嚣”，沉湎于独处的冥想以及“甜蜜的忧郁和温柔灵魂的激情”。这种情感自我中心的姿态成为《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的基调，卡拉姆津在这些书信中描述了他于1789—1790年间的欧洲之行。把《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与同样是旅行见闻的拉季舍夫的《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做一比较，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拉季舍夫写道：“我环顾四周，我的灵魂被人类的苦难所伤害。” 卡拉姆津却对社会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尽管他在欧洲逗留期间恰逢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他写道，他的《书简》只是一本“抒情小册子”，仅为一些主观印象之记录：“它们是近18个月间我灵魂的一面镜子！20年过后（如果我能活得那么久的话），它们对我而言仍是一种快乐，即使仅仅对我而言！我会仔细阅读它们，我会看到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和梦想。对于一个人而言（就让我们私下里说上一句），还有什么能比他的自我更有趣呢？”
然而，外部事件也会迫使卡拉姆津进行社会和政治范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可能会唤起他某种含混的理想主义的同情心，但大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国王被斩首和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时期，却让他胆战心惊。“革命澄清了我们的思想。”他本人如此描述其价值观体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他放弃了自己感伤的、相当抽象的人道主义，转而热情地捍卫专制体制，将其视为旧秩序唯一的永久支柱。他之前信仰欧洲，如今却转而批评欧洲是革命、混乱和分裂的温床，他称赞俄国恰与欧洲相反，是一个拥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开明的专制政府和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国度。
由于俄国在反拿破仑战争中的逆转取胜，由于沙皇亚历山大早期的自由主义，尤其是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当时在皇帝的要求下计划实施的司法和行政改革，卡拉姆津保守的民族主义得到了强化。保守的反对派对仿效《拿破仑法典》重组俄国的计划感到愤怒，因为这部法典是得到拿破仑资助并以拿破仑的名字命名的，而拿破仑不仅是俄国的敌人，还是法国大革命的篡权者和继承者。1811年，在斯佩兰斯基的影响达到顶峰时，卡拉姆津在他的著作《论古代和近代俄国》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他在这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他对俄国历史的反思，并对政府的政策做出了一些大胆尖锐的批评。《论古代和近代俄国》的主题就是对独裁统治的有益权威之信赖，就是极端的历史持续论，这种观点如此极端，竟然拒绝一切不是源自本民族传统，而是基于外国理论前提或模式的立法。卡拉姆津担心亚历山大试图对专制体制施加宪法限制，这无疑是一种夸大的恐惧，他对亚历山大说过这样的话：
派普斯：《卡拉姆津的〈论古代和近代俄国〉》（R. Pipes, Karamzin's 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第139页。对专制统治的滥用激起了普遍愤恨，如果亚历山大因为这种愤恨而拿起笔，给自己制定一份逾越上帝和良心的法律，那么一位真正具有美德的俄国国民便会阻止他，并说道：“陛下！你超越了你的权限。俄国正由于其多舛的命运，才在神圣的祭坛前赋予你的祖先以专制权力，要求你的祖先以至上、无形的方式统治她。这一约言是你的威权之基础，你别无选择；你可以做任何事，但你不能用法律来限制你的威权。”
为理解这一奇怪的立场，我们必须意识到，卡拉姆津认为专制体制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权力，而非一种无限权力。沙皇的权威在国家事务中是绝对的，但它并未延伸至政治王国之外的私人领域。如果接受这一范式，我们便会明白，为何在卡拉姆津看来，专制体制下的个人自由（这自然只能理解为贵族阶层的个人自由）要无限大于雅各宾派“人民主权”下的个人自由。这一点也符合他先前的感伤主义立场，当时他在一个安静的乡村环境中欣赏独处和非政治的自由，而如今他最为恐惧的应该就是“民治暴政”，他视君主制为“可靠的铁锚”。
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曾率莫斯科公国军队对抗立窝尼亚骑士团，在听闻伊凡雷帝对大贵族的血腥迫害后逃往波兰。在与沙皇伊凡雷帝的著名通信中，他雄辩地捍卫大贵族的权利，并以贵族可以拒绝服务于不公正君主的古老权利为其逃往波兰作辩护。然而即便在政治领域，卡拉姆津也认为君主应避免独断专行。君主的权威尽管不受任何成文法律或宪法之限制，却受制于在习俗和道德信念中形成的不成文的历史传统。没有考虑到这一传统（其主要构成即专制体制、贵族阶级和东正教会的三者联盟）的君主，就有沦为暴君之危险。自这些观念出发，卡拉姆津强烈反对“贵族之祸”，即贵族试图通过种种法律限制来约束专制体制，但是他也反对沙皇在位时实施的无视贵族的意愿和利益的政策。他称伊凡雷帝是比卡里古拉或尼禄更糟的暴君，但他又认为这并不能免除库尔勃斯基的叛国罪。 卡拉姆津认为彼得大帝也是一位独裁统治者，他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应归功于彼得大帝，但又认为彼得大帝的方式是对民族传统的粗暴侵犯，是政治权威对私人领域的非法入侵。
需要补充的是，卡拉姆津所捍卫的专制主义并非一种理想的政治体制，而仅是人的不完善所导致的一种历史必要性。因此，看一看他对市民会议或曰谓彻（他十分看重谓彻在基辅罗斯的作用）的态度，看一看他对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等俄国古代“商人共和国”的态度，是饶有兴味的。在他的小说《行政长官马尔法，又名诺夫哥罗德的沦陷》（1803）中，他似乎站在获胜的专制原则一边，但他同时也赞扬诺夫哥罗德市民的“共和美德”，他们“旺盛的自由”之衰亡在文中也被染上一种哀歌般的忧伤。在《论古代和近代俄国》以及十二卷本《俄罗斯国家史》中，也有关于专制体制与旧俄“共和”体制之斗争的类似描述。卡拉姆津在晚年的一封信中甚至写道，他“在内心里始终是一位共和主义者”。
卡拉姆津的保守主义背后的两个基本概念，即相信历史的连续性以及主张政治（专制统治的合法领域）与私人生活相互分离，最终实现了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表达了一种欲保护个人免遭威权任意干涉的企图（尽管是一种胆怯、片面的企图）；另一方面，它们又坚决反对任何改变现状（对贵族有利的现状）的举措，哪怕是最微小的改革。卡拉姆津特别强调，历史连续性就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可以用来反对对农奴制做任何限制。通过卡拉姆津，俄国贵族宣布放弃他们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但作为回报，他们要求得到保障，以使他们的社会地位继续保持稳定，并切实得到加强。
如果为卡拉姆津说句公道话，他就是开明的保守主义之代表，这种保守主义远离以阿拉克切耶夫、马格尼茨基和鲁尼奇等人为代表的反动的、反西方的蒙昧主义，在卡拉姆津生命的最后几年，上述三人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恶劣。卡拉姆津的民族主义情感与谢尔盖·格林卡的《俄国导报》专栏文章里的沙文主义仇外情绪也不可同日而语。卡拉姆津的“忠诚的顺从”远非卑躬屈膝，他在《论古代和近代俄国》中对沙皇的大胆，甚至激烈的批评使得这部著作多年未能面世。他感伤的“共和主义”并未妨碍他称赞专制体制是“俄国的守护神”，不过他仍然不够正统，一个过分热心的告密者曾举报卡拉姆津的作品充满“雅各宾派的毒药”，称卡拉姆津应被烧死。
将卡拉姆津与十二月党人作比，便可清楚地看出，俄国贵族这两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有多么大的分歧。卡拉姆津反对皇帝计划实施的改革，因为他认为这些改革过于深广，而十二月党人运动则缘起于对这些改革计划之诚意的怀疑，随着政府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反动，十二月党人运动也越来越如火如荼。然而，十二月党人却兴致勃勃地阅读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第九卷，因卡拉姆津对伊凡雷帝的批评而兴高采烈。《俄罗斯国家史》的前面几卷也为十二月党人提供了许多有关俄国历史中“共和传统”的有趣信息，尽管卡拉姆津的判断往往与他们并不一致。与十二月党多有接触的普希金写道，《俄罗斯国家史》是一种绝对启示，“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俄国，一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第二节 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运动得名于发生在1825年12月的那场失败的起义，而关于这场运动之历史的讨论已超出本书范围。 在这里，我们将仅讨论起义前几年十二月党人的成熟思想，而不对他们理论的起源或演进做更深考察。在那几年间，举行一场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的想法开始出现在该运动成员的脑海中。他们受到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军事叛乱（1820）、皮埃蒙特王国的革命（1821）、希腊起义（1821）以及1820年谢苗诺夫斯基禁卫军团的叛变之鼓舞。幸福同盟（Union of Welfare/Союз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大约成立于1818年，此为两年前成立的救国同盟（Union of Salvation/Союз Спасения）的继承者，但后者不适合于该运动的新目标，因此最好解散它，以摆脱那些不坚定或不可靠的成员，组成一个全新组织。1821年，幸福同盟被两个主要由军官们组成的秘密组织取代，这两个秘密组织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个组织分别是位于圣彼得堡的北方协会（Northern Society/Северное oбщество）和位于图尔钦的南方协会（Southern Society/Южное общество），图尔钦是驻扎乌克兰的第二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北方协会成员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远不如以帕维尔·彼斯捷尔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那般激进。因此，为清晰起见，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个小组的观点。
北方协会
在北方协会的思想观念中，我们尤其能感觉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贵族反对派观点的某些元素。十二月党人运动这一分支的许多成员均出身于曾经十分有势、如今却已破落的大贵族家庭，有些人的血缘甚至可追溯至具有传奇色彩的留里克大公（如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叶夫盖尼·奥波连斯基公爵和亚历山大·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源头即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传统、12世纪大贵族杜马的传统、莫斯科贵族1730年向安娜女皇提出的立宪要求，以及帕宁兄弟的立宪计划和18世纪贵族反对派的立宪计划。诗人康斯坦丁·雷列耶夫描绘出一幅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反抗伊凡雷帝的大贵族起义的领袖）的理想化肖像，甚至为他献上自己的一首“哀歌”（这些哀歌是对波兰诗人尤利安·聂姆策维奇的“历史歌谣”之模仿）。在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彼得·卡霍夫斯基在调查委员会做证时坦言，十二月党人运动起初所反对的主要对象就是官僚体制的重压、对古老的贵族自由缺乏尊重以及对外国人的偏袒。另一位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他后以“马尔林斯基”为笔名继续发表作品）写道，他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由贵族修正的君主制”。诸如此类的事实可以用来解释普希金于1830年代表达的一个观点，即十二月党人起义是由来已久的独裁和大贵族之争的最后一战。
毫无疑问，激起十二月党人对沙皇专制体制之仇恨的原因，一是对古老“自由”的眷念，二是对官僚体制的厌恶。官僚们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奴颜婢膝、一心钻营换来的奖赏。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二月党人的动机仅为利己主义的阶级利益（此为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和苏联史学中所谓“庸俗社会学派”所持观点）。即便那些最热衷于将古老的自由理想化的十二月党人也不希望复原过去，他们推翻专制体制的计划旨在让全体人民获益，而非仅为贵族阶级着想，他们也将废除农奴制作为重要任务。如果十二月党人的政治纲领得以实施，它将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这不仅会剥夺贵族的政治特权，还会危及其经济地位。十二月党人意识形态的贵族起源尽管导致了某些明显的局限，但这一意识形态就本质而言仍为现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样板。此外，它试图推翻作为旧秩序主要支柱的独裁统治，因此它也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波兰历史中也有相似现象，即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反而是特权阶层的成员，即列宁所谓“贵族中的优秀人物”或“贵族革命家”。
十二月党人善于把不同的元素融为一体，这从一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即他们对“共和国”（republic/республика）一词的随意使用，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各种“共和国”之间的本质差异，如罗马共和国、波兰贵族共和国、古罗斯的城邦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等。北方协会的理论家们将对专制体制的批评和贵族的立场混为一谈，又将对专制制度的批评与资产阶级的观点混为一谈。他们因此认为，对主要源自边沁、本杰明·贡斯当和亚当·斯密作品的那些自由主义观念进行调和并非难事，可在其中加入对之前种种封建自由的美化，对贵族作为“专制体制之制衡”角色的坚信。这些理论前提均为启蒙时期的“法学世界观”，据此制定的法律和政治形式会制约社会革命。
反映北方协会观点的一份最重要的文件，是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起草的宪法草案。穆拉维耶夫的草案主张废除所有形式的农奴制，但对土地分配只字不提。相反，该草案明确指出，所有土地仍将继续归大贵族所有。只是在面临协会中一些更激进成员的施压时，穆拉维约夫才提出一项修正案，允许农民拥有宅基地和两公顷耕地。当时俄国的农耕水平落后，如此少的土地并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由此可见，穆拉维约夫希望农民在经济上继续依赖于他们的主人，即便在废除农奴制之后。这部宪法有一段（在最终版草案中被删除）甚至写道，未来的立法应该明确，农民如果希望离开村庄，就必须向地主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作为对劳动力损失的赔偿。
穆拉维约夫宪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成为公民必须拥有高门槛的固定财产。只有拥有至少价值五百银卢布的不动产或两倍于此的其他财产的人，才有资格使用“公民”称号。应聘公职也应具有相似资格，且门槛更高，最高的公职仅对拥有至少价值六万银卢布不动产的人士开放！在后来的草案版本中，穆拉维约夫降低了这一门槛，并愿授予俄国所有居民以“公民”称号。然而，即便是这一版本，也仅将充分选举权给予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口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唯一“无例外或无区别”对所有人开放的公职，乃是村社负责人。
穆拉维约夫的方案系以美国的政治体制为模型。未来的俄国将是一个由14个州组成的联邦，每个州皆有其首府，比如将设沃尔霍夫州，首府为“圣彼得城”，将设哈尔科夫州，首府为基辅，将设乌克兰州，首府为哈尔科夫（各州边界与民族聚居地的边界并不一致）。波兰王国（与民族聚居地一致）将留在联邦之内，但比其他州拥有更大独立性。每州均设两院议会，各州享有经济、行政和文化等方面自主权，但无立法权。整个联邦的最高权力将被授予由最高杜马和众议院组成的人民谓彻（Popular Assembly/Народное вече）。沙皇仅为联邦首脑。为避免宫廷小集团的有害影响，为皇家服务的人士将被暂时剥夺政治权利。此外，甚至还有一项禁止皇帝出国的条款，以免他受到外国人的邪恶蛊惑。
穆拉维约夫宪法最进步的特点，即其公民自由立场。这里有完全的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书刊审查制度将被废除，国家对科研、艺术或教学不加干涉。然而在社会问题上，尤其在农民问题上，穆拉维约夫的方案却十分清晰地显露出贵族心态的局限性。许多十二月党人均认为，农民会因农奴制的废除而欣喜若狂。比如，雅库什金在答应给农民以自由时，却无法掩饰他因农民要求拥有土地而生的愤怒。当农民们被告知，土地仍将是地主的财产，他们给出这样的回答：“那么最好还是让一切保持原样吧。我们属于主人，但土地属于我们。”
穆拉维约夫的宪法发挥过重大作用，使其周围其他成员的观点得到具体表述，但它仍不能被视为整个北方协会立场的正式表达。毕竟有这样的共识，即宪法的最终选择权将交给政府被推翻后成立的立法议会。除穆拉维约夫所代表的这一派别外，还有一个更为激进的派系，他们的目标并非建立君主立宪制，而是成立共和国。这一派别的主要代表是诗人雷列耶夫，他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好友。
尼古拉·屠格涅夫
在与北方协会关系密切的人中，尼古拉·屠格涅夫（Nikolai Turgenev/Николай Тургенев，1789—1871）显得别具一格，他曾加入幸福同盟，是诺维科夫的亲密合作者之一、共济会会员伊万·屠格涅夫之子。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期间，屠格涅夫身在国外。他被缺席判处死刑，后一直没有回国。
屠格涅夫与穆拉维约夫和那些地道的十二月党人（即秘密组织成员和那些决定进行武装叛乱的人）不同，他是一个改革者而非革命者。他同样希望把俄国转变成一个拥有公民自由和法治的国家，但他对大贵族阶级的政治抱负持怀疑态度。事实上他认为，在专制体制和贵族寡头体制这两种罪恶中，前者比后者更可取一些，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实施土地改革。与穆拉维约夫不同的是，屠格涅夫反对依据财产设定各种门槛。他坚持认为，把财富或家产视为爱国主义或自由情感之保证，这是对人的侮辱。不过，他关于土地改革这一恼人问题所提的建议与穆拉维约夫却相去不远。在一本题为《试论税收理论》（1818）的书中，他建议农民可在没有分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解放，但应给予他们购买土地的权利。从他的私人日记可以得知，他似乎支持农民拥有部分土地，但又担心此类立法只会激起大贵族更多抗议，进而反对他认为必要的改革，即废除农奴制，代之以自由雇佣劳动。有趣的是，屠格涅夫特别强调解散乡间村社（village commune/деревенская община）的必要性，他认为村社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穆拉维约夫也是村社的反对者，尽管他不曾用任何经济理由来解释他的憎恶。
南方协会
十二月党人南方协会中的主导人物是帕维尔·彼斯捷尔上校（Pavel Pestel/Павел Пестель，1793—1826），他的观点在他起草的题为《俄国法典》的宪法草案中有所阐述。这份草案详尽描述了未来将被引入俄国的政治制度，是南方协会十分重视的一份文件。与北方协会的领导人不同，彼斯捷尔坚持认为，宪法问题不必留给未来的议会，而应事先决定，在军事政变获得成功之后应建立一个具有独裁权力的临时政府。
《俄国法典》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与土地改革相关的条款。彼斯捷尔的理论基础是他对两种土地所有权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第一种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的赐予，因此是公有财产；第二种理论认为土地是耕者的财产。彼斯捷尔认为这两种理论均包含部分真理，因此他试图在自己的纲领中调和这两种理论，他的纲领基于两个假设：其一，人人均有天赋的生存权，因此他理应获得一块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土地；其二，只有那些创造出剩余财富的人才有权享用财富。彼斯捷尔因此建议，在沙皇体制被推翻后，应将土地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属公共财产（或更准确地说是村社财产），另一部分则归私人所有。前一部分土地用来确保每个人最低水平的生存，第二部分土地则用来创造剩余财富。每个公民均有权要求村社分配给他一块足以养活他全家的土地，如果村社拥有更多可用土地，公民甚至可多次要求进行此类分配。另一部分土地仍将由私人所用。彼斯捷尔认为，他的方案可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在村社分得土地的社会福利，同时也为在私人土地上不受限的主动性和创造财富的机会预留空间。
彼斯捷尔相信他的纲领完全有机会获得成功，因为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就传统而言就既是公共的，又是私有的。他在此想到的显然是俄国的乡间村社。然而必须强调指出，彼斯捷尔的村社与封建时期的村社有本质不同，因为彼斯捷尔的村社并不限制其成员的行动自由或个人自由，也不对个人成员的纳税义务承担集体责任。
认为乡间村社包含着俄国未来社会体制的种子，这一观点在俄国思想史上有着惊人的传承。就某种意义而言，彼斯捷尔是这一概念的创始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把村社与任何社会主义倾向联系在一起（尽管赫尔岑并不这么认为）。他相信大规模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重要性，他的经济思想深受亚当·斯密影响。
彼斯捷尔的宪法主张废除包括贵族在内的各封建阶层，但他唯独对贵族阶层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他不愿损害贵族阶层的地位，甚至认为保留这些最可敬公民的某些特权至关重要。与北方协会的成员不同，彼斯捷尔并不同情古代贵族，让他感到亲近的只有那些可能担任公职的贵族，他们的社会地位源自为政府服务，而非源自出身。这一点在他的《俄国法典》中有很清晰的体现，在这部法典中，社会问题的决定权大多被委托给了政府官员。在新俄国，一切独立的联盟、社团和协会都将被法律禁止，甚至不允许私人创办学校或慈善机构。
尽管彼斯捷尔的土地改革建议比北方协会的计划更激进，但它也显示出了欲与大土地所有者妥协的倾向。地产规模被划分为三类：拥有1万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将无偿放弃其一半土地；拥有5000至1万公顷土地的地主将部分有偿地放弃其一半土地；地产更少的所有者也将放弃其一半土地，但有权获得全额赔偿，或在人口较少区域获得同等面积的土地。这项改革试图确保在每个村社都建立起一个占土地总面积一半的土地库（主要为了农民的利益）。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私人地产的规模则不设上限。农奴制将被立即废除，但役赋（corvée，强制劳役）将保留10至15年的过渡期。
与穆拉维约夫不同，彼斯捷尔坚决反对设置财产门槛。他赞同富人的存在是国家的一种优势，但他反对政治特权和财富之间有任何关联，他认为金融贵族比世袭贵族危害更大。俄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所有20周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均享有选举权。立法权属于单一的议院，即人民会议，行政权属于由人民会议选举产生的五人国家杜马，国家杜马任期五年。司法和监督职能属于由120名当选的终身委员组成的最高理事会。
在对公民自由和政府结构的看法方面，彼斯捷尔的宪法也有异于穆拉维约夫的宪法。《俄国法典》设想信仰自由和行动自由、家庭的不可侵犯以及新闻自由（文章作者仅对法院负责），但禁止建立任何社团或协会，并将政府行为和公民事务行为委托给官僚机构。彼斯捷尔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他认为穆拉维约夫的联邦制很容易使人回想起中世纪的俄国，它当时分裂为许多诸侯封国。彼斯捷尔认为，正是那种状态使俄国为鞑靼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他甚至走得更远，反对给组成俄罗斯帝国的其他民族以自治权，因为他认为，这些民族都应被同化为同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他唯一的例外是支持波兰，因为波兰具有传统的国家地位，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独立的政府。彼斯捷尔在与波兰爱国者协会（Polish Patriotic Society/Общество польских патриотов）的秘密谈判中承诺，只要波兰人愿意与俄国结成紧密联盟，并引入类似的社会体制，他们就将获得民族独立。复兴的波兰国将包括几乎整个白俄罗斯、沃伦和西乌克兰。
转引自涅奇基娜：《十二月党人运动》（M. V. Nechkina, Dvizhenie dekabristov）（莫斯科，1955），第2卷，第86页。彼斯捷尔对于解决犹太人问题所提出的建议也值得关注。不愿被同化的犹太人将得到帮助，在近东获得领土，组建他们自己的国家。彼斯捷尔写道：“如果所有俄国犹太人和波兰犹太人聚到一个地方，他们的人数将超过200万。这样一大群寻找祖国的人是不难克服任何障碍的。”
彼斯捷尔：《十二月党人社会政治和哲学文选》（Izbrannye sotsial’no-politicheskie i filosofskie proizvedeniia dekabristov）（莫斯科，1955），第2卷，第75页。 《十二月党人社会政治和哲学文选》，第2卷，第80页。彼斯捷尔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十多个民族的未来问题，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具有丰厚、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比如格鲁吉亚族，这种轻率与其说是他的沙文主义之结果，不如说是他的抽象理性主义使然，即他倾向于从官僚的国家主义角度看待各民族。对《俄国法典》的作者而言，同胞之间唯一的理性联系就是基于司法前提的联系。彼斯捷尔利用俄语中“общество”一词所具有的“社会”“交往”“协会”等不同含义（一如英语中“society”一词的多义），坚持认为“社会”只是公民们“为达成某一目标”而结成的协会。 他对民族的定义是：“所有人的总和，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构成一个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存在目的即尽可能保障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福祉。” 这种功利主义的定义未能对“民族”和某一特定国家的居民这两者加以区分，因此忽略了国家内部的语言或文化差异。如果社会的基础就建立在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联合行为上，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解体，并在由革命者杜撰出的另一些更高原则的基础上构成一个新的联合体。彼斯捷尔的观点受到“雅各宾主义”信念之影响，后者认为社会可以被规划，这些计划可以通过中央政权颁布的各种法令来实施。
斯拉夫人联合会
除南方协会外，十二月党人还另有一个组织，即由鲍里索夫兄弟和波兰革命者尤利安·柳布林斯基于1823年创立的斯拉夫人联合会（Society of United Slavs/Общество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славян），这个协会当时在乌克兰活动。1825年秋，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该组织加入南方协会，作为一个独立部门，即斯拉夫理事会（Slavic Board/Славянский совет）。与“地道的”十二月党人相比，“斯拉夫人”主要是出身贫寒小贵族阶层的低级军官。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斯拉夫各民族联盟（但也包括匈牙利、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契亚），这一联盟的国土将从黑海延伸至白海，从波罗的海延伸至亚得里亚海。与十二月党人不同，“斯拉夫人”并不害怕在军队士兵中宣传他们的纲领。他们的社会改革纲领尽管比较模糊，却比十二月党人其他团体的纲领更民主。此外，“斯拉夫人”倾向于发起一场得到广泛支持的民众革命，而非一场军事起义。
这一问题在卢西阿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G. Luciani, La Société des Slaves Unis）（巴黎，1963）一书中得到讨论。十二月党人运动的主流思想家们对“斯拉夫民族”（Slavdom/славянство）的概念并非不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主要与未来俄国将要采取的外交政策有关。而建立一个以各民族平等权利为基础的斯拉夫联邦，这一由斯拉夫人联合会贡献出的原创性概念则颇受冷遇。米哈伊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和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试图说服斯拉夫理事会的同事们，称后者的想法会分散人们对十二月党人运动直接目标的关注，“人们必须多考虑自己的同胞而非外国人”。这一“斯拉夫”纲领起源于边境地区，即波兰、俄国和乌克兰的接壤地带，其倡导者之一也是波兰人，这并非巧合。甚至可以确切地说，“斯拉夫思想”系从波兰传至俄国，在当时的波兰，“斯拉夫民族”问题引起了广泛兴趣。
十二月党人的俄国历史哲学
将“古代俄国的自由”理想化是十二月党人一个十分典型的做法，这也体现为他们对古代风俗和历史记忆的热衷。十二月党人的文献充满许多古老术语，如杜马（дума）、议事会（собор）、参议会（управа）、谓彻（вече）和波雅尔（бояре）等。对于都城而言，十二月党人自然更推崇莫斯科或下诺夫哥罗德，而非没有传统的圣彼得堡。即便彼斯捷尔也深受这一倾向之影响，他用现存最早一部俄国法律文件《罗斯法典》的名称命名了他的宪法草案。
19世纪初，人们为使其思想立场获得支撑，不仅会寻求理论论据，而且还去发现历史上的相似之处，这一手法十分常见。对于俄国和德国而言，反拿破仑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在大多数十二月党人的个人传记中，1812年战争均是一个转折点。雅库什金称反拿破仑战争是一个“唤醒俄罗斯民族”的事件。爱国主义的战争激发起人们对俄国历史和俄罗斯民族“独特”本质或曰“自在性”（native principle/самобытность）的广泛兴趣。十二月党人对俄国历史的阐释就源自这种兴趣，主要由北方协会成员做出的这一阐释被视为卡拉姆津的专制有益论之反题。
见沃尔克：《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观》（S. S. Volk, Istoricheskie vzgliady dekabristov）（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第303页。十二月党人认定，对自由根深蒂固的爱就是俄罗斯人的固有特性，这一特性后来的发展曾遭制约，但未被摧毁。在基辅罗斯不存在独裁统治，王公们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均由人民会议做出。十二月党人是城邦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狂热崇拜者，这种热情具有某种实践意义，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祖先身上那种“自由精神”仍然存在。雷列耶夫写道：让我们敲响大钟吧，数世纪间初心不改的诺夫哥罗德民众将聚集在钟楼前。卡霍夫斯基将拥有自治机构“米尔”（мир）的农民村社描述为“小共和国”，将其视为古老的俄国式自由的鲜活遗存。 与这一概念相一致，十二月党人认为他们是自由的恢复者，他们将一种有着良好历史先例的管理方式带回了现实。
十二月党人亦对拉科维茨基和多列加-霍达科夫斯基关于古代斯拉夫传统的研究很感兴趣（见沃尔克：《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观》，第314—318页）。这些论点提醒我们注意如下事实：“革命”一词的最初含义即“恢复”。这个词的古老含义依然存在于波兰和俄国的贵族革命者的世界观之中。不过还要补充一点，俄国革命者和波兰革命者的思想之间也有着某些直接联系，例如，波兰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就是对十二月党人历史观产生过影响的人士之一，他关于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的评论（刊于《北方档案》期刊）在十二月党人间引起了相当大的、可以理解的兴趣。 专制体制在16世纪的成功，被十二月党人视为迥异于俄罗斯精神的鞑靼人政治原则之成功。十二月党人最厌恶的人是伊凡雷帝，相反，库尔勃斯基却被他们视为民族英雄。他们也倾向于将罗曼诺夫王朝的前两位君主，即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理想化，主要因为他俩系由缙绅大会（Land Assembly/Зем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选举产生，因此听取了大贵族们的某些建议。大贵族杜马和缙绅大会都被认为含有代议制政府的萌芽。
即便是对十二月党人的历史阐释所做的这一简单介绍，也能很清晰地显示出古老世袭贵族阶层的思想之影响。在与专制体制的冲突中，十二月党人更认同大贵族，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大贵族和整个民族拥有的共同利益。他们甚至认定，古老的大贵族曾是人民的一部分，农奴制是违背大贵族的意愿被引入的，目的是奖励新的军人阶层和官员阶层对沙皇的效忠。
十二月党人亦对拉科维茨基和多列加-霍达科夫斯基关于古代斯拉夫传统的研究很感兴趣（见沃尔克：《十二月党人的历史观》，第413页）。彼得大帝的角色给十二月党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似乎是个血腥的暴君，是又一个伊凡雷帝，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现代西化国家的创建者。当屠格涅夫称彼得为暴君时，别斯图热夫回应道：“我深爱这位暴君。” 雷列耶夫赞扬过彼得，但他在《沃伊纳罗夫斯基》一诗中也描绘了哥萨克盖特曼马泽帕的理想化肖像，而马泽帕曾为捍卫乌克兰的独立和古老的哥萨克自由而与彼得作战。彼得因对民族传统缺乏尊重而受到批评，但十二月党人又普遍认为他的改革至关重要。出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彼得的专制得到部分谅解，但他的继任者们却受到更严厉对待。比如，1730年的立宪要求就博得了十二月党人的充分同情。
关于对彼得的评价的这种矛盾现象，有一种现成的社会学解释。十二月党人是遭到彼得羞辱的世袭大贵族的后裔，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是西方化了的精英，西方化精英的存在这一现象自身便应归功于彼得改革。他们反对专制体制，但作为俄国的爱国者，他们也能意识到彼得的统治给俄国带来的益处。他们虽然感激彼得让他们亲近了欧洲，却又反感被彼得强化了的专制体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欧洲人，认为专制体制是俄国进一步西化的主要障碍。
十二月党人在俄国思想史中的地位
十二月党人起义几乎在所有方面均遭失败。1825年12月14日，被起义军军官带到圣彼得堡参政院广场上去的士兵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而战，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在开了几枪之后便四散而去。被选为军事指挥官的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上校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指挥权，消失得不见踪影。许多起义者是带着一种注定会失败的情绪加入行动的，仅为展示一种绝望、孤愤的英雄主义，而这种英雄主义将成为后代的榜样。圣彼得堡近卫军团并无足够力量采取行动，他们过于害怕大规模起义，不敢利用都城居民的同情。在南方，起义也未获成功，尽管别斯图热夫-留明和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无疑表现出了英雄主义。然而，这一不成功事件却获得了并不完全名副其实的传奇光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前，俄国仅有过大贵族的阴谋诡计或不受控制的、原发的农民暴动，而十二月党人起义则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第一次拿起武器，带着他们变革社会的明确纲领来反对俄国的专制体制。起义的五位领导人（彼斯捷尔、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别斯图热夫-留明、卡霍夫斯基和雷列耶夫）被绞死，这给赫尔岑留下了恐怖印象，他似乎成了贵族革命者传统与1860年代激进分子之间一条活的纽带。列宁强调指出，这些“贵族中的优秀人物”发起的俄国革命运动后继有人，他们的作为影响深远。
他俩的观点在斯利沃夫斯卡的《赫尔岑的先驱者》（W. Sliwowska, W kręgu poprzedników Hercena）（弗罗茨瓦夫，1971）中得到探讨（该研究以一些未知资料为基础）。 这一观点对民粹派而言尤为典型。见本书第十二章。 列宁：《列宁选集》（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英文版，莫斯科，1960—1966），第6卷，第122页。中译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第6卷，第294页。尽管有这种因素的延续性，但我们仍必须指出，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体系在后来的俄国革命思想中并无继承者。在俄国，没有任何一个激进派别曾提出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甚或自由主义和贵族主义兼而有之的自由概念，也没有任何一个激进派别支持过经济自由主义。的确，有两位俄国侨民政治家伊万·戈洛文（1816—1890）和尼古拉·萨佐诺夫（1815—1862）对十二月党人有所继承，但他俩并非一个有组织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思想，即强化的共和原则，对俄国的革命思想并无影响。 赫尔岑也自视为十二月党人的继承者，但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学说却构成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传统。在俄国，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公开的反革命力量，革命运动被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所主导，这些思想通常均伴有对共和传统的厌恶和怀疑，共和传统大多被视为“资产阶级”传统。 正因为如此，列宁在20世纪初写道，在俄国建立一种革命的共和传统至关重要，他指出，在俄国并无这一传统，“如果不谈十二月党人的早被遗忘了的共和思想的话”。
本章涉及作品
尼古拉·卡拉姆津：《一位俄国旅行者书简》（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er/Письма рус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游记
——：《论古代和近代俄国》（Memoir 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Записка о древней и новой России），专著
——：《行政长官马尔法，又名诺夫哥罗德的沦陷》（Marfa, or the Subjugation of Novgorod/Марфа-посадница, или Покорение Новагорода），小说
——：《俄罗斯国家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State/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专著
谢尔盖·格林卡：《俄国导报》（Russian Messenger/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期刊
尼古拉·屠格涅夫：《试论税收理论》（An Essay on a Theory of Taxation/Опыт теории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专著
帕维尔·彼斯捷尔：《俄国法典》（Russian Justice/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宪法草案
法杰伊·布尔加林：《北方档案》（Northern Archive/Северный архив），期刊
康斯坦丁·雷列耶夫：《沃伊纳罗夫斯基》（“Voinarovsky”/Войнаровский），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