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别林斯基与西方主义诸类型
作为斯拉夫派的对手，所谓“西方派”（Westernizers/западники）与斯拉夫派很不同，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统一思想体系和社会哲学的同质运动。西方主义只是由一些潜在的不同流派组成的松散联盟，1840年代的民主派和自由派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反斯拉夫主义的共同点。导致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个群体分裂的争议问题是“个性观”（idea of personality/идея личности）问题，这是哲学左派的关键问题，斯拉夫主义派斥之为西方的错误观念，是西欧步入歧途的结果。因此，斯拉夫主义便成为一种需要给出答案的哲学，尤其在1840年代初，斯拉夫派已对俄国历史做出独特阐释。正如赫尔岑后来所坦承的那样，西方派越来越意识到，必须去“把握斯拉夫派提出的那些主题和问题”。
当代评论家一致认为，在与斯拉夫派的公开论战中，别林斯基是主角。赫尔岑仅参加私人讨论，他有时会在其日记中记录这些讨论。赫尔岑的哲学观点，尤其是他的“行动”和“个性”等概念，表明他是斯拉夫派的坚定反对者，但是他也并非“欧洲主义”的明确支持者。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派对西欧的批判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这与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有诸多相似之处。赫尔岑显然觉得别林斯基对斯拉夫派的态度过于敌意，这一点体现在他184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
赫尔岑：《赫尔岑文集》，第2卷，第354页。别林斯基常说：“我天生就是一个犹太人，我无法和非利士人坐在同一张桌边。”他在受苦，他又因为所受的苦要去憎恨、责骂那些完全无辜的非利士人。对于别林斯基而言，斯拉夫派就是非利士人。我本人不同意斯拉夫派的观点，但别林斯基拒绝接受斯拉夫派无意义废话中的真理。他无法理解斯拉夫人的世界，他绝望地打量那个世界，他也有错，他无法预感到未来世纪的生活……我处于一种奇怪境地，一种在斯拉夫问题上无意中的中间地带。在斯拉夫派看来我是西方派，而在他们的敌人眼中我又是东方派。这就意味着，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这些片面的定义已不适用。
第一节 别林斯基的西方主义
古代俄国与现代俄国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308页。在对俄国历史的哲学阐释中，别林斯基所关心的也同样是那些令斯拉夫派感兴趣的问题，首先是彼得大帝的作用以及改革前后两个俄国的对峙。他在分析中使用了在俄国黑格尔主义者中流行的辩证方法，而他是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俄国历史的第一人。他认为，个人和整个民族均要经历三个进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然直接性”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理性的抽象普遍主义阶段，伴随着“反思的折磨”以及直接性与意识这两者的痛苦分裂；第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现实”阶段，它建立在“直接因素与有意识因素的和谐融合”的基础之上。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35页。早在1841年的长文《彼得大帝之作为》中，别林斯基便详尽演绎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写道：“一个是处于自然的、直接的、父权制状态下的民族，一个是处于其历史发展的理性运动中的民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他认为处于前一状态下的民族，不能确称为“民族”（nation/нация），而只能称之为“人民”（people/народ）。这两个概念的选择对别林斯基而言十分重要，因为在尼古拉统治时期，“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被官方人民性理论的倡导者所使用，或更确切地说是被滥用，因此已带有一种明显的保守色彩；而“民族性”（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一词，则由于其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外国血统，能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构成呼应。
别林斯基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的描述与斯拉夫派的描述惊人地相似，尽管两者的结论大相径庭。在彼得之前，俄罗斯人民（即直接性时代的民族）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族群，其纽带即信仰和习俗，也就是被斯拉夫派理想化了的因因相袭的传统。然而，这些品质却未给理性思维或个性的出现留下任何空间，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动态变化。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124页。在俄罗斯人成为一个民族之前，他们就必须打破这种停滞不前的社会。别林斯基以相当辩证的技巧指出，每个现代民族的诞生均伴随着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即斯拉夫派心心念念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分裂。他认为，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某些普遍规律，他写道：“在现代世界，社会内部的所有因素均孤立运作，每个因素均独立自主……以便获得更充分、更完美的发展……然后再融合为一个新的、同质的整体，高于先前那个原始的、无差别的同质体。”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展开了争论。斯拉夫派认为，有教养的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裂是彼得改革后俄国的主要罪恶，别林斯基却认为：“上流社会和人民之间的鸿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发展而消失。”别林斯基强调，这就意味着“要把人民提升到上流社会的水平”，而不是像斯拉夫派所主张的那样，“迫使上流社会回到人民的水平”。因此，在别林斯基看来，应该对这一社会鸿沟的出现负有责任的彼得改革，实为迈向现代俄国的决定性的第一步。“在彼得大帝之前，俄国还只是人民，仰仗这位改革者实施的改革，俄国成了一个民族。”
彼得改革因此代表了对古代俄国自然直接性的彻底否定，然而根据辩证过程，在这样的正反对立之后必定是合，即“直接性”在更高层面上的辩证回归。彼得大帝以欧洲文明所代表的人类普世价值的名义否定了古代俄国的直接性，这些普世价值观反过来又获得了一种民族形式，因此，对直接的、本能的人民性的否定便会导致一种新的、有意识的民族意识的积极涌现。事实上，这正是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在别林斯基看来，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就是这种新的民族意识的催化剂，这一点在俄国第一位伟大诗人普希金的诗歌中得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民族的因素与普遍的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1卷，第526页。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19页。从这一论点看，由彼得发起的以普遍价值的名义否定民族价值的时期如今可被视为一个封闭阶段。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事实上明确支持了这一观点，甚至承认斯拉夫派对西方化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值得赞扬。最令别林斯基感到震撼的，似是斯拉夫派关于俄国生活的分裂状态和缺乏道德团结的评论，亦即他们对“多余人”和“脱离其直接性的社会”所做的批评。 有过痛苦思想体验的别林斯基也愿意承认，疏离感就是丧失直接性的后果，然而他不愿相信俄国有可能重新返回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他运用黑格尔的论据来证明，彼得的改革在历史上不可避免，他指出斯拉夫派的纲领具有乌托邦性质，他们误解了独立发展的概念：“绕过改革时期，跳跃过去，重新返回先前的阶段，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特发展吗？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荒谬想法，因为这完全不可能实现，就像人们无法更改一年四季的顺序，强迫冬天在春天之后到来，或强迫秋天在夏天之前到来。”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433页。尽管别林斯基认为改革时期业已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钦佩彼得那样的历史领袖，相反，他继续视彼得为理性的、有意识的活动之理想化身，认为彼得既无不做反思的传统主义，亦无“腐朽的反思”，这两种缺点在彼得的身上都看不到。他在1847年致卡维林的一封信中写道：“彼得是我的哲学，是我的宗教，是我与俄国相关的一切之启示。对于伟大的人或渺小的人，对于任何一位想完成某种事业的人，他都是一个榜样，在所有方面皆可借鉴的榜样。缺乏直接性因素，一切都是腐朽的、抽象的、毫无生气的，但在仅有直接性之处，一切却都是野蛮的、荒谬的。”
文学中的人民性与民族性
别林斯基的西方主义或许在其文学批评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其1834年的评论处女作《文学的幻想》中，他坚称俄国仍然没有自己的文学。他对这一极端观点的辩护，与恰达耶夫用来证明俄国系一个无历史国家的论据如出一辙。别林斯基写道，所谓俄国文学是一种没有历史连续性或内部有机发展的模仿的产物。几年后，他改变了这一观点，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都只承认俄国文学是一种在欧洲影响下产生的文学，在他看来，这种文学由“俄国文学中的彼得大帝”罗蒙诺索夫所奠定。别林斯基确信，俄国文学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其存在均应归功于西化，而在此之前出现的一切均很难称之为文学。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309页。对于斯拉夫派而言，这些观点自然证明了别林斯基的无知以及他对俄国“本土”文化之根的蔑视。斯拉夫派同样也因别林斯基对民间诗歌的态度而感到震惊。别林斯基倾向于认为，民间诗歌的优点是让我们忆起“人类的童年”，“那个自然直接性的时代，在那时，一切都一清二楚，没有压抑的想法或不安的问题困扰我们”，但与此同时，他又全身心地不喜欢一切形式的“民间崇拜”。他在争论中强调，纯粹的民间性（простонародность）与民族个性（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不可同日而语。他在激烈的争辩中甚至会走得更远，声称“一位老练艺术家的一首短诗，其价值都要远远高于整个民间诗歌”。
别林斯基向那些试图在作品中表达真正民族精神的作家发出警告，要他们别在民间诗歌中寻求灵感。民间谣曲仅能传达关于部落存在的有限的特殊情感，而民族则是“个性化”之结果，它要求对部落的特殊情感做出否定。打破了自然直接性的彼得改革就代表了这种否定，其作用是使俄国更接近欧洲各民族，而欧洲各民族是当时仅有的“历史民族”和人类的真正代表。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5卷，第649页。黑格尔的“历史民族”（historical nation/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ция）概念在别林斯基的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别林斯基反复重申他相信俄罗斯“本质”的巨大潜力，但他同时也强调，这种潜力无法在“历史土壤”之外得以显现，由于俄罗斯民族“尚处于其进化的早期阶段”，它无法声称它在人类思想生活领域拥有“世界历史意义”。因此，别林斯基认为诸如《伊戈尔远征记》这样的古罗斯史诗缺乏普世价值，无法与中世纪的骑士史诗相提并论，甚至连他本人最喜欢的作家果戈理的作品（别林斯基曾就果戈理的创作与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展开争论）也无普遍意义，比不上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和乔治·桑等这样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家之作品，更遑论荷马和莎士比亚（阿克萨科夫曾将果戈理比作莎士比亚）的杰作。
然而，别林斯基却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进民族文学的事业，并相信它在未来将赢得普遍意义，然而他所谓“民族特色”却受到了其西方主义之影响。他认为《叶夫盖尼·奥涅金》的作者普希金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诗人，而作为那些童话诗作者的普希金则不是，因为在那些童话诗中，普希金在有意识地模仿民间诗歌的风格和内容。关于莱蒙托夫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别林斯基写道，这虽为一部才华横溢的作品，但它已耗尽此类诗歌的一切潜力，因此其他诗人最好别再尝试，别再试图模仿它。
此类文学受到政府鼓励，“народ”一词在俄语中既指“民族”也指“人民”，官方民族性的三位一体口号中的“народность”（人民性）一词因此也方便地涵盖了广泛的语义域。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第435页。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7卷，第435页。尽管别林斯基对民歌和谣曲持保留态度，但他无疑对“民间风格的伪拟仿”抱有更大敌意，这种伪拟仿将民族性与民间传统的外部特征混为一谈，要求文学去再现社会最落后阶层的生活和语言。 他写道：“民族性不是一件粗布外衣、一双树皮鞋、一瓶廉价的伏特加酒或是一棵酸白菜。” 无论斯拉夫派如何主张，俄国真正的民族特征依然系由有教养的精英所代表，而非由普通民众所展现。别林斯基写道：“如果诗歌作品的民族特征就是其最伟大的价值之一，那么真正的民族作品无疑应仅属此类诗歌作品，它们描绘了彼得大帝改革后出现的、接受了文明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
别林斯基毫不妥协地反对这些“粗布外衣和树皮鞋式的”观念，他代表着西方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因此感到不安。例如，赫尔岑认为别林斯基的一些言论有些鲁莽，充满对穿粗布外衣和树皮鞋的人的蔑视，他对安年科夫说，他发现他有时很难出面保护别林斯基，以抵御斯拉夫派的攻击。此类保留态度（格拉诺夫斯基也持有这种态度）反映了受过教育的进步贵族的某种复杂心理，他们似乎害怕炫耀其社会优越感。别林斯基出身平民阶层，因此并无此类顾虑。他知道，他所鄙视的并非普通百姓，而是在官方民族性的国家宣传口号中被理想化了的无知和落后。当格里戈罗维奇的《苦命的安东》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在1840年代下半期面世后，别林斯基表示热情欢迎，因为这些作品并未将本土的落后理想化，反而以批判的目光看待俄国乡村的社会现实，别林斯基为这些作品辩护，反驳那些抱怨“农民侵入文学”的伪贵族读者。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14页。别林斯基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信》在1847年7月15日写于下西里西亚萨尔茨勃鲁因附近的温泉疗养地，当时别林斯基已病入膏肓，这封信令人钦佩地总结了他关于文学的民族使命和普遍使命的看法。别林斯基写作此信，是为了回应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在此书中，这位《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放弃了他此前的创作理念，并为东正教和整个沙皇制度辩护。对别林斯基而言，这就意味着果戈理这位俄国作家，这位俄国唯一一位奋起揭露“专制制度、东正教和伪民间风格之黑暗”的魁首，却背叛了其崇高使命。别林斯基的抨击充满激情，他对果戈理说道：“皮鞭的宣扬者，无知的传播者，蒙昧和黑暗的捍卫者，鞑靼习俗的颂扬者，——瞧您在干什么！看一眼您的脚下，您的脚下就是深渊。”
这并非一种失控的愤怒之爆发，而是一种“捍卫真理的狂热”，一种试图夺回作者灵魂的尝试。别林斯基仍希望果戈理能认清其错误，用新的杰作来将功补过。他试图说服果戈理：“俄国的救赎不在于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或虔信主义，而在于文明的进步、教育和人道价值。她需要的不是布道（她已经听得够多了！）或祈祷（她已经听得厌烦了！），而是在泥泞中跋涉了数个世纪的人类尊严的觉醒。”他继续说道，俄罗斯人民有许多积极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包含着［他们］未来伟大历史的萌芽”，但是，除非消除有损人类尊严的前提，否则这巨大的潜力便难以显现。
别林斯基死后，《致果戈理的信》的非法抄本在俄国广为流传，唤醒并鼓舞了反政府的情绪，直到1905年之后，此信全本才获准合法发表。
与迈科夫之争
别林斯基的西方主义的一大特点，在于他强调个性解放与现代民族在摆脱“自然直接性”的束缚中诞生这两者间的密切联系。他对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文学评论家瓦列里安·迈科夫（Valerian Maikov/Валериан Майков，1823—1847）的一篇文章所做的愤怒回应，便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迈科夫在文中认为，个人的解放就意味着民族特征的逐渐剥离。
见本书第九章。 迈科夫：《批评试作》（V. N. Maikov, Kriticheskie opyty）（圣彼得堡，1891），第389页。迈科夫是俄国最早的前实证主义者之一，他并未经历过对辩证哲学的迷恋，而这也是“多余人”一代的共同经历。他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成员，但他更相信科学的益处，而非傅立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者”与“经济学家”（即自由政治经济的代表）之间的争论中，他倾向于支持后者。他称别林斯基为“半浪漫主义者”，未受过清晰的逻辑推理训练。他尤其认为，别林斯基在民族性问题上前后不一，缺乏逻辑。他本人也相信，普世价值所赋予的自主个性的理想与民族特征并不相容。他写道：“只有一种真正的文明，一如只有一种真理和一种善，因此，一个特定民族独特的文明特征越少，它就越文明。” “民族性”暗示个人对群体的服从，群体的性格由外部因素决定，而个性的成熟则依赖于个人的自主性。
这一推理的困难之处在于，需要解释那些被解放的伟大个体的思想如何在大众之间传播，并推动大众向进步的普世理想迈进。迈科夫认为，这种思想运动是少数精英的事业，他们代表这个民族中积极的、进步的部分。参与1840年代思想大讨论的人士或许可轻而易举地将迈科夫所谓“积极的少数人”等同于彼得改革后出现的西化的“上流社会”，而“被动的多数人”则显然就是被斯拉夫派理想化了的普通民众。因此，迈科夫的定律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西方派观点的普遍化，即这一“上流社会”在俄国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别林斯基也认同这一观点）。然而，由于没有像别林斯基那样辩证地理解这一过程，迈科夫将其视为一项普遍有效的规律，并将克服直接的民族特殊性与消除民族性混为一谈。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29页。迈科夫的这些观点是在一篇关于柯尔佐夫诗歌的长文中表达出来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与别林斯基的一场隐在争论。后者反应激烈。别林斯基在《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明确表示，他绝不同意“这位人道的世界主义者”的观点（他没有点迈科夫的名）。他写道：“民族性即人类的个体。没有各个民族的民族性，人类就将是一个毫无生气的抽象概念，一个没有内涵的单词，一个毫无意义的声音。在这一方面，我倒宁愿加入斯拉夫派，而不愿与这位人道的世界主义者为伍，因为前者即便犯错，他们也会像活生生的人一样犯错，而后者即便发出真理的声音，听起来也像是某种抽象逻辑的显现。”
别林斯基的声言引起了他一些朋友的警觉，他们怀疑他会屈服于斯拉夫派的影响。事实上，在与迈科夫争论时，别林斯基只是在捍卫他于1840年代初在那些关于民间诗歌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他当时即明确表示，他既反对主张无内容的形式的“民族主义者”，也反对“无差别的普遍性”的支持者，后者试图让普遍内容脱离民族形式。别林斯基认为：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0卷，第31页。少数人永远代表多数人，无论在积极意义还是在消极意义上……至于伟人，他们也首先是他们国家的孩子，伟人永远是民族的，一如其人民，因为他们之伟大，恰恰因为他们是其民族的代表。天才与民众之间的斗争并非人类性与民族性之间的斗争，而只是新与旧之间、思想与经验主义之间、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斗争。民众总是将习俗当作生活的基础，他们会把他们习惯的一切视为合理的、公正的和有用的。民众热情地捍卫旧东西，可在一个世纪之前或更短的时间里，他们也曾将这些东西当作新事物予以反对。民众对天才的抗拒不可避免，这就是民众对天才的测试。
见本书第173页。对这场争论的分析表明，别林斯基和迈科夫至少在区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他俩均认为民众是一种保守力量，并相信进步系由个人完成。在这一问题上，别林斯基不时有些疑虑，但他从未放弃西方主义立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迈科夫已去世），在与斯拉夫派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与萨马林的文章《论〈现代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有关） ，他明确拒绝斯拉夫派以及赫尔岑和巴枯宁均支持的“对人民的神秘信仰”，赞成毫无保留地确认杰出的个人和有文化的精英对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资本主义之争
西方派强调西方影响在俄国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并希望这一进程持续下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缺点已在西欧进步界得到广泛讨论和批评。别林斯基本人的观点可最好不过地被界定为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信仰和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厌恶这两者之结合，外加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模糊的、不明确的信赖。这种混合并不奇怪，任何一位生活在欧洲落后地区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在关注那些更发达国家中所发生事件时，都会发现他很难成为资产阶级的辩护者，他一定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对受压迫大众的愿望表达同情。
他在文中写道：“人民就是孩子，但这个孩子会长大，会成为一个身强体壮、智力健全的男子汉。痛苦教给他理智，并让他看清真正的构成……他还很羸弱，但他孤身一人保存着民族生活的火焰以及那在‘文明的上流社会’各阶层中早已熄灭的对信念的新热情。”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8卷，第173页。别林斯基就在评论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文章（1844）中表达了此类同情。 不过，他的思想立场却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复杂起来，即在俄国，对资产阶级的批评和对普通民众的信仰原为斯拉夫派特权，因为斯拉夫派摧毁了仿照欧洲方式重建社会的信心，因此似与西方主义水火不容。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385页。1847年5月初，别林斯基出国治病，他此时对资本主义问题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他自下西里西亚的萨尔茨勃鲁因写信给鲍特金，说他如今首次明白了“贫民化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单词的可怕含义”。与此同时，他开始批评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片面评价，尤其是路易·布朗的观点，别林斯基当时已开始阅读布朗的《法国革命史》。他在1847年7月给鲍特金的信中写道：“对于布朗而言，自创世以来，资产阶级就一直是人类的死敌，他们始终在密谋反对人类的幸福，然而，他本人的著作又证明，如果没有资产阶级，就不会有他如此热衷的那场革命，资产阶级的一切成功均是他们理应获得的成果。”
鲍特金：《安年科夫及其友人》（V. Botkin, P. V. Annenkov i ego druz’ia）（圣彼得堡，1892），第525页。当别林斯基于1847年7月抵达巴黎时，他身在那里的俄国朋友们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激烈讨论已达到高潮。赫尔岑和巴枯宁无保留地反对资产阶级，认为俄国的未来取决于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无阶级属性的。另一方为萨佐诺夫和安年科夫。赫尔岑在《玛丽尼大道来信》（刊于《现代人》杂志）中阐述的观点，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的西方派中引起极大恐慌。赫尔岑最坚定的对手是瓦西里·鲍特金（Vassily Botkin/Василий Боткин，1811—1869）。鲍特金是商人之子，1840年代曾为斯坦凯维奇小组成员，他当时提出“实践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概念，主张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铁律”取代黑格尔的世界精神（Weltgeist）。他在1846年写道：“重要的不是攻击现存状况，而是找出原因。简而言之，要去发现在工业世界中起作用的规律。” 鲍特金将这一原则应用于俄国，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结论：“但愿上天赐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448—449页。别林斯基对资产阶级法国的局势所做出的直接反应与赫尔岑并无差异，但回到俄国后，他有时间对自己的片面谴责进行重新思考。他强调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并仔细区分“必须与之作战、将其作为当代法国之瘟疫或霍乱的大资本家”与其他中产阶级。他承认，工业不仅是万恶之源，它也是社会繁荣的源泉。 后来，在去世前夕，他在给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
指巴枯宁。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全集》，第12卷，第467—468页。法国的整个未来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一切进步均取决于它，人民只能在其中时而扮演被动的辅助角色。在我当着我的一位好友 的面说俄国需要一个新的彼得大帝时，他说我的这一观点是异端邪说，并坚持认为人民必须管理自己的事务。一个多么天真的、田园诗般的想法啊！……我这位好友还试图让我相信，上天会保佑俄国免受资产阶级的伤害。但是如今，显而易见，只有当俄国的贵族阶级转变成资产阶级时，俄国内部的公民发展进程方能开始。波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个国家，资产阶级并未充分享受到其各种权利。
不过，别林斯基的观点与鲍特金和安连科夫观点间的相似只是表面上的。别林斯基与资产阶级和解，因为资产阶级代表了历史必然性的特殊走向，他之所以接受资产阶级，并非源于自发的同情，而是为了避免被人斥为堂吉诃德式的主观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巴黎曾对赫尔岑和巴枯宁表示支持，但回到俄国后，当他面对沙皇俄国的悲惨现实，他却改变了主意。他开始坚信，俄国的社会主义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因为俄国还必须经历西欧走过的漫长的急剧变革之路。由于俄国的落后，民众大多是受宗法制束缚的消极农民，其中很难形成无产阶级的内核，或出现一种力量，能够建立起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体制。别林斯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内部矛盾以及其过渡性质，但他显然也清楚，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要优于尼古拉一世时期的半封建的俄国。这一清晰的意识以及他一贯的渴望，即渴望看到俄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来完成西化进程，正是别林斯基西方主义的积极方面。普列汉诺夫强调过这一点，他写道，别林斯基具有“社会学天才的直觉”，他对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
第二节 自由西方派
我们使用政治分类法，可称别林斯基的西方主义为民主派，并称安年科夫和鲍特金的西方主义为自由派。在1840年代，这种分野尚不明显，直到1860年代，两派阵营才逐渐清晰，激进的民主派（别林斯基传统的追随者）代表民众利益，而自由派则支持不会影响到贵族特权地位的有限改革。别林斯基在世时，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他们的宗教态度（西方派中的自由派拒绝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无神论）、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别林斯基同情雅各宾派，格拉诺夫斯基则谴责雅各宾派），以及他们的艺术观（自由派支持“为艺术而艺术”，以别林斯基为首的民主派则要求艺术介入社会）。这些差异尽管时而会引起愤怒、痛苦的争吵，但它们并未破坏双方共同的政治目标意识。
季莫费伊·格拉诺夫斯基
季莫费伊·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vsky/Тимофей Грановский，1813—1855）是1840年代自由派西方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曾为斯坦凯维奇小组成员，并任莫斯科大学欧洲史教授。
赫尔岑：《往事与沉思》，第2卷，第245页。格拉诺夫斯基的影响与其说源自其著作，不如说源于他与受众的直接接触。他对西方主义事业的最重要贡献，即他于1842年在莫斯科大学开设的一门面向公众、很受欢迎的中世纪史讲座。赫尔岑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把讲堂变成了客厅，变成了上流社会的聚会场所。”第一堂课结束时，大家自发地热烈鼓掌，女士们和“脸颊红润的年轻人”失声痛哭，会场回响着“经久不息的掌声，热烈的欢呼声，人们纷纷冲向讲台，与演讲者握手，索要他的肖像”。
格拉诺夫斯基的演讲就内容而言显然是反斯拉夫派的，这一点并未逃过斯拉夫派和官方民族性的拥护者们的注意，他们急忙做出反击，试图以舍维廖夫关于俄国古代文学的讲座来冲抵格拉诺夫斯基的影响力。
在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格拉诺夫斯基和别林斯基一样，集中火力批评了斯拉夫派对普通民众的理想化。他写道：“一个大团体提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间传统标准，将其上升为一种绝对正确的人类理性之表达。”格拉诺夫斯基认为，这一倾向受到了德国浪漫派的启发，它对科学或社会关系方面的任何进步迹象均怀有敌意：
格拉诺夫斯基：《格拉诺夫斯基文集》（T. N. Granovsky, Sochineniia）（莫斯科，1900），第455页。民众就像大自然或斯堪的纳维亚的雷神托尔那样，都具有轻率的残忍或轻率的善意。他们在历史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的重负下变得冷漠，只有有思想的个体方能摆脱这些重负。民众借助思想的力量实现个体化，这才是历史进步的本质。历史的目的即道德的、开明的个体，一个能摆脱外部决定论的宿命压力的个体，历史的目的即是以这样的个体为基础而建立起的社会。
这段引文强调自主的个性，主张人摆脱“直接性的决定论”，这无疑表达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所阐述的西方化的历史哲学之精髓。另一位自由派西方主义者则把这一命题用于俄国历史，他便是格拉诺夫斯基的朋友和弟子、年轻的莫斯科历史学家康斯坦丁·卡维林（Konstantin Kavelin/Константин Кавелин，1818—1885）。
康斯坦丁·卡维林
卡维林的《古代俄国司法关系一瞥》一文与别林斯基的《1846年俄国文学一瞥》一同发表在《现代人》杂志1847年第一期上，此文完全可被视为“西方派政党”的真正宣言。别林斯基也对此文印象深刻，甚至称之为关于俄国历史的首次哲学阐释，不惜以此压低他本人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之价值。
卡维林在其文章中阐释了如下论点：俄国的历史进程就表现为，以亲缘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的群体关系将逐渐被以政治立法和司法立法为基础的制度所取代，个体也将相应地摆脱传统的父权制束缚。这涉及物质民族性的消解和精神民族性的逐渐生成，物质民族性依赖于一些外在的、僵化的形式，而精神民族性是民族存在的一种特殊道德属性，而不仅仅是外部的具体特征问题。这一进程在彼得改革时达到高潮，卡维林对愤怒的斯拉夫派宣称：“直到18世纪，俄国始有精神和道德层面的生活。”
卡维林：《卡维林文集》（K. D. Kavelin, Sobranie sochinenii）（圣彼得堡，1897），第1卷，第58页。彼得大帝这个人物自身便表明，个人在俄国已挣脱直接的、自然的、纯粹的民族决定论的枷锁，他获得了绝对权利，凌驾于一切之上。无论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在治国理政中，彼得均象征着俄国历史上个人原则得以确立的第一阶段业已完成。
萨马林：《萨马林文集》，第1卷，第39页。为回应卡维林和别林斯基发表在《现代人》杂志同一期上的两篇文章，尤里·萨马林在斯拉夫派刊物《莫斯科公国人》上刊出一篇题为《论〈现代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的论战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萨马林指责卡维林将个性等同于西欧的个人主义，未对农民村社与族亲群体这两者加以区分，并夸大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正面作用。尤其令萨马林感到愤怒的是，卡维林竟试图为伊凡雷帝恢复名誉，称伊凡雷帝对大贵族开展的残酷斗争只是一种持续的努力，目的在于用个人的功绩来取代世袭特权。萨马林认为，俄国历史的意义不在于个性原则的发展，而在于基督教群体原则的留存，正是后者如今引起了西方的关注。为证明这一点，萨马林提请读者注意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巴黎的演讲，密茨凯维奇的演讲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斯拉夫问题的兴趣：“为了回应他雄辩的声音，许多人的目光，其中也包括乔治·桑的目光，都转向了斯拉夫世界，将之视为一个村社世界。他们关注我们不仅仅出于好奇，而且还带有某种同情和期待。”
对卡维林和别林斯基两人的俄国历史观的考察表明，他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他俩均相信，俄国的历史进程在本质上就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合理化来解放个体；他俩均认为，各个民族均由自然直接性阶段发展至完全现代的“精神”民族性阶段。但是，卡维林特别强调司法机构和国家机构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中央集权化的莫斯科公国的出现就是俄国社会关系合理化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因此也是个性摆脱传统枷锁获得解放的决定性时刻。这一观点最初源于卡维林对16世纪莫斯科公国专制体制的阐释，他将之视为黑格尔所谓理性国家。后来，此观点发展成为俄国史学中“国家主义”学派（“etatist” school/«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школа）的一个基本命题。该学派的一大代表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谢尔盖·索洛维约夫，他认为在俄国，国家始终是社会的主要组织者和进步的主要代理人，他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在未来仍将决定各种改革的性质及其实施方式。
鲍里斯·奇切林
“国家主义”学派的主要理论家是鲍里斯·奇切林（Boris Chicherin/Борис Чичерин，1828—1904），他是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也是19世纪下半期右翼贵族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奇切林是格拉诺夫斯基和卡维林的学生，也是一位黑格尔主义者，他与1840年代的黑格尔时期有诸多关联（尽管其主要活动开展得稍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讨论他的哲学著作，目前我们仅对他作为一位西方派的地位稍做概述。
奇切林所阐述的西方主义是一种混成物，其中既有黑格尔式的强国崇拜和司法秩序，也有萨伊和巴斯夏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立场使得奇切林既可以捍卫俄国专制体制的历史作用（与卡维林一样，他也使用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来进行阐释），同时也支持资本主义和公民权利。他认为，国家机构的弱点以及统一和保卫俄罗斯领土的要求，是导致16、17世纪莫斯科公国不得不剥夺各阶层成员个人自由的原因。在政治权力得以巩固之后，这一进程便出现逆转，从解放贵族开始［《贵族自由宣言》（1762）］，这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农民的解放，并给予更多居民以公民权利。通过这种方式，奇切林确立了自由主义措施的历史合法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也主张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并由国家的合法政府指导，因为改革的成功，其实还有改革的启动，均取决于国家的稳定和强大。
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但它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村社的自我管理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机制，它使中央政府得以控制村庄。因此，在1860年代，卡维林（不像奇切林）主张保留村社。他认为，村社减缓了农业的发展，但同时它也像一个护身符，保护农民免受社会动荡之苦。奇切林追随黑格尔，对国家和社会做了严格区分，但他倾向于将所有社会纽带均解释为契约纽带。他关于乡间村社起源的理论得到广泛接受，他认为，现今的俄国村社与原始的父权制族亲组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现今的村社出现于16世纪，并非普通百姓的“有机”产物，而是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人为产物，国家希望简化其财政政策，其手段即强迫村民接受关于各种税赋的集体负责制。
1856年，这一令斯拉夫派大为光火的观点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斯拉夫派的刊物《俄国恳谈会》，另一方为《俄国导报》。这场争论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其基本议题即乡间村社究竟应继续运作，还是应与农奴制度和苦役一起被废除。奇切林自然是村社的坚定反对者，他认为，并且直到生命的最后都一直在反复论证，农民村社作为一个机构阻碍了经济法律的正常运作，形成一个国中之国，是俄国持续西方化的最大障碍。
作为一名政治家，奇切林对斯拉夫派的敌意要稍弱一些，至少远低于他对民主反对派，尤其是革命运动的敌意，而他在一些实际问题上与斯拉夫派有很多共同点。他的职业生涯为俄国贵族自由主义的演进提供了一个良好范例。格拉诺夫斯基和年轻的卡维林曾与别林斯基关系密切，但奇切林尽管是他们两人的学生，却对别林斯基传统感到陌生，并积极反对别林斯基传统的延续者们。
本章涉及作品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彼得大帝之作为》（“The Deeds of Peter the Great”/Деяния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文章
——：《文学的幻想》（“Literary Reveries”/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ечтания），文章
——：《致果戈理的信》（“Letter to Gogol”/Письмо к Гоголю），书信
亚历山大·普希金：《叶夫盖尼·奥涅金》（Evgeny Onegin/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诗体小说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Song of the Merchant Kalashnikov”/Песня о купце Калашникове），诗歌
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苦命的安东》（Anton the Unfortunate/Антон-Горемыка），小说
伊万·屠格涅夫：《猎人笔记》（Sportsman's Sketches/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小说集
尼古拉·果戈理：《与友人书信选》（Selected Passages from Correspondence with Friends/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书信集
——：《钦差大臣》（The Government Inspector/Ревизор），剧作
——：《死魂灵》（Dead Souls/Мертвые души），小说
尤里·萨马林：《论〈现代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On the Opinions of the Contemporary” / О мне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文章
亚历山大·赫尔岑：《玛丽尼大道来信》（Letters from the Avenue Marigny/Письма из Avenue Marigny），书信集
康斯坦丁·卡维林：《古代俄国司法关系一瞥》（“A Brief Survey of Juridical Relations in Ancient Russia”/Взгляд на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быт древней России），文章
《贵族自由宣言》（The Manifesto on Gentry Liberty/Манифест о вольности дворянской），宣言
亚历山大·科舍廖夫：《俄国恳谈会》（Russian Conversation/Русская беседа），期刊
谢尔盖·格林卡：《俄国导报》（Russian Messenger/Русский вестник），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