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应对病毒和流行病

我们正在控制并抑制病毒的蔓延，对于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病毒，我们基本已产生抗体，具有遗传保护或免疫力（即有价值的缺陷）。药物和疫苗也能提供帮助，但对一种随机进化的病毒来说，它们就像运动中的靶子，而疫苗的研制与生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疫苗接种并不是政客们提出的灵丹妙药，因为它们的效果可能只是暂时的，或者适得其反。同样，身体防御机制可能会集中对付疫苗，因此难以有效地应对病毒的新变种。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抗流感疫苗并没有根除流感。疫苗对某些人有效，而同样的毒株也会导致其他人患病。我并不是在批判疫苗接种，但这的确是我们在处理一个非常复杂且不断变化的问题时所面临的现实。

积极反对疫苗接种者指出，疫苗的开发极其复杂，有可能引发更致命的病毒变种和浓度。我们也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极端措施加以应对。可能会发生药物事故，样本的长期储存难免会有泄漏的风险。我们的开发与控制无法做到完美。这就是生活，但如果没有冒险的勇气，我们永远不会旅行、探索或开发出任何技术。矿工、渔民、警察、医务工作者的工作都表明，风险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缺乏勇气的人注定要失败。

许多疫苗接种方案可能非常有效，但需要合理实施。当生产或分销出现问题时（例如，因资金不足而重复使用针头），疫苗接种会造成负面影响。病毒不断变化，针对一种毒株开发的疫苗可能在一年后失效（流感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但疫苗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例如通过疫苗接种，人类消灭了天花（两个变种）。尽管如此，出于对药品制造商和分销的利益考量，因此同时（多次）实施疫苗接种，这有可能使幼儿负担过重，直观地看，单独接种疫苗似乎更加合适，因为单独接种可以使疫苗充分发挥作用。

控制感染率是抑制疾病传播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显然这与人口密度、公共卫生和密切接触等社会条件有关。这一点可以用净繁殖率（R0）进行衡量。事实上，这个数据很难估算。原则上来说，如果每个感染者都能感染其他几个人（R＞1），那么病毒就会快速传播并成为流行病。但如果平均传播不到1个人（R＜1），疾病就会逐渐消失。高人口密度和频繁的人际接触有利于R＞1。因此，尽可能实施隔离，这样的策略暂时有效。如果不限制人际接触（例如在现代城市和公共交通中），那么最初的传播在数量上将呈指数增长。例如，如果R=2，则传播模式为1、2、4、8、16等。因此，在高楼林立和四通八达的大都市里，R值会上升。任何减少接触的策略都可以暂时降低R值，但无法消灭疾病。许多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事实。减少公共交通和社交聚会中的人际接触，这种“封锁”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拖延战术。实际上，由此导致的企业倒闭和破产、失业率大幅上升等负面经济影响，可能比疾病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加严重。这当然是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相关问题，因为许多人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他们并没有症状。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减少住院治疗的重症病患是有好处的。但合理的规划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至少在2020年，英国在保护医护人员与因其他疾病入院的患者方面做得相当失败。事实上，在英国的死亡病例中，约10%是因事故等其他原因住院的患者。同样，在英国护理中心的死亡病患中，约30%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患者从医院被送往缺乏隔离设施的护理中心有关。

在对任何疾病传播的估计中，都隐藏着以下问题：①一个人感染病毒后多长时间会出现症状；②一个人被感染多长时间后具备传染性；③已经患过这种疾病的人是否还能传播这种疾病；④是否存在原始毒株或变异毒株的重复感染。每种病毒的每一个变种的模式都会有所不同。

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速度极快，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在小村庄社区，致死率在50%至80%之间，尽管病毒在当地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原因，它一直局限于最初的社区。少数例外情况是前去支援的医护人员被感染。

相比之下，流感不会立即引发症状，人们可以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传播病毒。患者可能会顺利痊愈，但他依然有可能再次感染或被新毒株感染。艾滋病病毒和许多其他类型的病毒携带者会继续存活，并在症状显现之前和之后继续感染他人。请注意，即使经过40年的研究（约有4000万人死亡），人类仍然没有研发出针对艾滋病病毒（逆转录病毒）的疫苗。

因此，面对新冠疫情，政府和医学界的努力都伴随着猜测和恐慌，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确定上述①至④问题的答案。政客们声称自己在应用“科学”，这并非事实，它会造成误导，阻碍我们认识真正的科学。

人们感染病毒后要么建立免疫力，要么死亡，这样就会形成自我限制。许多疾病在儿童中广泛传播，有效地限制了传播对象的数量，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已经建立了免疫。接种疫苗同样可以降低R值。但我们无法对新型病毒估算R值。如果人们可以重复感染，或者持续具有传染性，那么这个数值的估算就更加困难了。此外，对于某些疾病，我们的自然免疫反应可以应对少量的感染暴露，但对频繁暴露完全无效。对防护不到位的医护人员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些人在免疫方面存在基因异常，比如伦敦瘟疫中幸存的埃亚姆村。同样，有些人群则非常易感，死亡比例极高。遗传学是流行病的一个因素，其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隔离政策对每个人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生活都会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还有我们可预测的其他影响，包括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2020年，英国的空气质量大大改善，道路事故减少，流感病例减少。在印度部分地区，道路死亡人数的减少幅度超过病毒致死人数。

相比之下，隔离措施也造成许多不幸的后果，包括人的精神压力增加、企业财务崩溃、对音乐产业潜在的长期破坏、巨额国债以及对世界各地经济的重大影响——300万英国人因此失业。平衡这些因素是一个政治难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只有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才有可能在下一次应对疫情时做得更好。尽管无法确定哪种病毒将导致下一次大流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终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