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因欠饷而死的巡抚——粮饷、官兵和流寇（4）

只是这“罗雀掘鼠”实乃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可崇祯却居然大以为然，周延儒的“罗雀掘鼠四字，深契圣心”，当下竟欣然点头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日缺饷，岂遂至此？！”《烈皇小识》。

 

 

说老实话，部队的将士是在为大明朝和崇祯皇帝卖命，这军饷原本就是朝廷应该发的。这位皇上好像一点都不明白，这些人是在为他守江山。照这君臣二人的说法，朝廷似乎不但不用发军饷，还可以要明军将士们饿着肚子去抓鸟捉老鼠来充饥，然后继续为皇帝和朝廷去打仗。

 

 

再者，这周延儒的诡辩实在出色之至，“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尝少他月饷”，这是说朝廷只是欠饷，并没减少士兵的饷银数目，所以没什么可以鼓噪的，因此鼓噪，其中必然有问题，这矛头便隐隐指向了大批的边军将帅们。谁知道这崇祯竟也大以为然，以为此话“深契圣心”，当真是焉有是理。这皇上、大臣们对战地一线部队的欠饷问题尚且如此态度，那么对其他地方守卫部队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崇祯，或者说大明朝皇上和一部分大臣的这种态度，事实上正是引发明末农民起义，且起义屡镇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既然皇上和大臣们都不觉得不发饷有什么问题，可以要士兵们自己去挖老鼠充饥，那么也就难怪大明朝的官兵要靠抢劫民家而赖以为生了。崇祯朝剿灭农民起义最有经验也最有战绩的两位大臣之一卢象升，对这个问题总结得最为精辟，他在奏章中曾这样说道：“请饷未敷，兵将从贼而为寇，是八年来所请之兵皆贼党，所用之饷皆盗粮也。”《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九·卢象升传》。

 

 

原本西北、西南的农民军，主要是由无组织无训练的饥民、流民组成，基本没有什么军事素质可言。但随着崇祯中期以后大股明军的加入，尤其是大批中下级基层军官的加入，使得他们的军事素质大为提高，原来屡战屡败的不少“流寇”，一下变成了和明军一样有鲜明军事结构和具备标准军事训练水准的部队，故而极为难治。再加上各种其他因素的促成，最终一发不可收拾而颠覆了大明朝。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也比较复杂，故在此仅举一端而已。

 

 

然而“兵将从贼而为寇”，使得明季官兵之害尤甚于“流寇”。官兵们转而为“寇”抢劫百姓，而“流寇”们却打出“剿兵安民”的旗号去争取民心，顿时官匪殊难分清，整个情况已经颠三倒四，这也是一大奇观，实在很叫人哭笑不得。如此情形之下，大明朝又焉能不亡。

 

 

崇祯、周延儒君臣两人的这些言论，读来着实让人无话可说，唯有为舍生忘死抗击清军的袁督师和辽东将士们不但吃不饱、无钱养家，还因讨要拖欠军饷被指责的际遇心酸而已。

 

 

在后来崇祯三年（1630年）让袁督师含冤九泉的罪状中，又有继续说袁督师勾引清军犯北京，乃是企图挟持朝廷以邀功邀钱这一条。而主其事者温体仁，当时与周延儒为一党。“温体仁讦谦益，延儒助之。帝遂发怒，黜谦益。”又有：“初，帝杀袁崇焕，事牵钱龙锡，论死。体仁与延儒、永光主之，将兴大狱，梁廷栋不敢任而止。”《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钱龙锡传》。当时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在《剖肝录》中这样记道：“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枢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玩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

 

 

可见袁督师下狱，固然祸起于清之离间计，但最后勘查九个半月竟依然不能洗冤，乃至以身殉国，实是先因了崇祯好面子死不认错，之下则是因周、温等人与钱龙锡等的权利之争、党争，另外还有一干朝臣、太监因私产被清军所毁等小小私事而迁怒于袁督师之故。数端并发，于是大明朝对清军战事的最后几根中流砥柱之一，就此夭折。

 

 

近代梁启超推袁督师为“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他在《袁督师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则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袁督师之死，崇祯先受敌方离间，过后事实已明但依然拒不认错，以袁督师之死来维护自己的皇帝脸面，当负首责；主其事者温体仁、梁廷栋自然也一样罪无可逃，而周延儒虽然后来也曾上疏救袁督师，但其实是惺惺作态权衡之策，并无真想救他的意思，不过是摆个架子以免遭忌，二则其时他正开始与温体仁等辈争权夺利，故以此为器用耳，他当然是难辞其咎的。

 

 

不过待得后来，这周延儒自己竟一样死在了清军犯京这件事上，而罪名之一居然也是“受贿纵敌”，这可真有点天道循环、报应不爽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