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9）

其二，崇祯二年之“己巳之变”，实因后金于“丁卯之役”解除了东面朝鲜之威胁，其后又绥服了漠南蒙古，解除了来自西面之威胁，并打通了从蒙古入侵明朝的新途径，局面已非之前入关仅有山海关一条路了。且至此时，明、蒙古、朝鲜对其的三面夹击之态势已经基本破除，经济封锁也不再成立，其生存空间大为扩展，经济和兵力一举得到大幅度提升，在“己巳之变”中大批成建制的蒙古兵马之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己巳之变”和东江主帅之变基本没有任何关系。

 

 

后金从来都很清楚山海关防线极难攻破，宁远大战就是一例。要破山海关，先要破宁远，而要破宁远，必先破锦州，面对关外大批辽东明军精锐，后金很清楚这绝非短期内就可以做到的战略目标。因此其一直在寻求自蒙古过境进攻明朝腹地的新入关途径，这是自天启中就已有的传言，不是什么秘密，如毛帅在天启时期的塘报内就频频提及。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蒙古并不为后金所服，且其中还有相当部分部落是亲明势力及后金世仇，如察哈尔之林丹汗所部等，和朝鲜一起对后金构成了夹击之势，双方不开战就已经不错了，遑论要自其地过境侵明了。

 

 

皇太极登基后，先于明天启七年发动“丁卯之役”，以武力逼迫朝鲜李朝，使之签订了江华和平壤两份盟约，一举解除了朝鲜之威胁。此一役中，毛文龙损兵折将，陆上所部全为后金摧毁，其本人与岛军更是龟缩于诸岛毫无作为。

 

 

皇太极随后又于明崇祯元年，发动了远征漠南蒙古之役，于二月亲征率军攻打敖木轮之察哈尔多罗特部，首战告捷，杀台吉古鲁、获一万一千二百人。

 

 

九月，皇太极再次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此次他以盟主之身份，遣使传谕“蒙古科尔沁国诸贝勒、喀喇沁部落塔布囊等，敖汉、奈曼及喀尔喀部落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会于所约之地”《清太宗实录》卷四，天聪二年九月。。随即蒙古之敖汉部济发琐诺木杜稜，奈曼部达尔汉巴图鲁衮出斯，喀尔喀部诸贝勒，扎鲁特部台吉喀巴海，喀喇沁部汗喇恩喀布、布颜阿海之子台吉毕喇什、万旦卫征、塔布囊马济、贝勒耿格尔及塔布囊，喀喇沁部首领苏布地杜稜等，俱率兵来会。

 

 

九月下旬，皇太极率领满蒙联军大败察哈尔林丹汗等部，一直追杀其败兵至兴安岭，十月中旬，皇太极率大军凯旋沈阳。

 

 

此次漠南蒙古之战，正式确立了后金之盟主地位，成功地使蒙古归附各部对后金明确了臣属关系，“令悉遵我朝制度”《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

 

 

正是因为后金于天启七年逼和朝鲜、于崇祯元年绥服了漠南蒙古大部，基本解除了来自东西两面的侧翼威胁，并顺利打通了除山海关以外进逼北京和内地的第二条路线，因此才会于崇祯二年末发动了自蒙古过境的“己巳之变”。大批满蒙联军绕开了后金此前屡屡碰壁的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自蒙古直扑蓟镇之喜峰口一线，破关而入进逼北京。自此后，后金屡经此路线破关而入为祸内地，此途径成为宁远、山海关防线未破前的清军入关之一贯路线。

 

 

至于东江，在毛文龙死后兵力依然，而且继任者刘兴祚是四协将之一、也是东江实际领导者，其威胁对后金来说，更是远大于毛文龙。

 

 

刘兴祚，辽东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因小罪降后金，更名刘爱塔。明天启二年（1622年），刘兴祚被努尔哈赤任命为位于辽东半岛西半边的金、复、盖、海四州之南四卫总管。皇太极时期后金征朝鲜的丁卯之役中，他是后金的最高谈判代表，出使朝鲜王京与朝鲜国王直接进行了盟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可见其在后金地位之高。

 

 

由这样一个曾在后金为官为军数十年，极其熟悉后金地理、风俗、语言及军政内情的前后金高级将领来负责东江军事，显然远比毛文龙的威胁要大得多。但后金却并不以此为意，依然发动了“己巳之变”，足见东江镇在后金诸人心中没有多大分量。事实上，东江最大的作用乃是靖卫朝鲜，使朝鲜不倒向后金一方，同时作为跳板，方便明朝山东登莱明军能联合朝鲜一起对后金发起军事行动，而朝鲜一旦与后金媾和，则后金东面的威胁基本已告解除，东江最多只能起到骚扰作用，无多大实际意义，如姜氏所言：“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

 

 

此点也能证明“己巳之变”与毛文龙之被杀、东江军事长官之更替没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不然的话，有刘兴祚这种极具威胁的人物存在于对其后方有很大威胁的军事据点里，后金焉能无动于衷。正是因为后金知晓东江之威胁有限，才敢放心南下。而其之前频频全力犯锦宁防线时东江之无所为、不能为，亦足证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