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2）

另外，由于皮岛和后金两方来往均需自朝鲜过境，而朝鲜更需要负责双方使者的起居饮食，因此对双方交往之情形相当清楚。在毛文龙死后，《李朝仁祖实录》说朝鲜方面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之举，“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地方对毛文龙以及“斩帅”事态度之一。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余以为袁崇焕“斩帅”斩得并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亦是偏激过责之论。此外，樊树志先生在其前后数部论及袁、毛公案的著作中，始终对《满文老档》中这些对毛文龙案至关重要的书信不提一字，此举亦显然有失公允。

 

 

二、斩帅是非和“尚方剑”

 

 

但是，袁崇焕“斩帅”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不冤，那是否就可以说袁崇焕在此事上的处置上就无可指责呢？

 

 

显然不可以。

 

 

毛文龙死得不冤，但不一定非要当场诛杀不可，而且就动用尚方宝剑诛杀一品大员毛文龙这一事而言，袁崇焕这样处置的合法性，在所谓的“程序正义”上，也绝非无可指责。

 

 

督师公忠体国，为国为民披肝沥胆，自无待言，然性格过于刚直，甚至可以说偏激，以至处事全无转圜余地，容易激变，却是其个性上的一大缺陷。谢国桢谢老指袁崇焕斩毛文龙是“纯由私人挟嫌”固然不对，但其中确实也有袁崇焕个人性格原因，此亦无须为先贤讳。

 

 

对袁崇焕身上的这个缺陷，明末辽东防线和关宁铁骑的奠基人孙承宗，曾一度大为恼火，并对其进行过严厉的批评。

 

 

孙承宗孙阁老，文武全才武功赫赫，论胆略、学识、才干，于明季实不作第二人想。他经营辽东时，只论拔擢和收归帐下的文臣武将，便皆为当时上上之选。大帅良将如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何可纲、满桂、马世龙等，谋士干吏则有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俱可称一方雄才。他的军事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军事史和兵器史上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正是他，主持编写了《车营百八扣答说合集》，开肇了明朝军队系统研究火器使用理论的基础。在此理论的指导下，辽东部队进而条例化、系统化、规模化地运用火器，最终在袁崇焕手上成就了明季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

 

 

天启二年（1622年），孙阁老以大学士巡边，以为王在晋不足付以封疆事，遂自请督师辽东，时以袁崇焕有担当而倚为左右手。

 

 

然而崇焕上任伊始，就显露了他性格中“果于用法”的一面：

 

 

崇焕尝核虚伍，立斩一校。承宗怒曰：“监军可专杀耶？”崇焕顿首谢，其果于用法类此。《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关于此事来去，孙阁老幕僚、明末军事理论家茅元仪则有着更详细的叙述：

 

 

伍有虚者，崇焕斩其人，兵几变。公怒曰：“杀人片石、未杀不以请，既杀不以闻，其有无激变，帖服不以告，迄今竟不知杀者何人，杀以何事，徒曰奉抚院之令也！监军既可奉抚院之令而专杀，督师又何烦尚方之剑乎！”公所欲炼崇焕之气而大用之者，此也。

 

 

此处“兵几变”一语，可见袁督师当时核虚伍斩其人后果之不测。与此相对应的是，孙阁老在天启二年巡边回来后，在评说关外诸将吏时就这样点评袁崇焕道：

 

 

道臣袁崇焕英发有担当，臣取其志，尚欲炼其气。《熹宗实录》卷二十五，天启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