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3）

农民军是无法议和的，招安也不是没用过，可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往往势穷则降，一旦再度发生饥荒或者官军兵力和防备有所松懈，马上又会复起，是以显然不可能真正地去招安他们。而清军入关，在杨嗣昌等人看来，无非是志在钱财物质，只要诱之以利，是可以让其退出关外的。一旦此计得行，那么明军就可以先聚集全部力量彻底绞杀关内农民军，回过头来再去对付关外清军。

 

 

应该说，这个认识是比较客观也是可行的。可在中国历史上以及充满夷夏大防的道德观中，凡是和外族议和的，大都会被冠以昏君奸臣的名号，是以历来几乎无人敢和外族议和，即使有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最后也还是要想尽办法掩饰，乃至不惜修改史书。譬如贤如盛唐明君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对此极为忌惮。当然了，他们两位做得更过分些，他们是向突厥称臣借兵，这远要比议和来得严重，因此饶是李世民后来灭了突厥帝国，一雪前耻，可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是以唐书本纪之中，绝口不提此事。如果不是李世民在李靖大破突厥后，一不小心说出一句“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而被史官记入了《李靖列传》，只怕后世还不大好断定他们父子曾对突厥称臣过。

 

 

鉴于此，崇祯、杨嗣昌想和清廷议和，也只是偷偷摸摸，决计是不会让人知道的。大明朝后来有个兵部尚书陈新甲，便是因为秉承崇祯的意旨悄悄和清廷议和，但事不密泄露而被杀头的。其实议和还不是他被杀头的真正原因，千不该万不该，他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擅自议和，竟然一口咬定是崇祯指使他这样做的，于是就掉了脑袋。

 

 

倘若他聪明那么一点点，独自把这个黑锅背下来的话，我想他的脑袋也许还不致于搬家。

 

 

再说杨嗣昌，这个人虽然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但目光比较短浅，为人行事急功近利又不太愿意挑担子。譬如他为了在短期内剿灭农民军，提出每年加征饷银的额度多达九百二十余万两，此实为饮鸩止渴，竭泽而渔之举。因为这个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在崇祯十三年的旱灾之年，饥民们再次揭竿而起，形成了又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他有相当的军事能力，能居中策划，但却不是个好的领军统帅，因为他很明显地不愿意负责任，所以事事都把崇祯请出来，以避免自己受责。《明史》这样记载道：“嗣昌据军中报，请旨授方略，比下军前，则机宜已变，进止乖违，疆事益坏云。”

 

 

另外，杨嗣昌的心胸狭隘，报复心极强，往往因为私人意气而不顾大局，甚至不惜诬陷杀害忠贞之士。不过这在明季相当普遍，往往只要政见不同就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也许是个源自党争的士人通病。当时有位编修杨廷麟，对他处处刁难卢象升，意图置卢象升于死地的做法实在看不过眼，就上奏道，“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秉成，宗泽殒恨。国有若人，非封疆福”，以南宋主战的忠臣李纲、宗泽比卢象升，以奸臣奸宦耿南仲、黄潜善来分别比杨嗣昌和高起潜。

 

 

此处，先得为杨嗣昌说句好话，他虽然人品不怎么地，但他坚持不两面作战的策略，应该说是客观的，也是当时当地的最佳策略之一。而杨廷麟和卢象升虽然忠心耿耿，在此问题上却不免失于迂腐，他们简单地把议和等同于奸佞甚至卖国行为，显然，他们在此混淆了道德和战略决策的界限，把道德观混杂到了纯粹的军事与政治的战略决策中。

 

 

不过，这也怪他们不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战略和军事第一，而是道德第一的，李陵之于汉武就是最好的例子。

 

 

李陵以数千战士独行大漠，力抗十万匈奴，杀伤数万，力尽被擒。《史记》曰其时“陵败处去塞百余里，边塞以闻。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在这里，汉武的意思很清楚地甚至连一点掩盖也没有地赤裸裸地表达了出来，他希望李陵能为他“死战”。

 

 

于是，仅仅因为后来李陵没有战死，他那以数千人对抗十万匈奴的全部功绩和无奈，便被一笔勾销了，而汉武因此产生的怒气，则足以使得此前来报信说李陵勇猛深获士卒欢心的陈步乐就此自杀。

 

 

从战争和军事角度看，李陵身为一个帝国军人，他尽力也尽职了，而且还做得非常之出色。但他的“污点”，仅在于他没有死，于是他的个人价值就已完完全全地被淹没了。因此，他注定就要被后世的道德“楷模”们所唾弃。

 

 

与此相仿，中原历代皇朝在“战”还是“和”的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标准，这标准是以道德和夷夏大防等等为第一要务的，而不是以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胜负为界定标准。谁要是想和异族议和，那么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将被后世所唾弃，无论这个议和是不是权宜之策，甚至是不是政治、军事上的欺诈行动，都非常容易被冠以“奸臣昏君”的封号，最后钉上历史“耻辱柱”供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