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8）
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8）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在毛文龙皮岛军营的辕门外被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阔科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另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首次提到后金来人谈判是四月二十八日，而且只说了三月十一日的阔科与马秀才，对此前所有来往一概不提，此后更是再无提及与后金来往谈判事，这显然是有意欺瞒北京朝廷及辽东、登莱军事主管机构。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子辑录时删去了有关塘报。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此开始的时间线索及此一时期涉及的各方人物。
首先是毛帅于四月二十八日塘报中首次称三月十三，后金派马秀才及可可，也就是阔科等五人前来和谈，其派马秀才回去诓骗后金“大海”者前来，留阔科等人在营。
四月十三日，朝鲜官员郑忠信报朝鲜国王曰，有“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可知所来后金使者全部回去了，未有留皮岛者，毛帅塘报撒了谎。
朝鲜《乱中杂录》载，五月“初四，毛帅接见曲虎，由旱路率兵三百名还铁山，胡差六名自麟山乘船直送椵岛”，可知阔科一行于五月初四日复回皮岛。
五月初六日，毛文龙塘报说三月十三日来的后金使者共六人（与四月塘报所说共五人明显不符），其中马秀才因民愤太大，才出营门就被岛民群殴至死，所以只有四名后金使者送京。但其未说明事件发生时间。
五月初七日，毛文龙两封塘报同时发送，与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饷司黄中色分别打起了官司，谓杨国栋污蔑自己“叛逆”云云，并指责杨国栋靠通内监升官，乃魏忠贤余孽；谓黄中色核查兵数不实，昧良心甚矣等。
就这个时间线索而言，王子登此前的陈述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
因为王子登说“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被其途中滥杀之逃难辽民幸存者发现，即后金使者于五月初四到皮岛，次日也就是五日事发，然后马秀才等被黄中色抓获。而毛文龙随即于六日具奏了有关马秀才被杀之塘报，七日对黄中色和登莱总兵杨国栋写塘报发难。
单从时间上看，王此说就完全符合朝鲜及毛帅两方记载，其可靠性显然高了很多。
联系毛帅与后金书信中说的黄户部及山东明军已对其起疑，频频于海上巡查并有上岛盘查之事，而我们又知道朝鲜方面有将后金使者来岛之事密告黄中色，而抓捕使者后仅一天，毛帅又对登莱总兵杨国栋及黄中色双双发难，据此几端而言，这起事件上毛帅之说最不可信，其真相当或是如王子登所说的那样是纯粹的偶发事件，或是因黄中色等人闻知后金有人前来皮岛的消息而设计了抓捕行动。而从毛帅随即于七日就同时对黄、杨二人以塘报发难来看，显然黄中色在皮岛期间是?大得罪了他的，这很难不叫人把这两事联系在一起看待。
同时在户部官员或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也无法再继续回护阔科等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抢先动手杀了会满、汉语言的马通事灭口。盖因《熹宗实录》有登莱巡抚武之望一疏内曾道：
窃以为诸夷言语不通，生死出入一凭之通官之口，而通官转换支吾，若此则真与假，降与擒都无从辩，若不别觅通事，细加研审，则诸夷至死盖不知其所以然矣。查登镇素无解东夷语者，臣等不能辨其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