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按照崇祯及兵部要求进行的汰兵、整治防务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一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另有一些大臣以及民间人士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

 

 

但到了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之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明季北略》卷五。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事乃明季辽东战事中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和所牵连的问题，以及其中的是非曲直，不可谓不大、不多。譬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明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颇有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乃至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谢老道：“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及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著，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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