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13）

“英发有担当，取其志”而“尚欲炼其气”以致大用，这就是孙阁老对袁督师的点评和期许。作为袁崇焕的直接提拔者和顶头上司，孙承宗对袁崇焕的这一观感，应该说是极中肯的。

 

 

督师“果于用法”，而容人不及阁老，亦是当时将帅对其之时评。后来抚定皮岛军哗的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多有论者对此人误解颇多），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为督师下狱被杀而公开抱屈者，也是袁督师入卫京师时的军中将领之一，然其亦道：

 

 

公（孙承宗）能知人能用人而尤能容人，勿论内地、辽人废弁溃卒而皆能收之为己用，或其人有可疑而示之以不疑；或彼来行间，而即因之以用其间，凡此之类则袁督师有所不及也。《边事小纪》序。

 

 

应该说这些评价，都是相当公允的。

 

 

至于毛文龙者，固然桀骜不逊不受节制，其行亦足可论死，但也不是非要当场斩杀不可。

 

 

首先，袁督师以寥寥无几之护卫赴岛擒杀毛文龙，而毛帅之群下不敢动，由此可知若督师擒之而去，则其部下更当投鼠忌器，短期内当不至有什么失控之举，因此未必定要当场斩杀毛帅。也就是说，当时缺乏杀毛文龙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擒之乃至“请”之离岛亦可。

 

 

其次，我们现在知道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且谋叛，乃是因为看了后金的皇家秘档才知道的，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当然可以说他通敌证据确凿。但在当时情形下，督师即使自降人（譬如刘兴祚）处得到毛文龙暗通后金之消息，也不能算证据确凿，更无法藉此为凭而定毛帅叛逆之死罪，所以在他用来斩帅的“十二罪”里，通敌这一项就说得比较含糊，并没有十分明确。在此等情形下，督师以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以急迫性和必要性而言，固然无需如此，在通敌一项的证据上，也确实稍嫌不足，故而督师如此处置确实有所失措。但如果看他为监军时“核虚伍，立斩一校”而“果于用法”的作风，则可以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再次，在杀与不杀之间，未必没有可以权衡的利弊。

 

 

毛文龙官居一品兵镇海外，虽然按大明律，在“八议”之“议贵”、“议功”之列，通常情况下，有死罪也可免之，要动他需要“实封奏闻请旨”才能判罪。然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成化年间有上命道：

 

 

凡罪在八议者，实封奏闻请旨，惟十恶不用此例。

 

 

如此说来，则袁崇焕“斩帅”所用之“十二罪”，于“无赦”的十大恶内，至少符合两条：率军劫掠山东之行、“牧马登州取南京”之语，属十恶之“内乱”及“大不敬”之列；至于“不道”一条则亦毋庸多说，随便都可以抓出几个事例来，如《崇祯长编》中云其“屠戮辽民，残破高丽，扰登莱，害客商，掠民船，变人名姓，淫人子女”等等，而这些问题，每一条均可自朝鲜以及明、清两方等处找到相当多的记载。所以曾有人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有违“八议”之例，这点是肯定谈不上的。以《明史》所载之无赦十恶罪名来看，督师以十二罪杀之，不能算违“八议”之例，因此就此条论，说督师不得。

 

 

只是毛文龙虽然有可杀之罪，但如果将其押回宁远，置于督师和宁锦镇之监督下或移镇锦州，挟文龙以令皮岛，就当时情形而言，应当胜于就地格杀。无论如何，毛文龙在开镇皮岛的前期，对明朝是有相当贡献的，其个人也有相当的能力，对皮岛和辽东半岛相当部分部队和百姓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即使如后来的辽东一流战将祖大寿、赵率教等，不说官职尚不能与其相提并论，到他们担纲辽东战局时，他们在辽东的影响力，只怕也只是与毛文龙相当而已。而在当时的皮岛等地论，更可说显然有所不如，毛文龙是那里当然的领袖人物。因此如果挟文龙而令皮岛，无论接下去要进行移镇还是整编，对皮岛以后的发展，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不过这样的做法，却需要顾虑毛文龙在京师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旦真掀起一场风波，是很容易导致反噬的。所以有可能在督师看来，既然他已经成了辽东整体战略部署的拦路虎，又有反叛之迹，而捉拿之后更有反噬的可能，还不如杀之一了百了。这，很有可能是督师斩帅时不能说出口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毛文龙抓回来之后能处置成什么样是一回事情，可以不可以抓回来处置，则又是一回事情。而且不论抓回来处置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只凭袁崇焕当时有能力有可能将毛文龙带回宁远或者京师问罪，就可以说他当场“斩帅”这一举动，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有所不足的，严格地说，还是不合法的。

 

 

樊树志先生曾在其讲座《王朝的末路——崇祯十七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袁崇焕得到皇帝的尚方宝剑，这个尚方宝剑的意思就是可以先斩后奏，先斩后奏就是凡是在你管辖的领域里面，不管哪一级的官员，你可以先把他处决，然后报告皇帝，袁崇焕就是利用他这个特权先斩后奏，处决了毛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