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3）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焕评传》里作如此说：

 

 

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此说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师在辽东兵将心目中的地位，却是无疑的。果真如此，则祖大寿、吴三桂等人确实未必有机会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可做一叹。

 

 

再说回来。

 

 

且看当时在袁督师下狱，在如此群情激奋及伤心失望的情况之下，辽东兵将们还是没有内讧反叛，仅仅是退回了关外，就可知他们此刻乃是怀着对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极度失望之心，抱着远离是非之地的念头奔回锦州的。他们还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祸，只是不想被冤杀而已。这些辽将辽兵当时确实都还没有起二心，他们在这个时候，依然还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长城。

 

 

其实袁督师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经安排侯世禄、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断后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关宁军大股主力就将赶到。如果他不下狱，届时合京畿附近及京师大营、满桂、马世龙等部兵力，倚仗地利、人和还有北京城这个最坚固的据点发起反攻，重创后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却下了狱，这前后仅仅差一两天，着实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祯皇帝对两天急驰三百里增援北京的关宁铁骑，态度自一开始就有问题。袁督师率军到北京时，只有九千骑兵，其中还有四千人是掉队陆续赶到的，实际同时抵达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后，袁督师请求让部队入城休息，崇祯不准。其中心思，不外两种：第一，要关宁军在城外和清军拼死战斗，所以不给他们进城，断了他们后撤的路。第二，对关宁军不放心，生怕他们对北京不利。无论崇祯是哪种心思，都可以说是恶念。

 

 

关于这些情况，袁督师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为督师申冤上给崇祯的《白冤疏》中记载得最清楚：

 

 

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马废敝，请休息城中来，未蒙俞允，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爰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运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疾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奉有拿禁之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