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袁毛公案——袁崇焕“斩帅”及东江…（5）

皇太极这封书的回信时间，为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十月。另据朝鲜方面的《承政院日记》记载，此年皮岛都司苏万良曾于九月持毛文龙书前往后金处，十月中持皇太极回信返回，因此可知这毛文龙与皇太极在崇祯元年九十月间，尚书信来往谈和。

 

 

然则其中缘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毛文龙主动把前来联络的后金使者抓起来押送北京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于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神田信夫：《“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据神田先生考据，王子登抵达皮岛的确切时间为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并一直在此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信，信中关于此事的本末还比较详细。书中云：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满洲人）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道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笔者注：原文为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泻矣……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一册。

 

 

而在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中，谈及阔科前来联络一事时，先是这样说的：

 

 

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全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唯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复。《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在随后一封信中，毛文龙又道：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毛文龙首次明确谈到了“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一里应外合的叛明大计。

 

 

此后的信中，毛文龙一直坚持阔科等人“误入户部粮船”的说法，又申辩道，自己若是诱骗，又何苦去骗擒这四五人：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满文老档》太宗皇帝第二函十二册。

 

 

按：台湾李光涛先生编辑的《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辑》中，毛文龙此信原件照片上有老满文批注，可知收信时间为崇祯二年三月初一日。

 

 

据此可知，毛文龙至迟自崇祯元年三月起，到崇祯二年的二三月间，还在继续与皇太极商谈“共图大事”，此大事承其前信所示，即是“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这一起兵叛明、夺取明朝关隘和城池的谋划了。这同时也印证了前文王子登书信中所说的“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一语为真。

 

 

合谋夺取山海、登莱，正是毛文龙“欲与汗共图”之“大事”。

 

 

毛文龙于此年六月初被袁崇焕诱杀，距其写此封书信的时间仅三月余。

 

 

关于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一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是有出入的。而这位阔科的被捕，又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归降之事的进程。

 

 

按王子登的说法，是阔科等人在来皮岛途中滥杀无辜，以至上岛后被随后到来的幸存者擒获、指控，而毛文龙不予理睬且释放阔科，试图不了了之，于是幸存者又去了正好前来岛上送钱粮的黄户部处报告，终于导致阔科被擒，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龙杀人灭口。但阔科被押送到北京后，却泄露了毛文龙与后金议和一事，导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

 

 

这里先插一句，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当是王子登的夸张之语。虽然毛帅在其信中已然透露了此刻两家所谈之事：如何里应外合联手攻取北京的前、后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但此刻的明廷，还不知道毛文龙的谋叛之行已到如此深度。

 

 

而毛文龙的说法则没王子登那么戏剧化，相对要朴实些。他没有说及阔科等人滥杀无辜事，不过经过也颇曲折。依毛文龙前一封信所说，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使者阔科和翻译马通事等五人至镇江，于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岛，当时户部官员正好来岛解送钱粮，此事引起了户部官属下人的怀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龙遣旧人三名，带礼物两驮，打算渡海自镇江前往沈阳皇太极处。但此消息被户部官员的下属探知，而毛文龙随即又听说山东和登州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和道官也前来皮岛，毛文龙遂“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明军官员未接纳下属之报告，以为谎言，毛文龙就此过关。毛文龙告诉皇太极这些具体过程，一则当为邀功，二则是为取信，三则大约想表明自己此举所承担的风险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