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0）

二、卢象升、杨嗣昌的“战”“和”生死斗

 

 

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入塞，直犯北京。

 

 

此次入侵，根据《东华录》说，入关两路清军先会师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运河，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回至京南天津卫，共破城三十六，降六，败明军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口，俘虏明亲王一、郡王一，杀郡王五。《清太宗实录》则说俘获人口是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三人，另外夺得黄金四千零三十九两，白银九十七万四百零六两。

 

 

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退回关外。

 

 

明朝在这次战役中损失了大将名臣孙承宗、卢象升，两人双双殉国。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第二名。他虽然是个书生，但却长得极是雄壮，《明史》曰其“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等又说他“铁面剑眉”。

 

 

根据《明史》记载，孙承宗成年后就喜欢行走边关并随时和老兵谈话，“始为县学生，授经边郡。往来飞狐、拒马间，直走白登，又从纥干、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用是晓畅边事”，以获取和边镇有关的全部资料。无独有偶，袁崇焕也有这个习惯：“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也许袁崇焕这个习惯，就是在孙承宗帐下时从他那里学来的。

 

 

孙承宗是明朝的抗清名将，也是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奠基人之一。他经营辽东时帐下名将如云，袁崇焕、祖大寿、赵率教、满桂、马世龙等人均为其所用。不过四年时间，就拓地四百多里，修复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前后练兵十一万，设立十二车营、五水营、二火器营，八前锋后劲营，又造甲胄、器械、弓矢、大炮等军器数百万件，开良田五千余顷，岁入达十五万两，招抚的流、移民更有百万之多，实可谓功盖当时，名震天下。

 

 

若非当时魏忠贤和一群只知道党争不知道卫国的廷臣们阻挠甚至陷害，清一朝很可能在孙承宗手上就被迫降了。说到此处，顺带提一笔，我一向觉得不少东林党人也不是什么光彩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的对手并无二致，因为他们同样对党争和争权夺利的兴趣远大于保疆护国。

 

 

而当时权倾朝野的九千岁魏忠贤，则对孙承宗极其忌惮，甚至害怕到只是因听说孙承宗已经入关而来，就以为是他要来清君侧了，以至半夜三更跑到皇宫里绕着皇帝龙榻大哭不已，搞得那位皇上只好半夜爬起来大开禁门，召兵部尚书连夜入见，赶紧颁下诏书不准孙承宗入朝。

 

 

到后来魏忠贤才知道孙承宗原来只有一人一车，车上带了一床被子，另带随行参谋人员一名，在边境线各处巡视防务而已。

 

 

而大明朝的辽军之能用，实肇基自孙承宗，大成则在袁崇焕。

 

 

崇祯二年，辽东大帅祖大寿率军破山海关东归，也是仰仗袁督师手书以及孙承宗以旧帅之谊相感，并为之设计救袁督师，才能招回关宁军复卫北京，之后孙承宗率领大军逐清军，复关内，接着又击败了蒙古朵颜束不的部的反叛。

 

 

崇祯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清军围高阳，孙承宗时年七十六岁，正在家颐养天年。闻讯率领家人以及乡里上城死守，奈何土城矮薄，又无援军，最后失陷。他叱喝家人各自逃生，欲以身殉国，自杀不及，被俘。入清营后，以苇席铺地望厥叩头，自缢死。其子举人鉁，尚宝丞钥，官生铈，生员鋡、镐，侄子炼，及孙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从孙之澈、之、之泳、之泽、之涣、之瀚，子孙合计十七人，尽于此役力战身亡，满门无一降者。

 

 

孙承宗雄才大略，先因不附魏忠贤而遭抑，后又因朝中党争被杨嗣昌、薛国观等辈所忌，终不能尽展韬略。其人仅在辽东经营四年，便已气象如此，如任以专命由其放手作为，则其功不可测也。

 

 

但他脾气过于耿直，以至于其一门大小战死后，还依然为杨、薛等辈宵小嫉恨，连抚恤之事也要从中阻挠，因此终崇祯一朝亦不得追封，一直到南明时，才被追谥，号为“文忠”。

 

 

孙承宗又著有《车营扣答合编》一书，这是他和军中赞画鹿继善等参谋、将领一起编著完成的一部军事论著。全书分为《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四篇，完善了自戚继光以来的火器、车营等部队编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现代军事色彩的步、骑、炮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军事理论雏形，并明确了火器为主的军事主导思想，这些对明军，尤其是辽军在此后的战术和作战编制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冷兵器和火器更替的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清人著史，独写孙承宗事迹为一传，评其功曰“国是如此，求?危，安可得也”，论其才之际遇则曰“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论纷呶，亟行翦除”，又自诩本朝曰“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其言皆颇为是，读之使人无可奈何甚矣，呜呼，复又为之一叹。

 

 

崇祯十一年明军抗清主帅卢象升的事迹，也是经纬分明，其间没什么疑惑，是以并无其他可解释者。但其殒身之惨烈以及身后所遭际的委屈，却和袁崇焕袁督师一般无二，虽然没有遭受如袁督师那样的千古奇冤，但殒身之惨烈尤有过之，为明季所罕见。又其才略不在袁督师之下，且余以为在明清易代上，他的地位也当不在袁督师之下，故在此复述纪之。

 

 

象升字建斗，宜兴人，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崇祯三年，他一手组建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的“天雄军”。卢象升虽然是文士出身，但却是明季文人中一位罕见的武艺娴熟、气力过人之战将，农民军在与其激战后，因其勇猛过人，不少人称呼其为“卢阎王”。而《明史》亦云：

 

 

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善射，娴将略，能治军……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暇即角射，箭衔花，五十步外，发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