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清军破关和明军抗清将帅之死（12）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的《杨鹤列传》则曰：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杨镐四路师败，鹤荐熊廷弼、张鹤鸣、李长庚、薛国用、袁应泰……将假他事逐之，乃引疾去……七年秋，子嗣昌擢宣大山西总督，疏辞，言：“臣父鹤以总督蒙谴已三年，臣何心复居此职。”

 

 

 

 

据此可见杨镐、杨鹤两人事颇明，杨鹤是杨嗣昌的父亲，且杨镐、杨鹤在政治和权利斗争中还是死对头，魏斐德先生在这里把两个人给搞混了。

 

 

杨嗣昌此人，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军事、政治才干的。

 

 

在任上他曾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法，于崇祯十年到十一年期间成功地压制了各地农民军，致使全国的农民军活动进入了惨淡的低潮期。

 

 

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后，面对关内农民军和关外清军这两大内忧外患，提出了“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方针。

 

 

四月初二日，他呈上了一道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奏折：《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在此疏中，他把农民军视为当前的心腹大患，他这样说道：

 

 

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崇祯对他的这一战略提议极为赞同，一改此前明廷重边患轻内忧的思路，开始把主要精力和相当部分边兵战力投入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事上。自此，明军的战略重心由关外转向大明腹地，打击的重点对象由关外八旗军改为关内的农民军。

 

 

杨嗣昌针对当时农民军活动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

 

 

首先他将陕西、河南、凤阳、湖广这四处农民军主要活动地区划为“四正”，命令此四地方军政长官以剿杀为主，防守为辅；而以此“四正”周边的山西、延绥、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地为“六隅”，专以拦截为主，阻止农民军进入其辖区，在时机有利时也可按部署参加围剿行动。

 

 

在这个计划启动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所部首先于八月在南阳大败张献忠。十月，杨嗣昌在崇祯面前，给自己立下了一份三个月时间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试图一举了却这个“十年不结之局”。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道：

 

 

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于谷城接受招降。

 

 

随后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部在明军的沉重打击下也相继投降。而李自成则在连续战败后，仅余极少亲随，不得不转入山中潜伏，以躲避明军的绞杀。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农民军活动，一时间基本被肃清或者压制，杨嗣昌所立之三月“了十年不了之局”军令状，可以说大体上已经顺利完成。从此崇祯对他非常信任，并且极其重视。据计六奇所撰的《明季北略》载，在杨嗣昌死后，崇祯曾感叹道：“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崇祯这话虽然不免偏颇，但却很可以说明杨嗣昌并不只会纸上谈兵，而是确实具备了相当军事和政治能力的。

 

 

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大明朝的老对手——关外清军，却于青口山和墙子岭两处破关而入，开始了崇祯朝的清军第四次入关战役。

 

 

这，使得杨嗣昌极为头痛。

 

 

对此局面，杨嗣昌经过衡量后认为不能同时开辟两条战线，于是他试图先和清廷议和，然后等剿灭了内地的农民军，再回过头去收拾关外清军。

 

 

就当时的局面来看，和清廷议和应该算是个比较务实的策略。杨嗣昌的这个想法，和当年袁督师的策略在一定层面上不谋而合，应该说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

 

 

当年袁督师在关外，就曾试图先与清廷议和以便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待日后再一举灭之。因为如果双方不能暂时休战，那么就会不断地进行拉锯战，虽然以当时的局面可以预料双方不会有大的胜负手出现，看上去都不会有太大损失，可明军却会因此无法巩固阵地、无法聚集起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从而导致无法在一定时期内最终解决清这个边患。所以袁督师试图以议和诱惑清廷暂时停战，以便加强各处堡垒城防，同时积聚物资和兵力，以图在最后一举击溃对手。

 

 

而杨嗣昌此刻面对的情况则要更恶劣一点。

 

 

在他面前，是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军，原就应付得极为艰苦，好不容易刚刚把他们压制下去，还未来得及巩固战果和肃清农民军残部，清廷却从斜刺里杀了出来，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两面作战不是明智之举。因此不得不说，此刻的清军入关，很偶然地挽救了明末农民军的颓势，使得农民军势力得以喘息和休整，并在此后不久再次进入农民战争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