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秘书省沿革
1. 秘书省职掌与馆职限额、不限额之争
北宋秘书省分四案管理,《麟台故事》卷二载:“元丰官制行,秘书省分四案:曰国史案,掌编修日历事;曰太史案,掌太史天文浑仪等事;曰经籍案,掌典籍之事;曰知杂案,掌本省杂事。大概如此。政和中,增置道教案。” 南宋秘书省亦分四案,有知杂案、经籍案、祝版案和太史案。具体职事:知杂案,“掌行本省官到替、通理迁改关升批书、祠祭差官行事,及人吏迁补应知杂等事”。经籍案,“掌行秘阁御制御书、图画、经史子集书籍并朝廷检阅典故,及御前取降图画、书籍及修撰祠祭乐章等事”。祝版案,“掌行每岁祭天、地、社稷、宗庙及应大、中、小祀祝版,并分撰祝辞以及軷祭文等事”。太史案,“掌行太史局历日、文德殿钟鼓院、测验浑仪刻漏所应官生迁补事” 。道教案的设立,乃徽宗崇尚道教的极致表现,南宋并没有此案,增添了祝版案,主管祭祀礼仪和祝辞、軷祭文撰写。另外南宋也延续北宋之制,秘书省设有国史案,后被国史日历所取代。
秘书省馆职人员限额与不限额,反反复复,讨论不休。建炎三年(1129)四月庚申,秘书省被罢,“秘书少监方訚罢为秘阁修撰、知台州,其余丞、郎、著佐、正字十余人,皆为郎出守,或奉祠而去。于是馆、学、寺、监尽废” 。据《南宋馆阁录》卷二所记,方訚于建炎二年十月除秘书少监,三年五月除秘阁修撰、知台州 。由于秘书省被罢,故而馆阁文人秘书丞、著作郎、著作佐郎、正字等离馆外任。
绍兴元年(1131)二月十九日,复置秘书省,定额八人。《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云:“权以秘书监或少监一员,丞、著作郎、著作佐郎各一员,校书、正字各二员为额。”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亦云,秘书监、秘书少监“不并置”,只设其一,复置缘于范宗尹建言,“‘无史官,诚朝廷阙典。’由是复置” 。史官不置或限额过少,导致朝廷典章制度、历史记载的完整性和延续性缺乏。秘书省初置后,范同等人即被召试馆职,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载:“(绍兴元年二月)置秘书省,寻召范同等试馆职。”
绍兴四年(1134)六月丙申,礼部侍郎陈与义建言:“陛下留神治道,急于人才,收召未已。而远方之士,方且麕至,诚恐未足以待之。今郡县添差之官,莫知其数。一通判、钤辖之俸,不啻养三四馆职;一监当、掾尉之俸,足以养一馆职而有余也。若更以一州添差之费,待天下之英才,诚未为过。” “添差”,即于差遣员额外增添的差遣。在陈氏看来,高宗留意治道,当务之急在于网罗人才,而人才从四方汇聚而来,朝廷未能以诚待之。郡县额外增添的差遣之官众多,文职通判、武官钤辖之俸禄,不亚于奉养三四名馆职;而一监当、掾尉的俸禄供养一名馆职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变更一州的添差冗费来奉养天下英才,是理性可行的。在陈氏建议之下,朝廷诏秘书省增置秘书郎、著作佐郎各一员,校书郎、正字各二员 ,加上旧有的八人,总计十四人。
虽然绍兴四年(1134)六月以来馆阁人数有所增加,但论者指出仍然缺员,“唐太宗当兵戈抢攘之际,置文学馆学士凡十有八人,其后皆为名臣。祖宗辟三馆,以储养人才,盖本于此。今国步艰难,时方右武,故馆职犹多阙员。然临事每有乏才之叹,则储养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 。建言者以为,唐太宗于社会动荡情形下依然设置十八学士,后来他们都成为国之名臣;北宋帝王肇开三馆,宗旨仍是储才。如今国家举步维艰,以尚武为主,所以馆阁缺人。临事则捉襟见肘、无人可用,所以培育人才之举不能因战时而停止。这个颇有说服力的建议最终得到采纳,绍兴五年八月三日诏,馆职人数增加以十八人为限,“诏馆职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著作郎二员,秘书郎二员,著作佐郎二员,校书郎、正字通除一十二员” 。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十一月二日,诏:“馆职学官,祖宗设此,储养人材。朕亦欲待方来之秀,不可定员数。” 大臣留正等赞扬孝宗的明智之举:“大哉王言!岂徒为儒生光宠,宸衷欲培壅人材,为国家无穷之用!彼议者岂知所轻重哉?” 不过,孝宗在隆兴元年(1163)又改变了观念,强调馆职应有定额。五月十九日,诏:“秘书省系育材之地,且以七员为额,不妨兼领他局。”八月八日,诏:“秘书省除少监、秘丞外,以七员为额。” 秘书少监、秘书丞计算在内,馆职不足十人,较绍兴五年的十八人裁减了不少。隆兴二年闰十一月三日,诏今后馆职并依祖宗旧法,更不立额,缘于中书门下省奏:“馆职系祖宗育材之地,近因立额,至召试之人无阙可差。” 故有是命,又恢复了馆职不立限额之旧制。总之,馆职人数确立,始终徘徊在祖宗不立限额的美政和现实删减的对立中,处于涵育人才和精减人员的矛盾里。
2. 史馆与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的沿革变迁
北宋前期,史馆和昭文馆、集贤院统称“三馆”,地位重要。元丰官制行,统归秘书省,日历、国史均由秘书省的史馆掌修。绍兴元年(1131),诏复置秘书省。在“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四库书略备” 的形势下,绍兴三年八月乙巳,诏:“复置史馆,以从官兼修撰,余官兼直馆、检讨。” 可见史馆馆职,皇帝近侍之臣兼领修撰官,其余由秘书省官兼领直史馆、检讨等职。宋人李攸《宋朝事实》卷九载,绍兴五年,“又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 。由机构附属于秘书省到别为一所,人员由秘书省官兼领的变化,目的乃增重事体。虽然有增重处置,但总体而言史馆的命运起起浮浮,难有持久的独立性,《玉海》卷一六五《绍兴史馆》详细记述了史馆的变迁,其文如下:
(绍兴)元年四月八日,诏修日历(以修日历所为名,元丰之制,日历归秘省国史案)。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以修国史日历所为名。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改为史馆。六月二十四日,置编修校勘。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重修《神宗哲宗实录》、正史及《徽宗实录》增校勘一员。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并归秘省国史案。以著作郎、佐纂日历,其史馆官皆罢。见修渊圣及今上日历,命宰臣提举(名监修国史)。四月,复为国史日历所(从王扬英之言)。史馆在省之东,九年二月二十二日,修《徽录》,即以为实录院……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诏史馆修撰、检讨官更不置,都大提举、承受并罢。
又《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诏史馆见修《徽宗实录》,以实录院为名,置提举官一员,修撰、同修撰、检讨官无定员,应干事件并依史馆例。” 熊克《中兴小纪》卷二八曰:“(绍兴十年二月)初,秦桧请下有司,讨论史馆之制。至是礼部言,依元丰制合并,归秘书省国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历》。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修《实录》亦置实录院。所有见今史馆,罢归元处。既而著作佐郎、丹阳王扬英又言,国史案移文诸处多不报。于是复以国史、日历所为名。”
据上引材料可知:绍兴元年(1131)四月八日,以修日历所为名;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改为修国史日历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修国史日历所改名史馆,六月设置编修校勘人员;八年八月,增校勘一名;九年二月,诏史馆修《徽宗实录》,以实录院为名,相关事件依史馆模式处置;十年三月,并归秘书省国史案,而且秘书省著作郎、佐郎负责修纂日历,其余史馆官员均罢。四月,由于王扬英的建议,并归秘书省国史案的史馆恢复国史日历所之名;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史馆修撰、检讨等职名,都大提举等差遣名均被罢废。史馆由绍兴初期下辖实录、国史的统一,演变为实录院和国史院单独表现、史馆的消亡。实录院、国史院地位明显得到提升增强,这也在南宋馆阁编修史书的卓越成就上得到充分体现。
日历所:据《玉海》卷四七载:“绍兴元年四月,置修日历所。七月,命秘书长、贰通修纂日历。三年六月,左相吕颐浩兼提举修国史。时修日历,张纲言,秘省权轻,难以取会。又孙近言,景德二年王旦为相,领史职,请宰辅提举,故有是命。八月,又诏郎、佐以郎官兼领。十年二月,并归国史案,以著作郎、佐修纂,遇修正史、实录,即置国史、实录院。见修日历,宰相提举,以监修国史系衔。” 绍兴元年(1131)置修日历所,由于秘书少监程俱建言,打破元丰六年(1083)秘书长、贰不与编修日历之制,命秘书监、少监编修。《宋史·程俱传》亦云:“绍兴初,始置秘书省,召俱为少监。奏修日历,秘书长贰得预修纂,自俱始。” 绍兴三年六月,考虑到秘书省权轻,加之北宋景德年间宰辅提举之先例,由左仆射吕颐浩“兼提举修国史” 。绍兴十年二月,日历所并归秘书省国史案,而且日历由著作郎、佐郎修纂,由宰相提举,所衔职名为监修国史,以示重视。到四月,又恢复“国史日历所之名” 。至于二度恢复此名,前加“国史”二字,无疑是强调与史馆的隶属关系,以秘书省言,“日历、国史自祖宗以来系本省史馆掌修,以宰相监修……而日历归秘书省国史案,其所修日历系史馆旧制” 。
会要所:南宋会要所基本依附于秘书省。李攸《宋朝事实》卷九曰:“以省官通任其事。”绍兴元年(1131),“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乾道四年(1168),诏尚书右仆射陈俊卿,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而且“提举诸司官、承受官、主管诸司官,并令国史日历所官兼”。乾道五年,令秘书省官再加删定,“以《续修国朝会要》为名”。乾道九年,“秘书少监陈骙言,编类建炎以后会要,成书以《中兴会要》为名。并从之。其后接续修纂,并隶秘书省” 。会要的编纂、删定、校勘,均由秘书省官兼领,而其他职事则由国史日历所官兼理。
实录院、国史院:《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云:“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后罢史馆,遇修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国史院。” 也就是说,实录院、国史院由最初隶属史馆到取消附属性而独立存在。具体而言,绍兴九年二月,修《徽宗实录》,在史馆开实录院,“置提举一员,修撰、同修撰、检讨无定员”。从此,一统于史馆的实录、国史,有了置此废彼之分。绍兴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罢除史馆,并入实录院。四月二十一日,“诏实录院就编《徽宗御制》”。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诏置修国史院”,位于秘书省门内东边,修神、哲、徽三朝《正史》,“命宰臣监修,侍从同修,庶僚编修” 。《玉海》卷一六八载,孝宗乾道二年(1166)十二月十四日,修纂《钦宗实录》,复置实录院,以国史院官兼修。乾道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钦宗实录》完成,实录院又并入国史院 。据《宋朝事实》所记,淳熙四年(1177)罢除实录院,专置史院。淳熙十五年,《四朝国史》成书,诏罢史院,复开实录院编修《高宗实录》。宁宗时期,二度置实录院,后来又出现国史院与实录院并置格局,“庆元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孝宗实录》……嘉泰元年,开实录院,修纂《光宗实录》。二年,复开国史院,自是国史与实录院并置矣。实录院吏,兼行国史院事,点检文字一人,书库官八人,楷书四人” 。国史院、实录院的置此废彼,目的乃提高修史效率,避免人浮于事,但实际功效却是有违初衷。
二、南宋馆阁职名
张宦绍兴十年(1140)七月所做《馆阁续题名记》曰:“上即位之五年,实绍兴改元……其复秘书省直监若少监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书、正字各二人,以待四方隽杰之士。又参酌旧制,校书郎、正字召试学士院而后命之。自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而四库书籍亦云略备矣。越三载,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本省官兼检讨、校勘官,侍从官充修撰。明年,诏仿唐十八学士之制,监、少、丞外置著作佐郎、秘书郎各二员,校书郎、正字通十二员,立为定额。又明年,移史馆于省之侧,别为一所,以增重其事,而校勘官或以他官兼之。至绍兴九年修徽宗皇帝实录,乃即史馆开实录院,以本省官或他官兼检讨,以修撰官如史馆例。明年,未修正史,诏罢史馆,并为实录院,以正名实,而著作局唯修纂日历焉。凡在兹选,均谓之馆职,所以储蓄英髦,以备任使。” 这里提到的馆职,包括秘书省,史馆、实录院人选,而且职事官以学士称呼,费衮《梁溪漫志》卷二云:“中兴以来,复建秘书省,而三馆之职归之。开元故事,校书官许称学士。本朝三馆职事皆称学士,绍兴初犹仍此称,盖旧典也。” 以下为了论述方便,将馆职分为秘书省、史馆、实录院等类别,其实总属秘书省。
1. 秘书省
提举秘书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曰: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壬戌,“尚书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秦熺提举秘书省,掌求遗书”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〇云:“提举秘书省者,官制以来无之。政和中初置,以命蔡攸。其后秦伯阳继居是任。绍兴末,高宗召信安孟王忠厚为醴泉观使,乃命提举秘书省以宠之,月过局,如宰执例。孟王薨,亦省。” 此职名依官制本无,徽宗政和初授于蔡攸,绍兴中期授予秦熺,绍兴末期授予孟忠厚,忠厚死,此职名省去不除。
秘书监:《玉海》卷一二一曰:“淳熙二年三月,初除,莫济为监。”
秘书少监:据《南宋馆阁录》卷七,林迩,建炎二年(1128)九月除秘书少监。
秘书丞:据《南宋馆阁录》卷七,王绾,建炎二年六月除秘书丞 。
著作郎:《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绍兴三年十月六日,“以祠部员外郎虞澐兼秘书省著作郎,礼部员外郎舒清国兼秘书省著作佐郎” 。
秘书郎:《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四年(1134)六月十八日,“诏秘书省增置秘书郎、著作佐郎各一员……从礼部侍郎陈与义之请也” 。绍兴四年六月丁酉,“左承议郎主管江州太平观林季仲行秘书郎” 。
著作佐郎:据《南宋馆阁录》卷七,上官愔于建炎二年(1128)六月除著作佐郎。
校书郎:《南宋馆阁录》卷八载,建炎二年二月,上官愔除秘书省校书郎 。
秘书省正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载,建炎元年六月,“以迪功郎富直柔为秘书省正字” ,直柔乃富弼之孙。
秘阁校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云:“国朝有馆阁校勘、史馆校勘,绍兴间独置史馆校勘,非专职。今此职乃特创,序位在正字之下。”此职,始自宝庆三年(1227)十一月,李心传,“特补从政郎、差充秘阁校勘” 。
以上所列为正式馆职。至于秘书省读书,北宋称之为“三馆读书”“秘阁读书”“馆阁读书”,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将其列为“准馆职”。南宋秘书省读书,亦是准馆职。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载,秘书省读书有六人:王克勤于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赐童子出身,补从事郎,令就秘书省读书。又有嘉定十六年(1223)的陆持之、沈省曾,淳祐元年(1241)的杨世奕,淳祐十一年的孟之缙,宝祐六年(1258)的王人英 。北宋馆阁读书12人,属于权贵乞请者4人;上书自陈者1人;因才质美妙被选者7人 。南宋6人中,因召试和童科试出身者4人,而沈省曾以沈焕之子、陆持之以陆九渊之子直接令赴秘书省读书。
由于馆阁地近清密,藏书丰富,又是育才之所,故而准馆职亦为士人所重。唐士耻《代童子谢秘书省读书表》云:“穉年观国,惭非早慧之才;明綍疏恩,俾诵秘藏之简。欲其有造,开以多闻。臣某仰咸平邵焕之恩,洎景德晏殊之泽,端我寖昌之旦,读乎未见之书。如臣者不善养蒙,焉能求益?宁有百药诵鄅子之博,初无甘罗悟不韦之奇。曾谓误恩,俾从藏室。远发中经之奥,近窥肆笔之成。青裾朝拜于木公,朱锦夕荣于藜照。连珍群玉,接采九雏。恩重孔门,将终保互乡之往;事如东观,盖上追黄香之游。超凌尾弱水之蜚,优渥过舞雩之咏。兹盖伏遇皇帝陛下与参化育,乐长人材。念愚衷早慕于简编,故远虑欲培其芽蘖,致兹琐薄,获此叨逾。臣敢不周览瑰奇,旁搜隐奥。酰鸡陋见,殆未免金根之讥;管豹窃窥,乌能及朋字之正。” 代言中,以李百药知鄅子藉稻的广博、甘罗懂得吕不韦的奇才作比,谦逊自己一无所是,蒙恩优选进入馆阁,完全是出于天子化育人才的恩渥。表白决心,当博览群书,探究深奥的哲理,不负重托。结尾以酰鸡的陋见寡闻、管中窥豹的狭隘片面再次强调自己感恩之深。
相较而言,首先南宋秘书省读书的数量远不及北宋;其次准馆职后来的成就也相去甚远,北宋杨亿、宋绶、晏殊、李淑诸人后来均为宰辅名臣、著名学士,而南宋准馆职则发展平平;第三,选拔方式重视召试,注意限制权贵乞请,这一点上两宋相似。另外,南宋王克勤受到指斥,依格出官,《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淳熙十二年(1185)五月二十六日,“诏秘书省读书王克勤,令赴吏部依格出官”,原因是右正言蒋继周道:“克勤秘书省读书,请给、人从视正字之半。窃禄十有余岁,考其实年,亦不下二十,犹且不知去就。或谓其初补官用晏殊故事,殊在景德初以童子俊秀赐进士出身,权为秘书省正字,秘阁读书。克勤赐童子出身,固与殊字(校注以为“字”似当作“事”)不同。日来尝买侍妾,怒而徙之。殊之元夕不出游观,必不为此。坐縻廪禄,且自附于馆职之列,只益其过。乞将克勤赴部,依格出官。” 蒋氏以为,克勤作为秘书省读书,买侍妾后怒而徙之,此行为不合礼节,有失体统。而北宋馆阁读书晏殊,即便众人欢娱的元夕也不外出游观,勤勉读书,相形而下自有高低区别。克勤在馆阁也只是白费俸禄,更加增益其过错而已,故而令其依格出官。
秘书省检阅文字: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祐十一年(1251)十二月,林光世充秘书省检阅文字 。
编定书籍官:《玉海》卷一二一载,绍兴十五年(1145)闰十一月,置编定书籍官。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十四日,并归秘书省 。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二云:“然秘省自有校书郎、正字,使正名责实足矣。绍兴中,以贵臣提举秘书省,而置编定书籍官二员。”类同于唐代“东台侍郎赵仁本等,充使检校,置详正学士以代散官” 之性质。编定书籍官和秘书省检阅文字,均非正式馆职,相当于北宋的编校秘阁书籍之馆阁实事官名。程俱《麟台故事》卷一之一〇载:“嘉祐四年正月,置馆阁编定书籍官,以秘阁校理蔡抗、陈襄、集贤校理苏颂、馆阁校勘陈绎,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书而编定之。元丰官制行,既皆罢而不置;至元祐中,秘书省职事官与馆职之外,又置校黄本书籍,盖校书之比也。” 编定书籍官,北宋仁宗时期就设置了,以初级馆职校理、校勘四人来承担,元丰官制改革,就废而不置了,后来的校定黄本书籍,就类似于校书之职。唐士耻《编定书籍官箴》曰:“国家因唐,并列三馆,弘文、集贤,洎史鼎分,崇文总焉。元丰定制,秘书有省。建炎以来,简陋弗宏。迄绍兴十四年,轮奂一新,七月十三日用政和故事,命礼部侍郎臣熺提举秘书省,铸印庀局焉。明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复诏校书郎沈介、正字汤思退充编定书籍官,庸以右文稽古,搜阙遗焉。由乾元四部,世道日降,屡从寇炀,五闰弗皇,崇文有目,亶号略举。兹焉分攘,投戈息马,不忘搜辑,昭昭设官之意,一时膺是选者不闻将顺之作,以烜耀来嗣,是敢追为之箴。” 提及建炎以来秘书省颇为简陋,到绍兴十四年(1144)制作一新,然后以秦熺提举秘书省,以增重其事。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认命编定书籍官由初级馆职的沈介和汤思退担任,设官之意在于搜辑典册、考察古事、崇尚儒学。可惜的是,后面的箴词已阙。当然据常理推测,即顺势助成功业、自我规诫而已。
馆阁校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云:“馆阁校理,未改官制前有之。嘉定初,留舍人元刚召试,除秘书省正字。元刚,仲至之孙也,以祖讳辞,乃命权以馆阁校理系衔,此亦元丰以来所未有。” 因元刚以祖讳辞去秘书省正字,故而命以馆阁校理,此职以前未有,只是便宜设之。
2. 史馆
史馆修撰:《玉海》卷一六五载,绍兴四年(1134)二月辛丑,“翰林学士綦崇礼兼史馆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
直史馆:《南宋馆阁录》卷八载,绍兴四年八月,范冲以宗正少卿充此职 。
史馆校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七载,绍兴四年六月壬寅,“初置史馆校勘员,以右迪功郎邓名世为敕令所删定官,充校勘” 。《南宋馆阁录》卷八作绍兴四年八月,《玉海》卷四〇、五〇,均以为绍兴四年九月赐进士出身,充史馆校勘。三者时间均不同,存疑待考。刘克庄《王人英将作簿兼史馆校勘制》云:“先朝以童科擢士,如亿如殊,后皆为名卿相。尔妙龄美质,来游木天,与闻修纂,亦已久矣。夫固使之读尽未见之书,而养成有用之器也。列属雉监,兼秉麟笔。《诗》不云乎:‘景行行止。’杨晏何人哉!可。” 以杨亿、晏殊来鼓励新除史馆校勘者王人英,仰望高山、勤奋读书以修养器识。
史馆检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五载,绍兴四年夏四月庚寅,“秘书丞环中兼史馆检讨” 。《南宋馆阁录》卷八载绍兴四年八月,俟考。
史馆检阅:《南宋馆阁续录》卷九载,黄梦松,淳祐十一年(1251)十月,“以史馆检阅除(秘阁校勘)” 。南宋诗僧释道璨《和谢君直新除史馆检阅》曰:“久矣常峨豸角冠,未应上缀史臣班。名高自是难推去,才大如何爱得闲。斋阁不须垂绛帐,精神留取上蓬山。散人梦落沧浪外,白鸟冥冥去不还。” 表达了对谢直除职馆阁的祝福和欣羡,说明才大名高之人终究是无法清闲的,当抖擞精神进入馆阁。
3. 国史院
监修国史:《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绍兴三年(1133)六月二十七日,“诏尚书左仆射吕颐浩兼提举修国史”,缘于修纂日历中书舍人张纲建言,“秘书省权轻,关会难集”,加之秘书少监孙近言,景德二年(1005)王旦以宰相领史职,因而诉求“宰府提举” ,故有是命。又据李焘《国史监修提举题名序》,“中兴之六年,始命吕颐浩兼提举修国史。当时国史但指日历,颐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监修,监修之名废于元丰,而复于绍兴也。逮修《徽宗实录》,秦桧亦以监修兼提举。绍兴二十六年,沈该、万俟卨并为左右仆射,始分监修及提举为二,至今因之” 。可知绍兴三年,朝廷初命吕颐浩兼“提举修国史”,而非“监修国史”,吕颐浩引证元祐典故,说明首相兼监修国史之职,最终吕氏是以尚书左仆射的身份既“监修国史”,又“提举国史”。后来秦桧亦是“监修国史”兼“提举国史”。一直到绍兴二十六年,因左、右仆射存在,分监修国史、提举国史为二。
提举国史:《南宋馆阁录》卷七载,绍兴三十年(1160)正月,陈康伯“以右仆射提举修《三朝国史》”;三十一年三月,“为左仆射,仍兼” 。
修国史:据《南宋馆阁录》卷八,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周麟之以翰林学士身份兼修国史 。
同修国史:《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二十八年(1158)八月十四日,“诏置国史院……吏部尚书贺允中、兵部侍郎周麟之并差兼同修国史” 。一般而言,庶官不除此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三云:“同修国史,故事未有以庶官为之者。隆兴初,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始特命焉。乾道二年冬,洪景卢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盖用此例。四年九月,胡长文自右司除起居舍人,明年,有旨升带,长文引故事力辞。乃命兼编修如旧。自赵温叔后,修注官无复兼同修者矣。” 此职,庶官不除,胡邦衡(铨)、洪景卢(迈)等都是特例。
国史院编修官:《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诏置国史院……吏部员外郎叶谦亨、胡沂、秘书省校书郎汪澈并差兼国史院编修官” 。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绍兴十三年十月,“庚寅,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严抑转对,言:《国朝会要》……” 云云,可知此职绍兴十三年已经除授。
国史院检讨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载,绍兴十三年二月,“秘书省校书郎、兼益王府教授严抑守秘书丞,秘书省校书郎、兼吴王府教授张阐为秘书郎、兼国史院检讨官,专修《祖宗宝训》” 。可知绍兴十三年此职除授,以秘书省官兼此。
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淳熙五年(1178)四月,史浩以右丞相兼此职 。
提纲史事:宝祐二年(1254)十月,除端明殿学士提举秘书省尤焴,提纲史事兼侍读,特与执政恩数 。
4. 实录院
提举实录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载,绍兴九年(1139)三月,“壬寅,尚书右仆射、监修国史秦桧兼提举史馆、实录院,以史馆见修《徽宗实录》故也” 。
实录院修撰:绍兴十年四月十九日,“权吏部侍郎范同兼实录院修撰。始除修撰官也” 。
实录院同修撰:《南宋馆阁录》卷八以为,张嵲绍兴十年八月以中书舍人兼 。但《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书舍人周麟之兼实录院同修撰。始除同修撰也” 。二说不一,存疑俟考。
实录院检讨官:《南宋馆阁录》卷八记载,朱翌绍兴九年十月以校书郎兼此职 。
5. 日历所
提举编类圣政:《南宋馆阁录》卷七云:“绍兴三十二年九月,诏敕令所改为编类圣政所,以右仆射陈康伯提举,参知政事史浩同提举。隆兴元年七月,并归日历所,就差监修国史提举。” 这一职名,由执政提举。
日历所检讨官:绍兴二十七年十一月,“庚寅,秘书省正字林之奇兼权国史、日历所检讨官” ,这是初级馆职兼任。
日历所编类圣政检讨官:王东里,隆兴元年(1163)七月以正字兼此职 。
北宋馆职有高低之分,《容斋随笔》卷一六云:“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 南宋亦如之,《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绍兴四年(1134)二月十八日,诏:“修书官吏依例各破御厨食一分有差。监修史第一等,史馆修撰、直史馆、本省长贰第二等,史馆检讨、著作郎佐第三等。” 我们从饮食待遇完全能看出其职名差异,监修国史为第一等,史馆修撰、直史馆等为第二等,至于史馆检讨、著作郎、著作佐郎为第三等。馆阁职名虽有高低之别,但南宋人重视程度一如北宋,曾由基《贺林正字》云:“道山群玉聚,前辈说乾淳。近代岂乏士,清时赖有君。谁传艾轩派,喜得嫡孙亲。所欠非荣进,名流万古芬。” 以群玉萃聚道山,比喻秘书省乃育才之地;用万古流芳之名,类比馆职声誉。可见一斑。
另外,北宋馆阁还有一些官名,如编校昭文馆书籍、编校史馆书籍、编校集贤院书籍、编校秘阁书籍等,龚延明先生称为“馆阁实事官名” 。北宋馆阁还有如都大提举抄写校勘馆阁书籍、提举三馆、监三馆书籍秘阁图书、点检三馆秘阁书籍等若干馆阁差遣名,这些都仅存于北宋馆阁历史中,南宋阙如。当然我们从这些实事官的空缺中,也能看出南宋馆阁在编辑、校勘方面与北宋馆阁的差距。
三、南宋宰执与高级馆职之关系
依据《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所载,监修国史、提举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提举编类圣政等,均在馆阁官联内容中,而实质上均为宰辅执政所兼领之高级职名,以下具体论之。
1. 宰执兼领馆阁高级职名普遍,且同一职名数次兼领
南宋馆阁高级职名均由宰执兼领,而且宰执数次兼领同一职名屡见不鲜。高宗绍兴期间,秦桧二度职掌监修国史,“八年十一月以右仆射兼,十一年六月又以左仆射兼”。汤思退,“(绍兴)二十八年八月以右仆射兼监修国史,三十年正月以左仆射兼” 。陈康伯,分别在绍兴三十年(1160)正月以右仆射提举修《三朝国史》,三十一年三月以左仆射仍兼提举国史 。
孝宗隆兴期间,陈康伯二次提举编类圣政,“(隆兴)元年七月以左仆射兼”,“二年闰十一月复以左仆射兼”。淳熙期间,王淮二度提举国史,“四年六月以参知政事权提举国史院” ,“八年八月以右丞相兼” 。
宁宗庆元时期,余端礼、谢深甫二度兼监修国史,《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载,余氏,“元年三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权,二年正月以左丞相兼”。谢氏,“二年四月以参知政事兼权;四年八月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仍兼权” 。京镗,庆元间二度兼领编修国朝会要,“元年三月以参知政事兼权,二年正月以右丞相兼”。京氏亦二度兼提举实录院,“元年三月以参知政事兼权,二年二月以右丞相兼” 。张岩二度兼权监修国史,分别在嘉泰二年(1202)十一月和开禧元年(1205)四月,以参知政事兼权。钱象祖二度兼监修国史,“(开禧)三年十二月以参知政事兼权,嘉定元年正月除右丞相兼” 。史弥远,嘉定期间二度兼提举实录院,“元年十月以右丞相兼,十一月丁母忧;二年五月起复右丞相,十二月仍兼”。同期,史氏二度兼提举国史。郑昭先,嘉定期间三度兼权监修国史,“八年三月以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兼权;七月为参知政事,仍兼权”,“十二年五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权” 。
理宗朝,乔行简曾五次兼修国史,可谓罕见。分别是绍定六年(1233)十月以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权,端平二年(1235)六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端平三年十二月以左丞相兼枢密使兼,嘉熙二年(1238)五月以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肃国公监修,三年正月以少傅平章军国重事仍监修 。范锺、赵葵淳祐期间二度监修国史。范氏,“二年三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权,四年十二月拜左丞相兼枢密使监修”。赵葵,“六年二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权监修;七年四月除枢密使兼参知政事、督视江淮京西湖北军马,依旧权监修” 。
由上可见,高宗时3人二度兼领高级馆职,为秦桧、汤思退和陈康伯。孝宗时2人二度兼领高级馆职,为陈康伯、王淮。宁宗时7人兼领高级馆职,而且郑昭先三度兼领,其他文人如余端礼、谢深甫、京镗、张岩、钱象祖、史弥远二度兼领。理宗时3人兼领高级馆职,范锺、赵葵二度兼领,乔行简五次兼修国史,可谓仅有。宁宗、理宗朝宰执兼领高级馆职人数、次数明显增多。
2. 宰执兼领多种史职
南宋除吕颐浩、朱胜非、赵鼎、沈该、钱端礼、叶颙、姚宪、钱良臣、谢廓然、萧燧、许及之、薛极、赵葵、王伯大等人只兼监修国史高级职名外,其他宰执均曾兼领多种高级馆阁职名。
绍兴年间,秦桧不仅二度监修国史,而且在绍兴九年(1139)二月,“以右仆射兼(提举实录院)”。汤思退绍兴期间二度监修国史外,绍兴二十七年七月,“以右仆射兼”提举实录院。陈康伯,绍兴期间二度提举国史,隆兴期间二次提举编类圣政外,于绍兴三十一年四月,“以左仆射兼(监修国史)” 。
孝宗时期,汤思退,隆兴元年(1163)七月,以尚书右仆射提举修《三朝国史》 ;隆兴二年正月,“以左仆射兼”提举编类圣政。陈俊卿,乾道四年(1168)十月“以右仆射提举《四朝国史》”;乾道五年八月,“以左仆射兼”监修国史 。虞允文,乾道元年三月,“以参知政事权”提举编类圣政;乾道八年二月,“以左丞相兼”监修国史 。曾怀,乾道八年十二月,“以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乾道九年十月,“以右丞相提举国史院”提举国史、“以右丞相兼”提举实录院 。叶衡,淳熙元年(1174)六月,“以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淳熙元年十一月,“以右丞相提举国史院”、“以右丞相兼”提举实录院。李彦颖,淳熙二年闰九月,“以参知政事权提举国史院”;淳熙四年(1177)六月,“以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 。赵雄,淳熙五年六月,“以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淳熙五年十一月,“以右丞相兼”提举国史、“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 。王淮,除淳熙期间二度提举国史外,淳熙八年八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淳熙九年九月,“以左丞相兼”监修国史 。周必大,淳熙十四年二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以右丞相兼”提举国史;淳熙十五年六月,“以右丞相兼”提举实录院;淳熙十六年正月,“以左丞相兼”监修国史 。王蔺,淳熙十六年闰五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和提举编类圣政。留正,淳熙十六年正月,“以右丞相兼” 提举编修国朝会要和提举实录院。
光宗时期,留正,绍熙元年(1190)七月,“以左丞相兼”监修国史和提举编类圣政。余端礼,绍熙五年七月,“以参知政事兼权” 提举编修国朝会要和提举实录院。
宁宗时期,余端礼除庆元时期二度兼监修国史外,庆元元年(1195)四月,“以右丞相兼”提举实录院和提举编修国朝会要。谢深甫二度兼监修国史外,庆元五年十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权”提举编类圣政;庆元六年闰二月,“以右丞相兼”提举实录院;嘉泰二年(1202)二月,“以右丞相兼” 提举国史。京镗,庆元时期二度兼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外,“(庆元)元年三月以参知政事兼权,二年正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陈自强,嘉泰元年(1201)七月,“以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外,嘉泰三年五月,“以右丞相兼” 提举国史和提举实录院。钱象祖,二度兼监修国史外,嘉定元年(1208)七月,“以右丞相兼”提举国史和提举实录院。史弥远,嘉定初期除兼提举国史、提举实录院外,嘉定元年七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兼权” 监修国史。
理宗朝,乔行简五次兼修国史外,端平二年(1235)六月,“以右丞相兼”提举编修国朝会要。嘉熙期间,“二年五月以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肃国公提举,三年正月以少傅平章军国重事仍提举”实录院。“二年五月以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肃国公兼,三年正月以少傅平章军国重事仍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游似,嘉熙四年(1240)闰十二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权”监修国史。淳祐五年(1245)十二月,“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提举” 实录院;郑清之,淳祐七年四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淳祐九年闰二月,“以左丞相兼枢密使魏国公监修(国史)” ;董槐,宝祐三年(1255)八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和提举日历所;程元凤,宝祐四年八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和提举日历所;丁大全,宝祐六年四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 监修国史和提举日历所;吴潜,淳祐十二年十月,“以右丞相兼枢密使提举”日历所。开庆元年(1259)十月,“以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许国公兼侍读除左丞相兼枢密使监修” 国史。
由以上可见,孝宗、宁宗、理宗朝宰执兼领高级馆职较为集中,理宗朝宰执多兼或提领二种高级馆职,宁宗朝宰执多兼或提领三种高级馆职,孝宗朝宰执多兼或提领二种、三种高级馆职均衡。以人而论,先后兼领四种高级职名的有:汤思退:提举实录院、监修国史、提举国史、提举编类圣政。周必大:监修国史、提举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留正: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类圣政、提举编修国朝会要。谢深甫:监修国史、提举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类圣政。
相较而言,北宋馆阁宰执兼领高级馆职明显较少,而且职任清晰,因为史馆单独存在,且修史者地位较高;南宋则重重叠叠,繁复不堪,史馆被取消了独立存在的身份。南宋高级馆职均由宰执充当,主要是出于增重事体考虑,张纲《乞诏大臣兼领史事札子》云:“臣闻自古帝王之兴,必有信史,备载一时行事,所以昭示天下后世,不可缺也。恭惟陛下缵绍丕图,于今七年,勤劳万机,夙夜不怠,将以恢中兴之业,比迹周宣、汉光,而东观日历,未有述焉。顷因臣僚上言,尝诏论撰。然自艰难以来,简编散逸,时政、起居,本末不备。方且重行搜访,内则关问于百司,外则取会于州郡。既以节目繁夥,供报为难;又缘秘省权轻,诸处视为不急。虽复文移往返,未有汗青之期,深恐岁月侵久,事或失实,愈难考正。窃见今之著作局,乃昔之史馆,祖宗时尝以宰臣兼之,故史权增重。臣愚欲望圣慈若稽故实,特诏大臣兼领史事,而委以笔削之功。庶几圣朝盛典,粲然备举,天下幸甚!” 张纲提到信史之于昭告天下后世的不可或缺性,由于靖康之难,典籍亡佚,收集史料颇为不易。访之百司,求之州郡,供报艰难,加之秘书省权力轻微,传达的任务诸司不予重视,极为拖延,导致史书难以修成。所以张氏建议,仿效先朝由宰臣兼领以增重史权,用不了多久典籍就会清晰齐备。当然在增重史权的同时,这种兼领又造成人员冗滥且不负其责的弊端。这些兼领职名的设置,同样也清晰地说明南宋馆阁工作的重心在于修史而不在编校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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