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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党争中馆阁文人的政治立场与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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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赵鼎、张浚争斗,还是秦桧独相,赵汝愚、韩侂胄弄权,其间馆阁文人的政治选择可谓参差不齐,文学表现也是大相径庭。既有随波逐流、溜须拍马者,又有清介自持、特立独行者,还有首鼠两端、左右逢迎者。同时以一己之私心,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者不乏其人。

一、党争中馆阁文人的政治选择

其一,趋炎附势,左右逢源。

任申先,绍兴五年(1135)五月除秘书少监,七月为起居舍人。五年七月以起居舍人兼直史馆,十月以中书舍人兼史馆修撰 。据《中兴小纪》卷二〇载,任申先初为赵鼎门客,后独助张浚,给事中吕祉谓人曰:“申先奸邪,第知附右相,不悟人之嗤己。” 任申先的行为值得商榷,当然时人对吕祉的评论也颇有微词,以为他依附张浚更甚。熊彦诗,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一载,绍兴初入馆,秦桧秉政,指为赵鼎之客,闲废摈弃达十年之久。秦桧除太师,彦诗以启贺之,有曰:“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 吹捧秦桧赤胆忠心、正义凛然的品格,易危为安、运筹帷幄的才能。秦氏大喜,起用熊彦诗知永州。

其二,歪曲事实,罗织罪名。

北宋《神宗实录》曾二次修纂,第一次是元祐年间由范祖禹等保守派官员修撰,第二次是绍圣年间由曾布等变法派编修,前者完全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而后者全盘肯定王氏及其变法。《哲宗实录》经蔡京、蔡卞之手,议论也多有不公。

绍兴四年五月,因朝臣奏请重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高宗谕朱胜非等曰:“神宗、哲宗两朝史录,事多失实,非所以传信后世,当重别刊定。” 范祖禹之子范冲为直史馆领修撰事,并没有秉持公心,“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 。《宋史纪事本末》卷八二载,韩侂胄欲驱逐赵汝愚,很难找到一个借口,京镗献策道:“彼宗姓也,诬以谋危社稷,则一网打尽矣。”侂胄以之为然,物色了“尝有怨于汝愚”的秘书监李沐,将其引至台谏位置,论奏赵汝愚以同姓宗氏而居相位,不利于国家社稷,乞罢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 。结果,庆元元年(1195)二月戊寅,赵汝愚罢右相,出浙江亭待罪,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福州。

馆阁文人参预谋害权臣韩侂胄,值得一提。王居安,开禧三年(1207)六月除秘书丞,七月为著作郎 。李壁,嘉泰三年(1203)十月除秘书少监,四年正月以宗正少卿权实录院同修撰,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为权礼部尚书,并兼实录院同修撰,同修国史 。王居安、李壁与史弥远、礼部尚书卫泾、前右司郎官张镃预谋了开禧三年十一月杀害韩侂胄事件。韩氏因为“庆元党禁”,对道学家朱熹等人进行迫害,其遇害后受到史家的极度丑化。韩氏力主抗金,最后被杀,馆阁文人参预其间,其政治人格还是值得深思。

其三,秉持公心,清介自守。

馆阁文人游移依偎于两个利益集团之间,见风使舵者有之,不为利益所诱、清介自守者也不乏,如喻樗。据《宋史》卷四三三本传载,喻氏在入馆阁前,“往来鼎、浚间,多所禆益”,后由赵鼎举荐除授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喻樗与张九成皆言和议非便,忤逆秦桧被劾外任。秦桧死,复起为大宗正丞转工部员外郎。元人王仁辅《无锡县志》卷三评其人曰:“当绍兴之间,力主正论,为时师表,天下称之。” 张九成,因赵鼎荐为太常博士,绍兴五年(1135)六月入馆。赵鼎罢相后,秦桧曾有意拉拢,“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秦桧希望张九成助其成事,九成提出坚持备战,不能苟且偷安。秦桧提醒他立朝想要从容悠闲,就要懂得屈身折节,相机而动。九成主张,从来没有己身不正却要去纠正他人的行为不端,自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九成对外界议其为赵鼎之党做了合理解释,纯属佩服赵鼎之议论才能,表达了与正人君子结为同党的自豪与锐气,“外议以臣为赵鼎之党,虽臣亦疑之……臣每造鼎,见其议论无滞,不觉坐久,则人言臣为鼎党,无足怪也” 。樊光远,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己酉,左奉议郎樊光远为秘书丞”,“光远以论事忤秦桧,去国十六年” 。又如赵逵,宋人岳珂《桯史》卷三载录,赵逵为校书郎时秦桧虽老,仍滥用手中职权罢黜打压贤士君子以立其威严,士大夫只能敛收气息,悲伤而已,“怙权杀天下善类以立威,搢绅胁息”。秦桧喜欢赵逵,打算收为己用,派吏人捧黄金以助其资费,赵逵虽贫但力辞不受,馆阁同舍规劝赵氏不要忤逆秦桧,赵氏正色答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独何人哉!君谓冰山足恃乎!”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确信秦桧是冰山,不足以依赖。后秦桧得知不附己,大怒曰:“我杀赵逵,如狝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尔耶。”秦桧授意临安府曹泳罗致其隶辈,提前奏本于高宗曰:“近三馆士不检,颇多与宫邸通,臣将廉之,其酝祸不浅矣。”后十月秦桧病重而罢。赵逵得到高宗“不附权贵,真天子门生” 的赞许。赵逵,据《南宋馆阁录》卷八,绍兴二十五年二月除校书郎,十二月为著作佐郎 。

二、党争中馆阁文人的文学表现

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书中提到:“‘崇宁党禁’将北宋朋党之争推向了意气化的顶峰,也是北宋党争史上党同伐异、迫害政敌最为残酷的一页,由此带来的谄谀之风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南渡以后的‘绍兴党禁’、‘庆元党禁’等时期,这一士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 士风和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可谓双向互动。

“绍兴党禁”的十余年间,粉饰和议、赞颂秦桧、美化高宗的谀文谀词不计其数,数量之多、作者之众令人感喟。王曾瑜评论道:“高宗和秦桧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论,又以赏官和赠禄招徕文丐,成为绍兴黑暗政治相辅相成的两大特色。”另外他指出,即便是一些有血性的士大夫也加入歌功颂德的行列,留下“违心之笔”,成为“个人历史上的污点” 。

作者不详《御书阁额》其一曰:“杰阁侵霄汉,宸章焕壁奎。内廷颁宾宴,中使揭璇题。信誓山河固,恩宠雨露低。寒儒倚天禄,日断五云西。”其二曰:“功掩萧何第,名越崔氏堂。孤忠扶社稷,一德契穹苍。金碧飞翚外,鸾虬结绮旁。落成纷燕贺,弱羽得高翔。”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所载,绍兴十五年(1145)十月乙亥,“上书秦桧赐第书阁曰‘一德格天之阁’,遣中使就第锡宴” 。此诗创作于此时。邓广铭先生考订为秦桧党羽献媚秦氏而作,作者必是秘书省馆阁校勘之类的职务 。又题为黄公度作 ,不知所据为何。据《南宋馆阁录》卷八载,公度字师宪,莆田人,进士及第,治诗赋,绍兴十五年正月除秘书省正字,十一月罢 。被罢正字之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十一月己酉载:“侍御史汪勃言:‘李文会居言路日,公度辄寄书喻之,俾其立异,且谓不从则当著野史讥讪。其意盖欲为赵鼎游说,阴怀向背,岂不可骇!伏望特赐处分。’故公度遂罢。”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载,黄公度“坐与赵忠简往来,得罪秦桧,流落岭表。更化召对为郎,未几死,年才四十八” 。据绍兴十五年十月高宗赐秦桧“一德格天”,而十五年十一月黄公度因交通赵鼎得罪秦桧被罢正字,可知黄公度赋诗的可能性不太大。还是邓广铭先生所言极是,乃其他馆阁文人所作。就此诗而言,其一,赞叹秦氏楼阁高耸入云,帝王赐书辉映壁宿奎宿。和议的签订使山河稳固,恩宠使雨露均沾,抒发寒士依赖馆阁平台希望得到援引的迫切心情。其二,吹捧秦桧的功劳足以掩盖汉代名相萧何,名声超越唐武宗、宣宗时的宰相崔铉。赞颂秦氏忠心耿耿、匡扶社稷,以弱小的鸟儿比拟自己,希望也有机会展翅翺翔,字里行间流露着曲意逢迎和卑微谄媚。

孙仲鳌,绍兴十七年六月除秘书省正字,十九年六月为校书郎 。《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载,缙绅献诗以贺高宗赐秦桧“一德格天”之阁牌,众多贺诗中唯孙仲鳌一联为秦所赏,云:“名向阿衡篇里得,书从复古殿中来。” 孙氏升迁估计与诗歌为秦桧所钟爱有关。

周紫芝,绍兴十二年(1142)释褐在朝为官,至绍兴二十一年外任兴国军,期间曾入馆阁供职。周紫芝《实录院种木记》云:“某绍兴丁卯(1147)秋七月,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后两月,会实录院修撰罢去,院且无官,朝廷不以某不肖,俾摄检讨官事。” 可知绍兴十七年,周氏为实录院检讨官。周紫芝《太一宫成奏告礼毕秦枢密有诗示秘阁,次韵一首三绝》其一曰:“圣主均休锡庶民,亲祠遥望属车尘。云旗欲下精诚格,绛阙初成制作新。肃肃衣冠严祀事,雝雝箫鼓降明神。椒浆一酌能多少,散作人间万国春。” 赞扬高宗亲祠的虔诚笃敬、场面的庄严盛大,表达了雨露遍及的感恩与赞美。周紫芝为秦桧所作诗歌数量颇多,多为祝寿一类,如《时宰生日乐章七首》《时宰生日诗三十绝》《秦观文生日诗三十韵》《时宰生日诗五首》等。《时宰生日诗三十绝》之《序》曰:“某尝谓人臣而位极宰辅,固亦足矣。然而苟无功德足以惠利,而流传后世,则虽位尊禄重,足以超冠百僚,使人歆艳,以为一时之荣可也。至其道德之不闻,功烈之不著,往往为人轻鄙姗笑,无所不至……今公以道德为天子之宰,以儒术为一世之宗,以尧舜不战之兵而定乱,以成康礼乐之治而化民,神功妙用,超冠今昔,书契以来,所未前闻也……疑若出于神授天与,非人所可得而窥测者矣……皆愿作为歌诗,以祈吾太师相公无穷之寿,以为社稷生灵酬报功德之万一也。” 恭维秦桧所建立之卓然大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道德之高尚,儒术之精深,定乱化民,运筹帷幄之游刃有余,神功妙算超逸绝伦。陈述自己作诗的目的,其一祝福秦桧太师长寿绵绵,其二以此酬谢秦桧对社稷生灵的重大贡献。其诗一〇云:“天禄初成幸翠华,隆儒恩意日尤加。只应东壁图书府,便是瀛洲学士家。”其一四曰:“御墨亲书六字牌,阁名新赐属元台。内前夹道炉烟里,争看翔鸾舞凤来。” 所引第一首称赏天子和秦桧光临秘书新省,对文馆学士厚爱有加,使其产生归家的温馨感和依恋感。后一首,以高宗赏赐秦桧“一德格天之阁”的恩荣说起,又以炉烟里出现的翔鸾舞凤作结,来神化秦桧之才德能力的强大感召。

周紫芝《绍兴十九年秋九月丙戌,皇帝以太师益国公像御制赞文称载勋德,命秘书省珍藏。小臣备数史馆,获预荣观,再拜稽首,赋诗二十韵上进》曰:“真人乘六龙,垂拱御八极。日月一照临,乾坤尽开辟。向来草昧初,庙议资玉食。当时无远谋,从事日锋镝。维师有尚父,端拜奏奇策。投戈休五兵,执玉朝万国。展寀礼太□(阙一字),勒功归帝籍。异报旌殊猷,圣意益烜赫。御府传丹青,金匮秘东壁。天语粹尧谟,宸奎明宝墨。想当缄锦囊,喜色动咫尺。伊谁蒙此恩,从古所未识。在昔闻商宗,良弼梦天锡。惟肖得形似,审象劳刻画。凌烟与云台,辅佐亦努力。辛勤入图画,文字纪功德。何为得斯名,往往尽兵革。安能不战胜,有此旷世迹。谁持云汉章,雕镌付金石。千秋事明主,万世垂典册。” 周紫芝在史馆任职期间,获观秦桧画像以及高宗御制赞文有感赋诗,将秦桧类比为驾驭六龙、守御八方的真人,将其屈辱的和议之策评价为奇谋出世,使兵戈休止,万国朝贺。而且赞扬秦氏功成不居功,归之于天子,天子更是心领神会,大加褒扬,为之画像藏于馆阁。将秦桧与高宗的合谋,美化为君臣的相知相遇、明主和贤相的相辅相成。

歌功颂德的作品层出不穷,既有馆阁文人,也有未入馆的普通文人,还有高级文职,在朝在野数不胜数。如绍兴十二年(1142),皇太后韦氏被放还,“时献赋颂者千余人,而文理可采者仅四百人” 。又如秦桧生日成为标榜某种政治目的的特殊节日,献诗者不可胜计,周紫芝《时宰生日乐府四首》之《序》云:“岁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太师魏国公之寿日也。凡缙绅大夫之在有位者,莫不相与作为歌诗,以纪盛德而归成功。篇什之富,烂然如云,至于汗牛充栋,不可纪极。所以祈赞寿龄,无所不至,猗欤盛哉,昔未有也。” 诸多作品的主题,都是对秦桧与高宗“共图中兴之事”的大力称颂、对秦桧才德的过度谄谀。馆阁文人张嵲离馆任他职后于绍兴十八年(1148)进献《绍兴中兴上复古诗》、张孝祥入馆之前绍兴二十四年的策论、周紫芝任职馆阁前后数量颇多的祝寿诗等等,均为此类。

韩侂胄专权的十四年间呼风唤雨,文人士夫在高压之下曲意逢迎、谄媚拍马,《庆元党禁》记载如下:

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天下。初以预闻内禅为己功,窃取大权,中则大行窜逐,以张其势。始则朝廷施设,悉令禀命,后则托以台谏大臣之荐,尽取军国之权,决之于己。褒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圣传,以正学为伪学,横诬元老,以大忠为大逆。私意流行,凶焰日炽。交通赂遗,奔走四方……亵渎名分,一至于此。势焰熏灼,视公卿如奴仆,宰相以下匍匐趋走。一则“恩王”二则“恩主”,甚者尊之以圣,呼以“我王”。除太师麻制,有“圣之清”、“圣之和”等语;除平章麻词,有“超群伦”、“洞圣域”等语。高文虎之子似孙为秘书郎,因其诞日献诗九章,每章用一“锡”字,侂胄当之不辞。辛弃疾因寿词赞其用兵,则用司马昭假黄钺异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异图。自知积失人心,中外皆怨,乃为始祸之计,蓄无君之心,谋动干戈,图危宗社。

韩侂胄威震朝野、势焰熏天,文人士夫趋之若鹜,极力吹嘘,从“恩王”“恩主”“我王”的称谓明显可以看出,“超群伦”“洞圣域”更是极致吹嘘。馆阁文人高似孙的韩氏生辰献诗,九章用“锡”寓九锡之意,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诸侯、大臣有殊勋者的九种礼器,乃最高礼遇标识。一个是刻意著辞,一个则是心安理得地承受。即便是以恢复中原为平生志向的辛弃疾也未能免俗,以寿词力赞韩侂胄用兵。

贾似道专权时期亦如此,姚勉,景定元年(1260)正月除秘书省正字,六月除校书郎 。馆阁任职期间,于景定元年五月十六日上《贺丞相贾秋壑启》:

帝舜班师,乃干羽舞;周公入相,以衮衣归。福被生灵,功在社稷。天开巨宋,代有元勋。寇莱公澶渊之功,成章圣太平之治;张忠献江上之捷,定光尧再造之基。虽措国于泰山磐石之中,尚挫敌于长江大河之外。未有坐缚逾樊之虎,尽驱入室之蟁。前无古人,有若今日。恭惟大丞相枢使国公先生经文纬武之略,出将入相之才,身佩安危,力侔造化。三代而下称王佐,独有孔明;四夷之长问公年,一如裴度。斡回世运,康济时艰。断鳌既奠于西维,饮马谁开于南牧。方叔莅止,伐玁狁而蛮荆威;召虎来宣,营江汉而王国定。天下拜更生之赐,上心宽孔疚之忧。日月重明,乾坤再立。王于出征,我是用急(四库本作“我用是急”)。遄奏肤公,皇曰来归。汝遂相予,载咨壹德。盖既有拨乱兴衰之烈,又当为深根固本之思。立少师曰三孤,职大(四库本作“太”)宰建六典。深识朝廷之大体,首清机务于中书。典故问东府,文学问西厅,自当大事;刑狱责廷尉,钱谷责内史,惟镇外夷。商出于市,旅出于涂,贤和于朝,物和于野。民歌快活之条贯,士夸公大之规模。庶政惟和,万邦作乂。然而爱山甫而莫助,图伊尹之有终。因景德之胜,而天书以孤注之论起;转绍兴之战,而和议由二策之说行。今固万无此难,一有立政。其惟吉士,必勿用于 人;绳愆而格非,心在交修于后德。茂建无疆之闻,益彰不世之勋。成绩纪于太常,则高美矣;令德辞于永世,惟良显哉。某性本山麋,迹徒天禄。昔作明允《辨奸》之论,非欲钓名;今赓徂徕《圣德》之诗,又虞涉怪。有怀难嘿,因颂敢规。聊鸣贺厦之私,非有问钓之想。文正惜师德之竞,宁蹈此风;子韶为忠简所知,愿观异日。寸丹有蕴,尺素未殚。

以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卓越表现,成就宋真宗太平之治;张浚江上之大捷,奠定宋孝宗再造盛世之基,来赞颂贾似道鄂州保卫战的胜利之于南宋后期朝廷的重大意义,有“再造宋室”之誉。为了盛赞贾氏经文纬武的策略、出将入相的才华,不惧个人安危、神奇造化之功,将贾氏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孔明相类比,与“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四夷敬畏的裴度相提并论,可谓极尽褒扬。但是文末姚勉也强调,自己性本山林之麋鹿,恬淡幽静,在馆阁亦如之。昔日如同苏洵《辨奸论》般的奏疏,并非沽名钓誉,如今赓续石介《圣德》诗歌,又担心矫怪。有情怀难以抒发,故而以颂来表达规劝之意。范仲淹重视文士节操之砥砺,宁愿躬自践行;张九成为赵鼎所知遇,愿观异日之风采,都是表明自己并非阿谀逢迎以求获利之辈。即便如此,这篇文字也使其受到四库馆臣的批评:“观其所上封事奏札以及廷对诸篇,论时政之谬,辨宰相之奸,皆侃侃不阿。惟二十二卷载《贺丞相贾秋壑》一启……与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两手,殊为白璧微瑕。然启末多进规之语,犹有曲终奏雅之意。固视刘克庄、王柏之谀颂,盖有间矣。” 侃侃而谈、正直不阿的姚勉攻击丁大全封事和对待贾似道的双标,令四库馆臣疑虑其人品。不过性质又不同于刘克庄、王柏谀颂过度,仍然呈现出来的是规诫之情,故而是白璧微瑕而已。

秦桧专政对整个南宋士气的影响极大,“南宋政风呈现苟且萎靡之势,已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 。加之韩侂胄、贾似道等人的专权,此风更是沿续不歇。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主体性的严重缺失。诚如沈松勤所论:“力颂‘功德’,谄谀成习”,是“南渡以后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种走向”。这种创作行为,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为个人道德操守问题,其有严酷环境中的应激反应,又有特殊形势下的积习释放,“既为高压政治下的畏祸心理所驱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自然流露” 。这种“弃‘刺’尚‘美’,惟‘德’是颂”的行为,“是儒家的诗学主张和创作主体的立身之本,在以高压政治为气候特征的环境要素催化下的一种逻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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