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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文人士夫、百姓学子献纳图籍书画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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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据《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等制成。

南宋献纳图籍书画等处置奖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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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征:

一、献纳人员身份多样

百名献书者中,有京城官员,地方官员;秘书省官员,皇室成员;官宦子弟,民间学子,还有缁流、女性。

值得一提的是释子宝月,国家危难之际献书三十九种:有《李卫公必胜集》《兵钤》《水镜》《武略要义》《管子》《青田记》《墨子》《鬼谷子》《风云论》、曹武祖《新书》、诸葛亮《玉局通关秘诀》、郭元振《安边策》《六宾集》《平胡策》、论天地、龙虎、风云、六花、八阵等。《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绍兴五年(1135)七月二十八日,“诏宝月特补下州文学”。枢密院评价宝月道,“乃国初功臣史珪之后,自来传习家藏古今兵书。当国家艰难之时,不吝所有,尽出投献,其志可嘉,仍能通晓意义” ,故有此任命。

女性献书者,皇室秦鲁国大长公主绍兴四年(1134)八月九日,上“家藏仁宗皇帝在东宫时真宗皇帝所赐御制亲书《元良述》一轴”,“诏送史馆、秘书省” 。绍兴元年六月十六日,故右金吾卫上将军张楙妻镇国夫人王氏,“以亡夫家藏六朝《实录》、《会要》、《国史志》等书计二百二十二册来上”,诏“令礼部降度牒十道付张楙家,其书付秘书省” ,可见女性亦响应朝廷征书号召。

布衣献书者,绍兴八年四月十五日,徽州布衣王悱献《孝经解义》,诏赐帛三十匹,因“推广孝弟,言有可采” 。同年五月六日,衢州布衣柴宗愈上《中兴圣统》,因“博采传记,次序详明,其言有补” 而免文解一次。绍兴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诏布衣欧阳安永上《祖宗龟鉴》,“令户部赐束帛,仍令秘书省录本进入”。绍兴十一年六月十五日,抚州布衣吴曾进《春秋左氏传发挥》等书,因“据立议证,多有可观” 而特与补右迪功郎。绍兴十六年九月六日,抚州布衣吴澥进《宇内辨》《历代疆域志》各十卷,《寡见论》《贵实论》各二卷,《谨始论》五卷,“文理皆有可采,诏吴澥与永免文解” 。和州布衣龚敦颐,著有《元祐建中列传谱述》一百卷,淳熙七年(1180)周必大修国史,荐之朝廷,“给札缮写以进”,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修国史洪迈请甄录,授“上州文学” 。还有衢州布衣柴冀、抚州布衣吴沆等,从布衣献书可以看出,南宋朝廷下达的求访图书政策还是得到了较好的执行,颇有成效。

家族献书者,有子献父辈、祖辈所撰书,如绍兴二年闰四月戊午,将仕郎贺廪乃贺铸子,献家族藏书五千卷,“诏吏部添差廪监平江府粮料院,仍官其家一人” 。绍兴五年四月庚午,直宝文阁、新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曾纡上其父曾布所著《三朝正论》二卷,“诏付史馆” 。绍兴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成忠郎李沇以高祖文易所编《皇宋大典》三卷来上,“其书送秘书省,李沇与转一官”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公事朱佺进伯父朱长文所著《春秋通志》十一册,“诏付秘书省” 。

二、进献图籍品类丰富

民间、文人士夫献纳有碑帖、书画、帝王御制、史书、经传等,颇为丰富。北宋兴建秘阁,庋藏的碑帖、书画盛极一时,南宋馆阁重建时,碑帖书画依然成为进献重点,列举如下:

绍兴元年九月十一日,进士黄朝美上仁宗皇帝御书“明堂”牌碑本二轴,诏送秘书省藏之。(《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第2869页)

绍兴二年七月一日,太平州芜湖县进士韦许上家藏太宗皇帝御书并书籍,诏特补迪功郎。(《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827页)

绍兴三年五月一日,承奉郎林俨上家藏道君皇帝御书、御画、御笔札答共七轴。(《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828页)

绍兴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净昙以宸奎阁所藏仁宗御书诣行在,所献书凡五十三轴,字体有三,一曰真书,二曰飞白,三曰梵书。其上二书,世多见之,而梵书亦自奇古可骇愕也。(马永卿《嬾真子》卷五)

绍兴四年八月三日,处州进士王杨缴进太宗皇帝御书诗二轴,计一十篇。诏令户部支赐绢二十匹。(《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第2870页)

绍兴六年三月六日,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上家藏道君皇帝御笔真迹,诏送史馆。(《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第2870页)

绍兴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故翰林侍读学士王洙孙男楚老上庆历、皇祐御札手诏飞白等,赐银绢各一百匹两。(《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第2870—2871页)

绍兴十六年十月十九日,诏:“右文林郎贺廪献碑刻二百七十三本,与堂除差遣。”(《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832页)

绍兴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提举秘书省秦熺言:“眉州进士苏藻献《苏元老文集》二十五册、柳公权等书画三轴。又彭州进士王偃献蔡襄、米芾书,黄筌、孙知微等画,共一十五轴。望赐推恩。”诏与永免文解。(《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832页)

绍兴十八年三月一日,提举秘书省秦熺言:“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司理参军郭师心献唐褚遂良临《黄庭经》一轴,已缴进。”诏与循一资。(《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第2832页)

绍兴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新知池州贵池县陆沇上宝藏哲宗皇帝赐故外祖翰林学士顾临御书《即事诗》一轴,诏送秘阁。(《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第2873页)

淳熙九年,知福州赵汝愚得飞白“秘阁”二字碑本于州治止戈堂,知宁国府陈骙得御制御书《赞》、《序》碑本于昭亭山,各送上本省。(《南宋馆阁续录》卷三,第173页)

帝王御制御集的进献,绍兴二十七年(1157)五月二日,故左朝散大夫洪兴祖之子洪蒧,以父先前所编《徽宗皇帝御集》七十二卷上之,“已降付史馆,未蒙推恩。诏兴祖特赠直敷文阁” 。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十四日,“修职郎方拟上其父闳所藏(《神宗御集》),诏付秘府” 。

经书、史传类第一节有论,此处简略论之。史书、御笔进献,王铚值得一提。绍兴九年正月十五日,右承事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王铚,“以编集哲宗皇帝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国史》来上”,诏“特转一官” 。刘一止《王铚进七朝国史列传重加添补成书共二百一十五册特与转一官制》曰:“朕修废典于风尘之后,访遗书于煨烬之余,既累岁矣。顾中秘所得,外有愧于士大夫之家,而史氏阙文,亦或未补,朕心闵焉。尔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属辞比事,度越辈流。乃者裒集累朝故实,而附益以其所闻,成书来上,有嘉其勤。序进官联,以为尔宠,且以为多士之劝。” 嘉奖其勤奋搜集、添补阙文,以劝来者。孝宗乾道七年正月十日,国史院奏议里提到资州助教杨志发,因缴进“元祐宰臣吕大防家所藏神宗皇帝、哲宗皇帝两朝御笔,元祐皇太后遗诏” 而蒙优赏,特补荣州文学之事。

另外,南宋献书中文集鲜少,恐是党争文字之祸的顾忌。献纳图籍书画者百人,布衣、进士、故家官宦子弟,除此多为中央、地方官员。其子进父所著、所藏图书,其孙进其祖之藏书、著述。缁流、女性、皇室也响应号召,参与其中。

三、缴进形式自愿为主,诏旨取书、抄录为辅

从上表来看,图书缴进形式以自愿献纳为主,但也有少数是诏旨取书,抄录后返还本家。建炎四年(1130)六月十日,张守曰:“臣昨闻圣训,欲就苏迟宣取苏轼书。迟近将到数轴,未敢投进。”高宗曰:“可令进来。轼书无非正论,言皆有益,朕不独取其字画之工而已。” 可见苏家因苏轼党争之祸而记忆犹新,没有主动献书之举,只是政府“宣取”压力下的被动投进,且数量不多。高宗表态令进献,提出苏轼著述有益世道,自己并非只看重其字画之优长,打消献书者的顾虑。绍兴五年(1135)六月三日,“起居郎兼侍讲朱震言:‘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时,学有渊源,行无瑕玷,尝著《三经义辨》,有益于学。日者许令本家进入,诏旨方颁,时已沦谢,恐此书遂致散落,诚为可惜。望下南剑州取索,抄录投进。’从之。至绍兴十年,时子适止以父解《中庸篇》及《论语义》来上,与适升等差遣” 。朱震说,杨时《三经义辨》有益学者,许令本家进入,可当诏旨颁布时杨时已故。担心此书散逸,希望取索,抄录以进。直到绍兴十年,杨时之子杨适仅以其父解《中庸篇》及《论语义》来上,并未提供全本,当然不排除文字之祸的忧虑。秘书省从右迪功郎、前严州建德县主簿钱云骙家,“首先关借到阙书二千九百九十余卷”,绍兴十七年(1147)十一月八日,提举秘书省秦熺言,“望量与推恩,以劝来者”,诏“与循一资” 。可见钱氏并没有心甘情愿地进献书籍,而是秘书省以暂借的方式实现了钱氏推恩“与循一资”的赏赐。

绍兴元年七月七日,监行在都进奏院章傚上欧阳修纂《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诏降付太常寺,仍令秘书省逐旋借本校勘抄录,藏于本省” 。章傚所进书因性质特点被降付太常寺,不过仍令秘书省借其他版本校勘抄录,收藏于秘书省。由此可知,南宋政府对所收图书的处置还是较为合理而适当的。知成都府双流县李焘著有《皇朝公卿百官表》一百一十二卷,绍兴二十九年七月十七日,国史院言:“内九十卷系私自编纂,乞下所属给笔札,雇工抄录。欲从朝廷下本路漕司,借本抄录赴院,以备参照。” 得到采纳。李氏之书部头庞大,加之部分内容私自编纂,故而在国史院修史“以备参照”的干预之下“借本抄录”,实现了缴进。当然还有忧惧时政牵连焚书不献的,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载,绍兴十七年十二月,“言者论会稽士大夫家藏野史,以谤时政。于是李光家藏书万余卷,其家皆焚之” ,十分可惜。

四、赏赐总体优厚,审查严格慎重

为了奖励进书献书,南宋政府的赏赐大体优厚,无论是节本,还是文理、议论粗通者均受奖赏。绍兴元年三月十八日,进士何克忠进献《太祖皇帝实录》四册、《国朝宝训》十二册、《名臣列传》二册、《国朝会要》三册,其中所上《会要》虽为节本,诏:“当文籍残缺之际,首先授进,可特与补下州文学。其书付秘书省,仍令录本进入。” 可见奖励的是“首先授进”的示范效应。泉州进士王文献注解《司马法》二万余言,绍兴十年(1140)十月十六日,枢密都承旨周聿言,“用心精专,颇有文理。其间时有舛误”,诏“特与免解一次”,看重的是献书人之学业态度和著作的文辞义理。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布衣林独秀因进《孝经指解》稍通文理而获束帛之赐,“释义虽不尽明,而文理稍通,令户部倍赐束帛” 。绍兴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左奉议郎郭伸上所著《易解》,高宗宣谕辅臣曰:“《易》象深微,极难穷究。近时学者皆蹈袭前人之说,大率须有自得之学,仍不穿凿,始可谓之通经。郭伸议论亦粗通,可略加旌劝。”于是郭氏获得“与转一官” 奖劝。在高宗看来,《易经》深奥难通,鲜有自得之学,郭伸算不得通经,但因议论粗通而稍加鼓励,所以才有转官之优待。

南宋朝廷的献书赏赐虽然较为优渥,但书籍内容质量的审查也是颇为严谨,对妄立新说、过度穿凿、旧史不载、毫无传授者严格把关。建炎四年(1130)六月辛未,通直郎万俟咏,“至是因所亲携书入禁中,乞进官二等,上览而掷之” ,未蒙赏赐,恐是其书质量与“进官二等”的过高要求不符相关。绍兴十三年二月癸亥,高宗曰:“近代献书者,时有怪诞祥瑞之说,此兴讹之渐,不可长也。前代往往喜闻图谶,朕所不取。” 绍兴十三年九月十八日,衢州布衣柴冀上《春秋尊王聚断》,并未得到赏赐,缘于高宗评价其立说无甚意义,而且强调解说经书要围绕三纲五常为中心的标准,标新立异、穿凿附会不足取,“柴冀所进《春秋》,止是编成门类,后立说甚无意思。朕以为大率说经,不可远三纲五常之道。若好立异,便须穿凿,不足道也” 。抚州布衣吴沆进《易璇玑》《三坟训义》各三卷、《群经正论》四卷,绍兴十六年(1146)九月六日,秘书省、国子监言“文理皆有可采”,而《易璇玑》“犯仁宗皇帝旧名,诏吴沆为犯庙讳” ,而且太学博士王之望认为,“三坟书无所传授,疑近世好事者所为” ,故而沆没有得到赏赐。曾统所进《神宗皇帝实录》,“脱落不全,又九卷不载旧史”,绍兴七年十月十三日,高宗下诏“付史馆再加研考,仍专令胡珵、李弥正等校勘” 。绍兴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上谓秦桧曰:“近览迪功郎吴适所进《大衍图》,辨证《易》中差误。可令秘书省看详,如委有可采,卿更询审其人,当处以庠序之职。” 可见,对献书内容审查还是十分慎重的。

陆佃《陶山集》卷一《依韵和王微之学士》云:“闻说进书归秘阁,绝胜流落在山岩。” 说明馆阁是图籍重要的收纳机构,要远远优于流落民间。进献者多得优赏,赏赐类别为官职、银两绢帛、紫章服、度牒等不一而足。所献典籍处置妥当,审核看详,考查其用心态度、文辞条理、经义宗旨、排比编次、节本全本等,合格者入国史院、秘书省、史馆、日历所,可见南宋政府访求的措施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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