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馆阁文士的选任,文学才能仅占其一,宰辅卿相之储备涵养乃其重点。南宋文人,名相公卿赵汝愚、周必大、文天祥,学者才士洪兴祖、陈骙、李焘、程大昌、李心传、马廷鸾、王应麟,著名文士胡铨、葛立方、王十朋、洪迈、张九成、杨万里、范成大、尤袤、陆游、吕祖谦、朱敦儒,理学家陈傅良、魏了翁、真德秀等皆有馆阁经历。以下我们来讨论南宋馆阁育才的实际功效和具体措施。
一、育才实际功效
1. 南宋宰辅与馆阁关系
据《中国历代藏书史》,“南宋230余名宰执人物,其中大半来源于秘书省” 。本人据《宋宰辅编年录》《续宋宰辅编年录》等统计,南宋宰执人员252名,没有任何馆阁职名者91人;以宰执身份提领、兼领高级馆阁职名者30人,担任宰执前有馆阁经历者131人,约占52%。
例如汪澈,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任参知政事,此前历任校书郎、正字、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绍兴二十六年八月除正字,二十八年正月为校书郎,二十六年八月以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二十八年八月以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 。
陈俊卿,孝宗乾道二年(1166)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之前任校书郎、著作佐郎、著作郎。绍兴二十七年正月除校书郎,七月为著作佐郎 ,二十八年七月为著作郎 。
赵汝愚,光宗绍熙三年(1192)同知枢密院事,历任正字、校书郎、秘书少监、实录院修撰、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等职名。赵氏乾道五年(1169)五月除正字,六年六月为校书郎。淳熙七年(1180)九月除秘书少监,绍熙三年六月,以吏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 。
傅伯寿,宁宗嘉泰三年(1203)签书枢密院事,曾任著作佐郎、著作郎、实录院检讨官、修国史等。淳熙二年八月除著作佐郎,三年九月为著作郎。傅氏为著作佐郎、著作郎时又兼实录院检讨官 。
曾从龙,理宗端平元年(1234)擢参知政事,此前历任正字、校书郎、秘书郎、著作佐郎、修国史、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修撰等职名。嘉泰二年七月除正字,三年二月为校书郎,四年正月除秘书郎,七月为著作佐郎,十一月为著作郎,并兼国史院编修官。嘉定七年(1214)三月,以礼部尚书兼实录院修撰 。
文天祥,德祐元年(1275)除签书枢密院事,曾于景定二年(1261)十月除正字,三年四月供职,兼景献府教授,五月为校书郎 。李光《上馆职启》曰:“伏审给札禁林,校文天禄,来副朝廷之妙选,是为儒者之至荣。盖图籍秘藏,上帝名之册府;而贤能萃聚,前古谓之道山。岂徒搜罗文章翰墨之流,实欲涵养辅弼公卿之器。” 说明供职册府道山,实为文士无尚之荣光。而选才的目的,并非仅为搜罗文章之士,而是滋育公卿宰辅之器,以上宰辅与馆阁关系的数据就能说明。
2. 南宋翰林学士与馆阁关系
据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一书统计,高宗朝翰林学士62人、孝宗朝36人、光宗朝5人、宁宗朝34人、理宗朝35人、度宗朝12人、恭宗朝5人 。本人据《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等材料,对南宋翰林学士曾拥有的馆职身份做一考察,数据如下:
高宗朝翰林学士62人:有馆职身份者31人,占50%。
孝宗朝翰林学士36人:有馆职身份者29人,占80%。
光宗朝翰林学士5人:有馆职身份者4人,占80%。
宁宗朝翰林学士34人:有馆职身份者30人,占88%。
理宗朝翰林学士35人:有馆职身份者29人,占83%。
度宗朝翰林学士12人:有馆职身份者10人,占83%。
恭宗朝翰林学士5人:有馆职身份者2人,占40%。
唐春生的统计数字中,有些文人是在几朝任翰林学士,所以统计时按人次来计算。若按南宋整个翰林学士除授189人次算,那么有馆职身份者135次(比实际数字要多),占71%。从以上数字可见南宋馆阁育才功能之强大。特别是除了高宗朝、恭宗朝,其他几朝有馆阁经历的翰林学士占80%以上,可见翰林学士与馆阁文人之关系,以下举例说明:
高宗朝翰林学士周麟之,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除正字,二十五年十二月除著作佐郎,二十六年八月为著作郎。二十七年十月,以中书舍人兼实录院同修撰。二十八年八月,以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二十九年闰六月,以翰林学士兼修国史 。
孝宗朝翰林学士张孝祥,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除正字,二十七年二月为校书郎 。翰林学士周必大,绍兴三十年十月除正字,三十一年十月以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 ,乾道六年(1170)七月除秘书少监,同时以少监兼实录院检讨官 。乾道七年七月,以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淳熙四年(1177)七月,以翰林学士兼修国史等 。
光宗朝翰林学士尤袤,乾道七年五月除秘书丞,八年五月为著作郎。淳熙十五年六月,以权礼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 。
理宗朝翰林学士刘克庄,淳祐五年(1245)八月以太府少卿除秘书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兼崇政殿说书。十年十二月,以秘阁修撰服阕除秘书监,十一年四月供职 。
度宗朝翰林学士王应麟,景定五年(1264)五月以太常博士除秘书郎,十二月为著作佐郎。咸淳元年(1265)七月为著作郎。咸淳三年十月四日,以将作监兼侍立修注官权直学士院兼崇政殿说书除秘书少监 。
翰林学士绝大多数都有馆阁经历,有的逐级升迁,从正字、校书郎、秘书郎等开始升为较高的著作佐郎、著作郎,到高级的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任。有的则仅供职一二项,就有升迁。在馆阁期间,从事编订校勘、撰写应制应酬文字、论思献策,使他们在翰林学士任上能够游刃有余,从容胜任。
二、育才诸种措施
苏轼以为,国家开科取士门类颇多,而制举号称第一;育才机构诸种,而馆阁居于最高,“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 。南宋文人苏籀乃苏辙之孙,其《拟答馆职谢启》云:“窃惟隆儒大本,精选抡乐育之途;待士最高,号刊述是正之职。广经籍而考阅,得英俊之朋游。皇王之学,并列其间;公辅之储,多从此出。” 作为崇尚儒术的根本,在于精细选才培育之路径,而最高育才之地在于馆阁,交游的高端、学术的积累、前途的不可限量,都说明馆阁育才的高规格和特殊性。
(一)文字之职
刘挚《忠肃集》卷九《回孙学士启》云:“以简编之脱烂,则义理不属;以文字之重复,则句读可疑。务得人而删修,将垂世于永久。登用豪杰,整齐缺讹,铅椠功施,是非坚定。” 从中可见馆阁文人的基本工作,就是整理文献之脱烂,以便义理通畅;校正文字之重复,以济句读准确,删修校正,有助文献的永久流传。齐整残缺,纠正差误,使得正误有别、对错分明。费衮《梁溪漫志》卷二曰:“故事,朝廷有合撰乐章、赞、颂、敕葬、軷祭文,夏国人使到驿燕设教坊白语删润经词及回答高丽书,并送秘书省官撰。盖学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琐细文字,付之馆职,既足以重北门之体,且所以试三馆翰墨之才,异时内、外制阙人,多于此取之。所谓馆职储材,意盖本此。” 张宦绍兴十年(1140)七月《馆阁续题名记》云:“凡在兹选,均谓之馆职,所以储蓄英髦,以备任使……岂但摩研编削,将以颂中兴、咏圣德为太平之文饰而已哉!” 唐、宋学士院在禁中北门,故而以北门为学士院代称。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分掌内制外制、代王立言,而馆阁学士从事乐章、赞颂等文字书写,通过此类工作,既能检验馆职的文学才能,又能为学士院培养输送人才。张宦之意,馆职不仅仅是编校刊削文字,还有歌颂圣德、润饰太平之责。前一章我们提到图书之府的文字工作,其重点乃编书、校书,此处从略,只讨论其他文字撰述。
《南宋馆阁录》卷五载,绍兴元年(1131)四月十四日,“诏乐章、赞颂、敕葬軷祭文、夏国人使到驿、宴设教坊白语,删润文字及答高丽书文,并依旧制,长、贰分诸官撰” ,明确了秘书省除编修书籍之外的其他日常文字工作,有乐章赞颂、軷祭文、教坊致语、答高丽书等,由秘书监、秘书少监分派诸馆职撰写。同年六月十三日,“诏应祠祭天、地、社稷祝文,令秘书省依旧分撰,书写请降。先是,罢秘书省,令礼部郎官并太常博士分撰,至是复之” 。先前因秘书省的废罢,此项工作由太常博士担任,绍兴元年六月又恢复原隶属关系,即朝廷仪式文字撰写仍由秘书省学士承担。从《南宋馆阁录》所记来看,这些仪式文字主要包括乐章、祝辞、軷祭文三大类。
第一类,乐章。主要集中在绍兴十八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乾道四年(1168)。绍兴十八年十一月一日,令馆阁文人撰感生帝大祀乐章,其中降神所用《大安之乐》四曲,由秘书省正字葛立方撰;盥洗、升殿的《保安》之曲,奠玉币的《光安》之曲,僖祖位奠币的《皇安》之曲,均由正字孙仲鳌撰;奉俎《咸安》之曲,感生帝酌献之《崇安》之曲,僖祖位酌献之《肃安》之曲,文舞退、武舞进之《正安》之曲,由太常寺主簿兼权秘书省校勘书籍官林大鼐撰;亚终献、彻豆、送神、望燎四曲,由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秘书省校勘书籍官叶綝撰。绍兴二十二年(1152)二月,成信侯、忠智侯、义成侯迎神、升殿的奠币三曲,由校书郎董德元撰;酌献三曲,由校书郎王佐撰;亚终献、送神二曲,由正字周麟之撰 。
绍兴二十七年四月,十三祭乐章由馆阁文人陈俊卿、张孝祥、林之奇等承担。《南宋馆阁录》卷五载:“(绍兴)二十七年四月,臣僚言:‘绍兴之初,日不暇给,祭祀有未复者。十三祭欲望依旧作大祀,合用乐章依例报秘书省修撰。’有旨,从之。”具体分工如下,秋分夕月十曲,著作佐郎杨邦弼撰;季秋祀内火大辰十二曲,著作佐郎陈俊卿撰;孟冬祭神州地祇十六曲,校书郎季南寿撰;立冬祀黑帝十二曲,校书郎陈祖言撰;腊前一日祀东蜡十四曲,校书郎胡沂撰;祀西蜡十四曲,校书郎叶谦亨撰;立春祀青帝十二曲,校书郎张孝祥撰;春分朝日十曲,正字汪澈撰;仲春祀出火大辰十二曲,正字林之奇撰;立夏祀赤帝十二曲,正字陈山撰;祀荧惑十二曲,正字魏志撰;土王祀黄帝十二曲,正字刘望之撰 。
绍兴二十七年五月,由馆阁文人杨邦弼、张孝祥等撰写祭祀白帝乐章十二曲,其中由秘书丞杨邦弼撰降神《高安》之曲、圜钟宫三奏,秘书郎唐文若撰黄钟角一奏,著作佐郎黄中撰太簇征一奏,著作佐郎王刚中撰沽洗羽一奏,校书郎季南寿撰升殿的《正安之曲》,校书郎陈祖言撰诣白帝位奠玉币的《嘉安》之曲,校书郎陈俊卿撰诣帝少昊氏位奠币的《嘉安》之曲,校书郎胡沂撰奉俎的《丰安》之曲,校书郎叶谦亨撰诣白帝位酌献的《佑安》之曲,校书郎张孝祥撰诣帝少昊氏位酌献的《佑安》之曲,正字汪澈撰亚献、终献的《文安》之曲,正字林之奇撰送神《高安》之曲 。
乾道四年(1168)十月十一日,李焘建言祭祀自然山川之神,并恢复旧典,乐章由秘书省文人撰述,《南宋馆阁录》卷五载,礼部员外郎李焘奏,“乞举行岳镇、海渎、先农、先蚕、风师、雨师、雷神,并复旧典,乐章报秘书省修撰”,得到采纳,具体分工如下:
立春祀东方岳镇海渎九曲。著作佐郎刘季裴撰。风师六曲。校书郎刘焞撰。孟春祀先农七曲。秘书郎李木撰。季春祀先蚕六曲。著作佐郎李远撰。立夏祀南方岳镇海渎九曲,校书郎詹亢宗撰。雨师、雷神七曲。校书郎员兴宗撰。季夏祀中岳中镇七曲。秘书丞唐孚撰。立秋祀西方岳镇海渎九曲。正字陈骙撰。立冬祀北方岳镇海渎九曲。正字杨兴宗撰。腊前一日祭南蜡七曲。正字萧国梁撰。北蜡七曲。著作佐郎施元之撰。
第二类祝辞。祝辞是向神灵祈福免祸或祷告鬼神之文辞,《金史·礼志四》云:“夫祭有祝辞,本告神明。” 馆阁文人所撰祝辞,主要包括太庙朔祭、四孟荐享、春夏秋冬所祭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昊天上帝、神农、地祇、太社、风师、东方岳镇、海渎等神灵,还有至圣文宣王孔子,分仲春上丁释奠、仲秋上丁释奠二次。除此而外,还有外路祭祀历代帝王祝辞,腊日享太庙、别庙祝辞,可见祝辞祷告对象的丰富性和现实性。参与撰写的馆阁文人有:校书郎王洋、蒋芾、林叔豹、刘一止、舒清国、葛立方、龚茂良、季南寿,秘省正字方翥、程千里、张宋卿、王东里、梁克家、宋之才、李谊、孙道夫、凌景夏、黄衡、徐林、孙仲鳌、徐度、范如圭、张阐、喻樗、王苹、张宋卿、莫冲,著作郎虞澐、洪兴祖,太常丞兼校勘书籍官林大鼐,诸王宫教授兼校勘书籍官叶綝,秘书郎李百药,秘书丞唐阅、陆时雍、王迎、刘大中 。
第三类軷祭文。軷祭就是祭祀行道之神。从《南宋馆阁录》记载来看,主要撰写对象是皇亲国戚、权贵显达之人。如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正字樊光远撰嗣濮王仲儡《軷祭文》。绍兴十二年十二月,校书郎赵卫撰赠太师刘光世《軷祭文》,正字洪遵撰秦鲁国大长公主《軷祭文》。绍兴十八年六月,正字葛立方撰贤妃潘氏《軷祭文》。绍兴二十一年九月,校书郎王佐撰太师通义郡王韩世忠《軷祭文》。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秘书省正字张震撰太师申王秦桧《軷祭文》。乾道元年(1165)三月,正字郑升之撰太师鲁国公陈康伯《軷祭文》。乾道七年三月,校书郎萧国梁撰太傅太宁郡王吴益《軷祭文》等等 。
(二)政事讨论
馆阁的重要功能,是文字之外的参政议政。北宋文人苏轼在《冗官之弊、水旱之灾、河决之患》奏议中曰:“国家及闲暇无事时,辟三馆以储士……又诏有司发策而访焉,非独以观子大夫之能,抑亦欲闻天下之要务,决当今之滞论也。” 即听闻天下要务、解决当下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是馆阁文人的重要职责。南宋文人刘一止《郑刚中秘书少监制》道:“平居商确(榷)古今、考稽得失、论议切磨、参错后先。” 即商讨古今、考察得失、相互切磋、归整先后。馆阁文人往往通过履行这一言责来践履对国家的眷眷忠诚,特别是面对国家大的利益时,诚如正字张阐所云:“自以储材之地,无力可陈,惟国家大利害,可因事纳忠。”
1. 委派责任类
《南宋馆阁录》卷六《看详讨论文字》列举了若干孝宗时的议事内容,我们将其分为二类:
其一,科举事项。
乾道二年(1166)四月二日,臣僚言:“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科,乞令权于经、史、诸子正文出题,其僻书注疏不得以为问目,追复天圣十科事。”有旨,令礼部集馆职、学官共议,讨论闻奏。
乾道七年八月十四日,尚书省札子,令秘书省讨论召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合行事件。
淳熙二年闰九月十八日,秘书省正字李垕奏,乞毕举景德六科。有旨,令秘书省同国子监、太学官集议讨论。
淳熙二年(1175)十月十二日,有旨,杭州童子王克勤令后省试,令史院检点能文童子典故。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太府少卿韩元龙奏:“童子一科,乞诏有司立为中制,下秘书省讨论典故。”
其二,典章制度。
隆兴元年(1163)九月十八日,臣僚言:“乞法李唐之制,委宰相兼领三司使职事。”有旨,令秘书省讨论典故。
隆兴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旨,国朝厢、禁军制及神宗添置将兵分营诸路州、军人数,札付秘书省讨论。
乾道五年(1169)九月二十日,太常少卿林栗奏:太庙袷享,懿节皇后袝神宗幄祖姑之下。有旨,令礼部同秘书省、国史院官参照典故。
乾道六年三月十八日,有旨,令国史院检讨祖宗置发运使格法。
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旨:“丞相总齐百揆,事无不统,而仆射之官,名实未称,宜仿周、汉之制。令有司讨论取旨。”札付秘书省讨论。
淳熙元年(1174)七月十七日,臣僚言:“按劾臣僚过犯,事干刑名,大则勘鞫,小则具析,参以诏条,斟酌轻重行遣。”有旨,令国史院讨论典故。
淳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有旨,魏王愷改判明州,令国史院讨论典故 。
以上事项,涉及制科出题方式、范围,童子试典故制度,宰相兼领职事,厢军、禁军分布设置,臣僚过失措理、太庙礼制、官制、职官等等,可谓广泛而复杂,馆阁文人通过这类群居相切的论议活动,博洽见闻,增长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这种常规指派工作,带来的是责任意识的增强、地位荣誉的强化。
2. 论对与献纳
除了这种事务委派,就是馆阁文人的指定论对与自觉献言纳策。特别是“转对”,宋代臣僚每隔数日就要轮流上殿指陈时政得失,既展示自我的能力,又限制皇帝的独断,这里面就包括馆阁文人。苏轼说:“右臣向蒙召对便殿,亲奉德音,以为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指陈得失,无有所隐者。” 南宋文人姚勉《雪坡集》卷三《拟上封事》亦云:“臣闻祖宗朝许馆职非时言事……祖宗之所以优异馆职者何也?储材于馆阁,正欲其言天下之事也……必其事关国体,人不能言,然后馆阁之臣抗章极论。” 姚勉此时的身份是秘书省正字。隆兴二年(1164)七月三十日,孝宗诏告:“政事不修,灾异数见,江浙水涝,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减膳,思所以应天之实。可会侍从、台谏、卿监、郎官、馆职疏陈阙失及当今急务,毋有所隐。” 苏轼、姚勉的话极具代表性,馆阁文人之所以待遇优渥,在于国家期待他们畅所欲言,指点朝政得失,而不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必须要有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
其一,军事安全与将帅之才推举。
南宋以来半壁河山的窘境,使得身处其间的文人忧虑甚多,谈兵言战愈发常态。绍兴五年(1135)五月乙酉,秘书省正字李弥正转对,建议招募东南民兵,防御盗贼,壮大国威,“乞令州郡募东南民兵教习,以壮国威,御盗贼。万一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调发” 。绍兴五年十月,馆职高闶建言,太祖尝置神卫水军,真宗选水卒于金明池习战,号虎翼军,因兵备重要而不可轻废,天下安定之日尚且如此,何况多事之秋,更当加紧练习以备不时,“今沿江虽有舟师而系于岸上,乞时令按习,以精其能,庶几缓急可用,不至误事也” 。绍兴九年正月己亥,秘书省正字汪应辰上疏,提出虽和议已定也当励精图治,积极作为,不能苟且偷安,“和议既谐,则因循无备之可畏;异议既息,则上下相蒙之可畏”。他特别指出,朝廷处理主战主和事宜措施过当,迎合朝廷意愿者不次升擢,反对者则窜贬罢废,即使“举世非之而不顾”,导致“小人窥见间隙,轻躁者阿谀以希宠,畏懦者循默以备位,浅谋者遂谓无事,而忠臣正士乃无以自立于群小之间”的恶果。汪氏希冀高宗能够痛心尝胆,图谋中兴,深思远虑,常怀忧惕,“勿谓和好之可以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也。何至以中国之大,而下为仇人役哉!” 期望朝廷能够重振国威,以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境遇。
加强军事防御,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将帅选拔尤为重要。绍兴二十九年(1159)二月己酉,秘书省校书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汪澈建言,高宗亲政以来要求举荐人才,但是武臣没有被推举者。文武之道,于国而言同等重要,应当及时选拔以备不时之需,“立国惟文武二道,而人才尤不可偏,要当求于无事之时。陛下亲政以来,除召四出,滞者奋、屈者伸,然武臣中未闻有荐者。且其抱才负气,岂不愿效尺寸,以幸一旦之遇?望诏帅臣监司,于本路大小使臣,举智谋可充将帅、勇鸷可率士卒者,其侍从、台谏官如有所知,亦许论荐”。当时的背景是,“自孙道夫使还,言金主亮诘以关陕买马非约,恐将求衅于我。士之有识者,默为此虑,而未敢显言为备,澈因转对,首有是请,上从之” 。孙道夫说,金主完颜亮以南宋在关陕区域买马并非约定而诘责,恐以此为借口而挑衅滋事。有识之士有所警觉,只不过大家都未敢明言,汪澈因有转对机会,故而充分发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职责。
其二,教育与科举。
教育、科举乃培养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南宋初期因国事寖弱而有所怠慢,馆阁文人建议在教官选择、补试之法、考试内容诸方面加以改革以兴其事。绍兴五年(1135)十月丁巳,秘书省正字喻樗面对,建言如今学校渐废,非长育人才的久远之计,希望府学严格挑选教官,诸路遴选聪异杰出者予以奖赏,“府学增养之员,严补试之法,择学行有文之士一二人以为教官。其余诸路,亦遴其选,令帅守择士之颖异者,具以名闻。陛下访之近臣,随材褒赏”,庶几形成“海内向风,人材辈出” 之象。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癸未,秘书省校书郎董德元面对,建言明年省试须用补试之法,以收俊才,建议根据郡之大小各限补试人数,“上郡不得过二十人,中郡十五人,下郡十人,临安府倍上郡之数”。对流寓之人的考试也提出规定:“每以省试年夏季为率,许士人诣本州投状,令佐保明,委教授帘试赋一首,或经义二道,取文理优者申州给据,赴太学补试。” 嘉泰二年(1202)六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杨炳建言:“绍兴二十七年以来申严挟书、代笔之法,士子入场,凡包裹笔砚之属,皆用青纸,其畏惧至此。”比年以来“宽纵太甚”,以至于“玩法者得志,畏法者不能,平素空疏者得恣其剽窃……而庸妄无能者率资假手。如此则文艺能否,又未易核其真”,故而建议:“申饬有司,自今贡院试无大小,挟书、代笔者断在必行,庶几人情畏戢,公法复伸。” 严格挟书、代笔之法,整顿考试纪律,使举子人人知法守法,有利于选拔的公正公平。
其三,经济措施。
南宋馆阁文人在国家经济方面的建言,主要涉及州郡税额的依法执行、吏员的奉公守法、茶场茶额的酌情削减、恢复民力。绍兴二十三年(1153)十月丙辰,秘书省著作佐郎丁娄明建言州郡税额原本取之有制而吏员不予遵守,额外苛求以济公帑,“望诏有司,凡诸州于额外收税,及增置专栏非理搜检者,长吏而下,悉置典宪,仍委监司按劾”。高宗认为丁氏所论多是,这种行为“利不尽归公家,而害及百姓”,故而“可令曹泳与漕司多方约束” 。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亥,秘书省正字张震建言,四川茶场自韩球实行苛刻政策以来,“民日破贫”,这种行为“优商而困民,是浚其流而竭其源”,长此以往“将损国计”。故张氏建议酌情裁减,以养民力,“愿将韩球以前茶额,比今所取,裁酌施行,庶几民力稍可复旧,以为四川根本之计” ,得到采纳。
其四,官吏考核。
稽查考核官吏之为善为恶,制订适当可行的赏罚措施,避免人浮于事,才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绍兴六年(1136)六月己未,秘书省正字李谊守监察御史,因论对称旨得到升迁。李氏以《汉书》《唐书》中的《循吏传》《酷吏传》为据,提出“吏之臧否,系乎人君之好恶;其从违,常系乎人君之赏罚”,“愿诏诸路监司,举劾部内守令政绩之善否,其有蔽贤容奸者,皆当坐以违制之罪” 。绍兴二十七年七月乙丑,秘书省校书郎陈俊卿建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长,假使更来迭去频繁迁改,未必能尽其所善,如今监司帅臣很少能终其任,“远者一年,近者数月,辄已迁徙州县。百姓送往迎来之不暇,其为劳费,不可殚举”;朝廷百官亦不肯安守职业,“视所居之官,有如传舍”,这样的后果,导致“因循岁月,积弊既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橐为奸,贿赂公行”。而要改变现状则须订立规章,监司帅守,“有政术优异者,或增秩赐金,必待终秩而后迁擢”;朝廷执事官,“亦当少须岁月,俾久于其职,然后察其勤惰而升黜之” ,各安其分,忠心尽瘁于国事则万事成就矣。高宗诏三省行下,陈俊卿因建言称旨而升职著作佐郎。绍兴三年十月丁酉,礼部员外郎兼秘书省著作佐郎舒清国建言,“自有国难,盗贼间起,所在州县,率多残破,人民流离,户口减少”,地方官员极不负责,“守令或不究心,抚存凋瘵”,建议“以户口增否,立守令考课之法,而优其赏格”,以致“守令惠爱及民,不惟流民归业,而四方转徙者,亦有所托”。舒氏建议立考课之法得到采纳,“令吏、户部立法” 。
其五,社会治安。
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戊子,秘书少监杨椿入对,言湖北一路寇盗最多,虽下诏以蠲免科徭,减省力役,但效果不显,“田畴不加辟,户口不加多,视他路最为凋弊”,究其原因,杨椿以为:“本路诸县才见有请佃之人,未得食新例,皆抑令输税。既而差夫配马,无名之征,取之纷然。民不聊生,流移转徙。”杨氏提出解决办法,希望父母官招诱户口,安排开垦田畴,立为课业;籍没田产之人重新审核,希望有司认真执法,“欲乞诏湖北一路,凡字民之官,以招诱户口、开垦田畴立为课最”,“近两降赦文,籍没田产之人,并令所属具情犯条法,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拘籍。而所至犹有不遵赦令者,盖缘未曾立法断罪故也。望诏有司,申严行下。如是,违法籍没罪人财产,及不先申提刑司审覆得报,便行拘籍者,科以某罪,监司不觉察者,降一等”。杨氏建议颇有成效,“五月丁巳立法” 。淳熙十一年(1184)夏五月,校书郎罗点建言,想要制止逃亡之卒就要减轻刺配之法,“望诏有司,将见行刺配情轻者从宽减降,别议居役,或编管他郡,令其应配,照淳熙元年指挥,择其强壮者充军。庶几配卒渐少,不至于盗” 。另外指出,希望参照以前刑法,对于偶然罹罪者从轻处置,保全其面,促其改过自新以清除其奸党。
其六,文人气节操守。
靖康之难,徽宗、钦宗被掳走,南渡之后主战主和一直是困扰南宋朝廷的核心问题,关乎民心向背、士气振作、士大夫的体面与尊严。因而力量悬殊的客观分析、权宜之计的理性选择在民族大义的聚焦灯下,都显得那么卑微,令人气愤,更何况不顾众怒地公然投降。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辛亥,秘书省正字范如圭上书秦桧,指责身为宰相的秦桧寡廉鲜耻,不顾群情激愤,不能“建白大义”,“与之缟素,挥戈北向”,反而“卑辞厚币,以请梓宫”,这种不尽臣子之道的行为令人发指。针对秦桧曾经自我标榜的“我欲济国事,死且不恤,宁避谤怨”的豪言壮语,如圭鞭辟入里地批判道:“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 这篇上书鼓舞人心,流传广泛,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亦提及范氏上秦桧书 。绍兴十二年(1142)八月丙寅,秘书省校书郎兼权礼部郎官程敦厚进言,批评了当下士大夫缺乏忧患意识、担当精神,只是沽名钓誉,“君子于此时,自当损身殉国,而不辞天下之责,奈何往往士大夫谋己以奸利者。始也不量可否,阳为夸论,而务在盗名。终也不计安危,阴辄嫁怨,而莫肯任患”,希望朝廷,“申饬群工,益固邦本,以惠海内” 。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以为,无论是对秦桧主和还是对韩侂胄主战的批评,慷慨陈词看起来似乎气盛言宜,但实则是“气矜”而“相胜”,“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于是而为君子者,不遗余力而言之……而其理之居胜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揜之者矣。乃诚如其言,绌秦桧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仇复宇邪?抑否也?……其言也,至于胜桧与侂胄而止,而既胜之后,茫然未有胜之实也……不世之功,岂空言相胜之可坐致乎?” 如若这些批评者取得胜利,未必能如其言而获得实际成效,因而只是一定程度上持之有故、号之有名的空谈。清人赵翼对南宋主战主和的评价也承袭了王夫之,他以为:“自胡铨一疏,以屈己求和为大辱,其议论既恺切动人,其文字又愤激作气,天下之谈义理者遂群相附和,万口一词,牢不可破矣……故知身在局外者易为空言,身在局中者难措实事。” 馆阁文人于当下情境中情绪激昂的文字,于凝聚人心确有好处,但从实用角度而言,王夫之、赵翼以为空言无当,只是博取名声而已。
以史学家、思想家的眼光来看馆阁文人言论,虽然有些明显呈现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但我们也不能过分苛责古人。排除实际功效,其建言献策更多彰显的是馆阁文人在国家大事面前的不避忌讳、敢于担当的品格精神。
其七,朝廷舆论控制、礼仪孝道。
某些馆阁文人因特殊的利益关系,逢迎天子意向,捕捉政治动态,建议朝廷控制主流舆论,导致文字狱兴起。如绍兴十九年(1149)十二月壬子,秘书省著作佐郎林机面对,言朝廷失意之人妄做野史,以售邪说,请予以禁绝:“访闻有异意之人,匿迹近地,窥伺朝廷,作为私史,以售其邪谋伪说。臣若知而不言,则异日害正汨真之患,臣实任其咎。欲望密加搜索,严为禁绝。”得到高宗采纳。甲寅,上授意秦桧:“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弹奏,并取旨优加赏罚。” 最终导致李光狱事起,林机无疑充当了高宗、秦桧的帮凶角色。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诏职事官日轮面对,秘书郎权吏部郎官郑湜因转对,希望朝廷严明家法、端正纲纪,巩固国家基业,“三代以还,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亲,二曰齐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经也”,“愿陛下尽事亲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严家法之义,以正内治之纪纲。明教子之规,以寿万世之基本” 。关于高庙配享之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高庙配享议》载之较详:洪迈建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四人为请,得到孝宗采纳,可异论以为:“吕元直不压人望,当以赵、张两公同配。又谓张浚晚附秦桧,力主和议,诬杀岳飞,不宜在预享之列。而诏已下,莫敢有言。”唯独秘书少监杨万里上书力争其理,认为:“今者建议之臣,曰欺、曰专、曰私而已。”没有广泛的参与者,没有听取朝臣意见,仅是一己之私心,建议“愿酌李唐之制,令博士、礼官与台谏、两省、侍从及在廷之臣杂议其事,而陛下酌其中”,以消弥众口。后来朝廷采纳杨氏建言,增加了听议之臣,“乃诏令未集议侍从、两省、台谏官及太常寺、秘书省依典礼详议闻奏”,后来秘书省参与详议的文人,有“少监杨万里,丞谢修郎、邓绎,著作郎倪思、黄唐,佐郎莫叔光、正字卫泾” 等十八人。杨氏的据理力争,表明馆阁文人自主独立的参政意识、不畏强权的品格,践行了馆阁知无不言的职业精神,同样彰显了馆阁在国家政事中的智囊作用。
以上我们大致罗列了馆阁文人上书言事比较重要的七类,其实馆阁文人无论被委派商讨专项职事还是轮对奏议,其内容的丰富涵盖了南宋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柳诒徴《中国文化史》论道:“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 宋代馆阁作为最高育才之所,国家政治、文化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之一,士大夫政治的特点比较明显。葛兆光说:“只有由知识阶层表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系统,才能有效地构建着政治与伦理的秩序,而一个庞大而有影响的知识层的舆论,对于国家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从宋初开始的权力拥有者,都逐渐把自己与知识阶层联系起来。” 馆阁文人作为知识阶层的一员,也部分地发挥了“构建政治与伦理的秩序”的功能。在这样一个属性特殊且职责重大的场域,馆阁文人主体表达着他们干预政治的勇气和决心,用秘书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的话来说,就是“区区忧国之心,不能自已……由此获罪,固所不辞” 。
3. 周知吏事,培养治才
馆阁作为图书之府、育才中心,培养宰辅公卿、侍从之臣成为其重中之重的职能。熟悉吏制,堪任一方,成为育才的基本环节,程俱《辞免太常少卿申尚书省状》曰:“祖宗以来,三馆台阁承学之士,必更中外繁剧之选,才德器业如韩琦,经术士行如王安石,文章才气如苏轼,皆以馆职监左藏库或省府推判官,与夫州郡之寄。不惟不以文学、政事分为二途,亦使中外迭居,周知吏事。” 这里程俱提及韩琦、王安石、苏轼三人,或杰出于才德器业,或扬名于经术士行,或称誉于文章才气,他们都有以馆职兼任吏事的经历。所以馆阁育才的措施之一,就是文学、政事的合而为一,中央、地方均有任职,培养堪当吏事的复合型人才。
绍兴二年(1132)六月庚戌,御史中丞沈与求建言:“祖宗故事,许令馆职兼在京釐务官,所以蓄养人材。自今剧曹郎官并繁冗,局务有阙。乞于馆职、编修、计议、删定官,太常丞、博士、国子监、丞内随才选差,亦可试其能否。” 希望延续北宋馆职兼在京吏事之策,以便历练、储养人才。绍兴七年(1137)七月丙寅,“秘书郎张戒提举福建路茶事”,缘于高宗评论馆中人才,以为“戒好资质,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复召用之”,张戒随后请求外任。后二日,高宗又谓辅臣道:“士大夫须更历外任,不必须在朝廷。若既练达,而止令在外,则又不尽用材之道。”陈与义进言曰:“前日陛下惜张戒人材,除外任以养成之,圣意甚美。”高宗曰:“中书省可籍记,他日复召用。” 高宗以为,馆阁文人若委以重任,须有在外担当吏事的履历,但是仅将人才安置于外,则又不符人尽其才之道,故而通过外任磨炼,然后置于朝中以期重用。孝宗时,同样延续馆职补外以亲吏事,知晓民情之策。乾道元年(1165)正月二十日,诏:“馆职,朕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以待显擢。苟不亲吏事,知民情,则将来何以备公卿之任?可今后更迭补外,历试而用,以称朕乐育实材之意。”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馆职为总领》曰:“诸路总领,故事皆带在内金谷官,若太府,司农卿、少、丞,户部列曹郎中、员外郎之类。淳熙中,赵温叔用宇文郎中(子震)为淮东总领,时宇文尚为馆职,以未历郡不可除郎,乃命以著作郎兼权金部郎官为之。以馆职领钱粮,非旧典也,当时皆不以为是。” 淮东总领职任,最初想委任馆职文人宇文子震,但因其缺乏任职地方的履历而改易其为著作郎兼权金部郎官来担任。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宇文子震淳熙七年(1180)三月除著作郎,十月为户部郎官、淮东总领 。
馆阁文人出使外域、充当外交使者,亦是重要的历练,需熟悉制度沿革,具备辩才文才,且举止得当方能胜任,既能弘扬国威,又能流播德化。北宋许多馆阁名臣都曾出使外域,如宝元元年(1038)八月,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为契丹正旦使。庆历三年(1043)十月,右正言、集贤校理余靖为契丹国母正旦使。至和二年(1055)八月辛丑,翰林学士、吏部郎中、知制诰、史馆修撰欧阳修为契丹国母生辰使等。南宋时,馆阁文人同样是外交官的重要人选。如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癸巳,高丽国王楷遣其尚书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閤门祗候沈起入贡,高宗诏秘书省校书郎王洋押伴 。检《南宋馆阁录》,王洋仅有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的经历,可见级别不是很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载:“淳熙己酉,金国贺登宝位使,自云悟室之孙,喜读书。著作郎权兵部郎官邓千里馆之。因游西湖,至林和靖祠堂,忽问曰:‘林公尝守临安耶?’千里笑而已。” 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邓千里乃邓驲,“字千里,延平人,淳熙二年詹骙榜进士及第,治《书》。十六年十一月除著作郎” 。著作郎邓驲接待了金国贺登宝位使,这位使臣所问之问题,与“悟室之孙,喜读书”的自我评价格格不入,作为馆职的邓驲表现得体,只是笑笑罢了,尽显文化大国使臣风范。
当然也有不合格的外交使臣,绍兴二十八年十月丁亥,“秘书少监沈介为贺大金正旦使” ,出使期间看到金主完颜亮再修汴京,以期南侵,沈介回国后三缄其口,而国子司业黄中贺金主生辰后归,却能直言不讳高宗,“彼国治汴京,役夫万计,此必欲徙居以见逼,不可不早自为计” ,相形而下沈介的形象黯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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