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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馆阁文人的优宠恩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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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人晁补之《谢授馆职启》曰:“窃以校雠之设,始于汉氏之购书;员品之增,盛于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礼乐声明之为备,亦一时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阁之华,近阊阖钩陈之邃。至谓道家群玉之府,盖象天官东壁之藏。近稽有宋之隆,专号育材之地。故招来于闲暇之日,而官使于成就之时。职非要而地严,欲知其可贵;禄已优而责寡,使得以自修。” 揭示汉、唐二代藏书文馆,增加人员配备,让优秀的文人校勘整比,以致人才辈出,斯文得以延续,礼乐文明因以昌盛。宋代更是如此,儒馆作为育才之地,地近清秘,藏书丰富,杰出的人物安置其中,长育涵养,成就功名器业。职任并非重要,但地近宫禁,体现其尊贵之所;俸禄优厚而职责较轻,得以自我修养,所谓职轻而秩美。南宋虽半壁河山,但是馆阁的建设也较其他职司岿然独出,文人待遇并不逊色于北宋,从容涵育以便委以重任,从而共建盛时,周必大《史馆吏部赠通议大夫朱公松神道碑》道:“祖宗时择儒学为馆职,自馆职择侍从,由侍从择辅相,所谓儒学者,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其议论可与谋虑大事,决疑定策,文章特一事耳……高宗方内修外攘,首置秘书省以储人才。他有司治事日不暇给,独职馆涵养从容。要路阙,必由此选。国朝盛举,乃复见之。” 对馆阁文人的恩宠待遇,既体现在物质层面,又表现在精神层面。

一、帝王临幸、实物赏赐与转官升职

史浩《驾幸秘书省同政府辞免推恩札子》,以为天子临幸馆阁意义重大,“丕承尧绪,稽古右文,请屈帝尊,临幸三馆,所以增光斯文,垂宪万世者,实在兹举。臣等获以迩列,庀职其间,与观盛事,已极荣华” ,简言之乃弘扬斯文,为万世垂法。对馆阁文人而言,得预盛事更是荣耀极致。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九日,秘书少监游操等上表,请高宗车驾临幸秘书省 。游操《乞幸秘书省表》曰:“伏以儒宫肇建,已隆款圣之仪;文馆既成,敢缓叩阍之请?辄沥诚悃,冒渎聪闻。臣操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窃以汉帝中兴,诏石渠而讲道;唐宗致治,即丽正以观书。于赫盛朝,迥高前古。太宗肇新于栋宇,徽宗亲屈于乘舆。丕承诒谋之休,允属右文之旦。恭惟皇帝陛下,尧文有 ,舜德无加。属意向儒,惟诗书之是玩;厉精稽古,皆韦布之所难。爰咨藏室之居,靡称旧都之制。肆颁明命,趣百堵以经营;用阐宏规,极一时之轮奂。直出蓬山之上,怳如丰市之移。亲御宝跗,光生华傍。翔鸾翥凤,虽腾万目之瞻;洒道清尘,未整六飞之驭。伏愿乘时顺预,涓日鉴临,发挥亿载之珍藏,披览累朝之睿训。俾斯文一振,益知吾道之尊;则率土同风,岂独书生之幸!臣操等揆才庸琐,际运休明。抱惭怀铅,久沐君师之造;就云望日,不胜臣子之情。臣操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 游操乞请高宗临幸秘书新省,以振馆阁士气,以壮馆阁雄威。表中提及宋代馆阁建设超越汉代的石渠、唐代的丽正。太宗肇开新府,徽宗光临馆阁,高宗承袭先朝稽古右文政策,一心向儒,展玩诗书,重建馆阁,美轮美奂,筚路蓝缕之功值得称颂。游氏以“就云望日”来表达无比期盼的激动心情,赞扬高宗临幸秘省以振斯文、尊崇儒道的重大意义。

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二十七日,高宗车驾幸秘书省,本省官吏、实录院官吏恭迎圣驾。高宗以手诏授提举秘书省官,诏曰:“盖闻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汉选诸儒,定九流《七略》之奏。文德之盛,后世推焉。仰惟祖宗肇开册府,凡累朝名世之士由是以兴,而一代致治之原盖出于此。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于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高宗高屋建瓴地评价了北宋馆阁的育才功能,名世之士由此脱颖而出,治世局面因此呈现,激励馆阁文人、学士大夫勤勉学问,涵养器识,同心同德,以宏大儒业、重振斯文。其间,高宗光顾秘阁,“宣群臣观累朝御书御制、书画、古器等”,秘书少监以下官吏在阁下侍立。另外实质性的赏赐也可谓优渥,“诏秘书省、实录院官各转一官,秘书少监仍赐绯章服并御书扇。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太师、尚书左仆射秦桧依昨监学成书体例推恩,令学士院检举降制。又诏秘书省、实录院人吏及诸厅供检文字、天文官、三省、枢密院供检至诸色祗应等人,如有官,人与减二年磨勘。内未有名目人,依国子监例,赐钱六百贯文” 。秘书省、实录院的官员各转一官,吏员若有官则减二年磨勘;秘书少监游操,获得高宗赏赐绯章服和御书扇的荣耀。

绍兴十四年(1144)二月,高宗皇帝曾以御笔道山堂大字赐馆阁以示恩宠,林希逸《御赐宸笔道山堂大字记》赞扬高宗神武之姿能够渡过艰难,构制馆阁焕然一新,“我皇帝陛下神圣文武,缉熙光明,宏济时艰,申囗休命,敕天之歌喜起,致祥之治肃和。戒告攸备,增饰废故,木天轮奂,粲然一新”。接着说馆殿庄严,有匾额题名更是熠熠生辉,“有堂中峙,翼翼峨峨,旧额虽存,佥曰未称……乃二月戊寅,赐臣以御书‘道山堂’三大字”。之后评价高宗书法之精妙,浑融严谨,龙腾凤跃,辉映人间,“众体浑融,八法严备,能由天纵,意在笔前”。最后解释了取名“道山”之意,储材待用之地令人无比欣羡,如同神人所居之朦胧缥缈的仙境;学士凭借业绩,无论大小均能留名千载,堪比列仙,“岂伊储才待用之地,譬彼烟霞缥缈之居。盖唐以弘文,登选学士,世所歆羡,比之瀛洲。当时诸贤,大则著绩弥纶,小亦流芳典籍,姓名千载,犹如列仙”。文末,以高宗荣赐题名来鼓舞振作士气,以契合天子造就人才,统理四方之意,“今宸章表绚,明正星河,士游其间,敢不企瞻华扁,金玉其身,以副圣天子寿考作人、纲纪四方之意哉!”

淳熙五年(1178)九月十二日,孝宗车驾临幸秘书省,“提举国史院官并提举国史日历所官、秘书省国史院官、台官、右文殿修撰等,阁门舍人并迎驾起居”。其间,孝宗入秘阁东壁、西壁,“观累朝御书”等。观书完毕赐宴秘书省,“知阁、权管军、台谏、见任秘书省、国史院官、阁门舍人,及在京及临安府见任直秘阁、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及曾任前件职见寄职并前馆职,俱赐坐”。同日,秘书省大小官员受到奖励,“诏秘书省、国史院官各转一官,选人与改合入官。读书王克勤与转一资,秘书监、少监各赐紫章服。有官供检人吏并三省供检有官人各减二年磨勘,无官供检承接人吏等并三省礼房支犒设一次” 。高宗、孝宗临幸秘书省,可谓两朝盛典,既彰显了馆阁迥然有别于其他机构的独特性、重要性,又表达了朝廷尊崇儒术、彰显斯文之义旨。对馆阁文人而言,是恩宠与责任并存,鼓励与督促兼具。

北宋馆阁赏赐馆职文人有官茶、团扇、贡花、旨酒、瑞盐、果实等,《墨庄漫录》卷六载:“故事:西京每岁贡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库酒赐馆职。韩子苍去国后,尝有诗云:‘忆将南库官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白发思春醒复醉,岂知流落在天涯。’” 以流落天涯的孤苦凄凉,反衬在京任职馆阁的荣耀自得,回忆里有欢欣亦有苦涩。南宋朝廷赏赐馆阁大略如此,如各种节日的恩赏,“日历所、会要所、国史院岁旦、冬节、清明、端午、七夕、重九,各赐大龙茶一斤,州酒四瓶”,“每岁五月,宣赐大小凤茶、大龙茶各一斤” ,最常见的就是茶、酒。除此之外,朝廷还特别赏赐中药以助馆阁文人身体康健、安心履职,“自提举官以下等第分送,秘书省、日历所、国史院皆依例。夏,大顺五苓香薷、三倍驻车、桂苓香薷(养脾理中消暑)、水瓢;冬,苏合、鹿茸(养脾理中)、嘉禾(匀气润补)、橘皮。煎其品数,改丸修合日禀议焉” 。馆阁文人日常编修校勘任务繁重,容易急躁上火,气脉不畅,所以调养保健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季。例如驻车,具有清热止痢、养血调营之功效。桂苓,具有大解暑毒之用途。节日期间亦赏赐本省馆职花灯、桃符等,“本省元宵,每位莲花灯五盏,球灯三盏;重午,洪州扇二,草虫扇二;岁除,桃符、门神各二副” 。花灯、门神、桃符的赏赐,是北宋馆职文人所没有的,它独属南宋,更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践行,希冀其能够发挥避邪喜庆的功能。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云:“馆职常苦俸薄,而吏人食钱甚厚。周子充作正字时,尝戏曰:‘岂所谓省官不如省吏耶?’都下旧谓馆职为省官,故云。” 周子充乃周必大,其为初级馆职时俸禄薄少,曾经戏说秘书省官不如秘书省吏人,私人欢会显得捉襟见肘,而天子赏赐的丰盛优渥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淳熙五年(1178)六月,因《中兴馆阁书目》成,公卿学士被旨观书,于道山堂置酒会,参与者,有“少保丞相卫国公史浩、知枢密院事王淮、参知政事赵雄、范成大”,以及“修史官并馆职”。席间,“中使传旨,赐流香酒四壶,果肴五盘,且宣谕曰:‘雨凉多饮。’”丞相上章表达谢意,二府、三馆之士“更相劝酬,以侈上赐” 。

除了实物赏赐,馆阁文人在官职迁转上也较为优裕,例如皇帝临幸秘书省,馆职学士都有升职转官之恩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奏举京官》曰:“奏举京官,祖宗时无定数,有其人则举之……在京选人,旧无外路监司荐举,渡江后,诏以六部长贰作职司。乾道七年九月,罢之。惟馆学官通理四考,不用举主改官,盖累圣优贤之意。” 言下之意,馆阁官员改官则不需举荐,省去这一环节显然是对馆阁文人能力品行的认可,自然是优宠之举。

二、馆阁文人的特殊待遇

馆阁文人还拥有他司所无之特殊待遇,既显示职业的光鲜,又体现地位的尊荣,尤其是使国家崇文尚儒的政策得到切实践行。

其一,考试贤良、进士唱名,许馆职殿内侍立。

《南宋馆阁录》卷六云:“《馆阁录》云:‘旧制,以每遇进士策贤良,馆阁官并赴殿门祗候,给大官食法酒十瓶,唱名日登殿侍立。熙宁后,只令殿门祗候。元丰中,判馆阁官申请,虽得入殿,然只得立殿下。’绍兴五年八月九日,著作佐郎李公懋等言:‘进士唱名,自政和以来,閤门寖废旧制,令秘书省官立殿下,非故事。欲乞复祖宗之典。’有旨,除省试官外,余许依旧制,殿上侍立。乾道四年,试贤良唱名亦如进士唱名之制。” 这里所引《馆阁录》乃元祐年间宋匪躬所撰。绍兴五年(1135),由于秘书省著作佐郎李公懋的建议,恢复馆阁官员于殿上侍立之荣。孝宗乾道四年(1168),馆阁官员殿上侍立由进士唱名扩展到考试贤良。淳熙八年(1181),又进一步扩大到所有唱名日,《南宋馆阁续录》载,淳熙八年闰三月六日,尚书省札子提到秘书省状,“准见行令,诸举人唱名日,秘书省正字以上并赴起居侍立。今来缘本省官多系曾差充省试官,所有唱名侍立,伏望朝廷敷奏施行”,建议得到采纳,“有旨,并令侍立” 。缘于馆阁文人参与了主考任务,所以唱名日许侍立体现了对考官的尊重,对选拔人才仪式的慎重。

其二,南宋馆职参与侍从赐宴活动。

《南宋馆阁录》卷六云:“《馆阁录》:‘淳化元年二月,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其集贤校理并令预会。初,李宗谔为集贤校理,校理之职,自兴国后罕有任者,会赏花后苑,有司第令直馆赴会,宗谔不得预。翌日,献诗陈情,遂许陪宴。’祖宗时,每时序游幸,皆赐宴饮,或雨雪休应,亦就崇文赐宴。中兴后,惟天申节宴、闻喜宴,正字以上皆赴。” 北宋时期,后苑赏花、钓鱼赐宴较为频繁,馆阁文人多与其中,侍从陪驾、应制赋咏多集中在太宗、真宗和仁宗朝 。而且由于活动密集,文人往往宿构以防窘迫难成,而皇帝临时出题又使某些文人措手不及,多露尴尬,优人以此为戏留下文坛笑料,《东斋记事》卷一云:“赏花钓鱼会赋诗,往往有宿构者。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适置会,命赋‘山水石’,其间多荒恶者,盖出其不意耳。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笔若吟咏状。其一人忽仆于界石上,众扶掖起之,既起,曰:‘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其诗,令中书铨定。秘阁校理韩羲最为鄙恶,落职,与外任。”

南宋因半壁河山、民族矛盾的突出,这类活动锐减,仅有庆祝高宗生辰的天申节、进士闻喜宴二项,正字以上馆职文人皆可参预。北宋侍从赐宴的文学成果丰富,《崇文总目》卷一一著录了《应制赏花集》十卷、《瑞花诗赋》一卷,郑樵《通志·艺文略第八》也有著录,注云“宋朝馆阁应制作” 。而南宋目录书、史书著录者,目前仅见《馆学喜雪唱和诗》,《宋史》卷二〇九著录了南宋文人熊克所编《馆学喜雪唱和诗》二卷,祝尚书师提出,此集编定当在熊克馆阁任职的数年间 。

其三,学士院为馆阁官员具食等。

《南宋馆阁录》卷六云:“《麟台故事》曰:‘大宴未赴坐间,学士院尝为馆阁官具食。盖祖宗时,内外制官无不自三馆出,馆中之人往往前日僚友之旧、道义之交,不专以势利高下为心,故每于是日小集,从容谈笑也。’近时具食虽如故,乃设于学士院门幕次内,盖未尝见玉堂主人也。’今天申节宴在贡院,学士院设食犹如故。” 馆阁作为人才辈出之所,今日的两制文人、宰辅公卿乃昔日之馆阁名流,之间存在僚属之交、道义相契,故而交往时能够从容言笑,不以地位高低而心存芥蒂。学士院为馆阁文人具食,表明了对其尊崇与敬爱,自有不忘所出、心存感念的谦逊之意。

北宋馆职暑月许于大庆殿廊纳凉,平时闲暇许置棋局,享受观棋听乐等恩宠待遇,南宋馆职于此则鲜少,但是待遇较他司还是尚优。绍兴元年(1131),诏秘书省官雠校《国朝会要》时,“逐官添给茶汤钱” 。《宋史》卷一六四《秘书省》云:“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遇庚伏,则前期遣中使谕旨,听以早归。大典礼,则长贰预集议。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宴设锡予,率循故事。” 说明曝书会的酒食支出,由朝廷提供。遇三伏天,馆职则可以提前结束工作回去休息。朝廷盛大典礼,秘书监、少监可参预讨论,这种待遇是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如此这般的待遇和优宠,显然是和设馆育才、储才待用、以赞治世的馆阁政治、文化功能相辅相成,“庶令英俊之游,日玩典籍,不亲米盐之务,专修经纬之业。长育人才,无尚于此” 。

三、馆阁的特殊礼仪

馆阁因其滋育人才的特殊功能,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故而有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也自有其彰显身份尊贵的特殊礼仪。这些礼仪,既标榜了其机构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又具有区别其他文人群体与众不同的气质品味。这些仪式的坚守,有利于维护机构的尊贵地位,同时获得社会的别样认可与赞同。

当然,某些特殊的礼节仪式随着时代变迁也会发生迁转,甚至泯灭,此时若有人还持古礼古风便是迂腐落伍了,《石林燕语》卷六载:“故事,外官除馆职,如秘阁校理、直秘阁者,必先移书在省职事官,叙同僚之好,已乃专遣人持钱及酒殽珍馔,即馆设盛会,燕同僚,请官长为之主,以代礼上之会。各随其力之厚薄,甚有费数百千者。就京师除者,则即馆上事,会亦如之。自崇宁以来,外官除馆职者既多,此礼寖废。宣和后,虽书局官亦预馆职,至百余员,故遂废不讲。崇宁初,许天启自陕西漕对除直秘阁,用故事入馆上事,以漕司驺从传导至道山堂,坐吏无一出见者。馆职亦各居直舍,不相谁何。天启久之索马而去,人传以为笑。” 说明,在外官除以馆职,先要以书信与在省职事官打招呼,以叙同僚之友好。不仅如此,还要有实质性的破费,专门委派人出资以置办美味佳肴,在馆中设宴招待馆阁学士,邀请馆阁长官为宴会主持,所出钱资量力而行。若馆职是在京城除授,则立即到馆中打照面,宴会仍然要举办。徽宗崇宁以来,外官除职较多,此礼慢慢废弃,许天启仍用先前惯例来入馆行事,结果无人理睬反遭嘲讽。南宋馆阁仪式的简约简化也在情理之中,当然一些特殊的礼仪还是温和地延续着。

其一,儤会。《南宋馆阁录》卷六载:“每省官初除,例作儤会。”指秘书省官初除后,要召集同僚举行宴会,以示友爱。

其二,过局。《南宋馆阁录》卷六载:“监修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每月过局,省阅所修书,诸司送本所官酒各二瓶。凡有初除官遇过局日,本所带送六瓶,余官四瓶。” 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卷七引忠斋刘承旨语道:“宋朝监修国史,宰相初任者,谓之开局。一月一至院,谓之过局。” 过局,是高级馆职的职责要求,即每月来馆阁检查督促修书工作。赠送秘书省官好酒,有犒劳慰问修书辛苦之意。

其三,正旦、冬至拜先圣和颜回。《南宋馆阁录》卷六载:“是日,设先圣、颜子像于道山堂中间,省官序班堂上,北向再拜,长、贰三上香,在位者复再拜。礼毕,团拜于堂上,同年者各讲私礼。” 可见对先圣孔子、颜回的敬爱,也表明馆阁推崇学问、德行的兼修。

其四,燕集。乾道九年(1173)五月,群玉亭成,“丞相齐国公虞允文燕馆阁之士于新亭”。淳熙四年(1177)三月,“提举实录院参知政事李彦颖、监修国史龚茂良以进《实录》前一日观书于道山堂,会前修史官并馆职,置酒于著作之庭” 。

其五,暴书会。绍兴十四年(1144),规定秘书省暴书时间在五月至七月间,长达二月,《南宋馆阁录》卷三载:“(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本省年例,入夏暴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 暴书宴会则定在七月七日,这种盛会只有秘书省特有,他司均无。

其六,饯会。《麟台故事》云:“三馆、秘阁官升迁、外补者,众必醵会置酒,集于僧舍以饯之;其外补者,或赋诗以赠其行。祖宗盛时,三馆之士出局,必相过从,或集于名园僧舍,饮酒赋诗。” 详细情状,我们将在第七章中予以论述。

这里我们还需提一下“光馆钱”,据《南宋馆阁录》卷六记载,秘书少监周必大在乾道五年(1169)仿照翰林旧规订立了光馆钱,“监修、提举初至一百二十千,迁转一百千。提举秘书省初至一百千,迁转七十千。初入馆十千,他官再兼史职同。侍从修史初至二十千,迁职转官二十千,迁二府一百千。本省迁职,若转官十千,选人改官倍之。本省迁他职十五千,迁侍从倍之。本省别加兼职十千,迁官别加兼职同。史馆迁职,若转官十千,修史侍从倍之。祖父母、父母封叙二十千,封至夫人者三十千。以下三馆通用:亲族同官十五千,异姓有服亲十千;知贡举五十千,考试二十分之一;奉使视职任轻重而定多寡之数,止于一百千;锡赉二十分之一,止于一百千;生子三十千;荫补十五千;子弟登科二十千。一月之内两遇以上者,止从一多” 。根据馆职级别高低、迁职高下、兼职差异等出钱有别,其中还包括封荫、知贡举、生子、子弟登科等可喜可贺之事。杜文玉《唐五代的助礼钱与诸司礼钱》一文以为:“诸司礼钱包括光署钱(光省钱)、光台钱、光院钱、光学钱等,是唐五代时期的三省、御史台、翰林院与国子监等机构,向新任职的官员、检校或兼任本司的官员以及从本司升迁的官员所征收的礼钱。诸司礼钱主要作为这些部门的公使钱使用,如用于公廨维修、食料开支、购置办公用品以及其他各种开支……对后世尤其是两宋时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为其所沿袭。” 通过这种方式的集资征收,既可作为宴请同僚的饮食开支,也可作为馆阁公共支出,以喜事同乐、好事共沾之名目增进同僚之情谊,也维系强化了馆阁文人的集体感和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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