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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南宋政府征收图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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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建炎元年(1127)正月,“丙辰,金人来索法驾、仗卫。自帝蒙尘,二帅日遣萧庆须索城中物,胁帝传旨取之,至是殆尽。又遣鸿胪卿康执权、秘书省校书郎刘才邵、国子博士熊彦诗等,押监书及道释经板、馆阁图籍纳敌营” ,这里明确提到押解金营的图籍就有馆阁藏书。同年四月辛酉,由于勤王兵集结,金人迅速撤走,金帛遗落遍地,“践之如粪壤”;秘阁图书更是“狼籍泥土中”,令人触目惊心,李心传感叹道:“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 不仅是馆阁图籍,即便是御前书籍多零落不存,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曰:“至宣和中,册府所藏,充仞栋宇。而禁中藏书尤盛,设官校勘,谓之御前书籍。中更变故,丧亡略尽。至高宗巡幸至吴中,虽祖宗谥号亦亡之,但称庙号。建炎三年,因考求字训,而有司言止有《广韵》,俟求,访得《集韵》,乃可尽见其散亡乃至于是。” 战乱带来图书的损毁相当惨重:高宗至吴中,连祖宗谥号都亡佚了;建炎三年(1129)考求字训,仅有《广韵》,后寻得《集韵》,可见一斑。高宗新立,面对典籍零落稀缺之窘境,延续了前朝崇文尚儒之策,着力恢复打造图书之府。

一、政府行为

1. 多次下诏,优赏献书

高宗将重建馆阁、广收图籍作为“崇儒尚文,治世急务” ,频频下诏求书。建炎四年(1130)六月二日,“诏令婺州,于进士李季处取索所献编次传习异书。选见任官一员,官给纸札誊写。即令所委官同李季点对,申送前来。内李季日给食钱一贯” 。说明最初所收图书,重在鼓励进书之举,并不讲究图书性质。而且委官点对,选官给纸誊写。绍兴三年(1133)四月二十一日,右司员外郎刘岑请访求四方遗书以充实三馆,得到采纳,《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切惟祖宗创业之初,开三馆以储未见之书。艰难以来,兵火百变,文书之厄,莫甚今日。虽三馆之制具在,而向来之书尽亡。乞诏四方求遗书,以实三馆。果得异书,且应时用,则酬以厚赏” 。刘岑强调靖康之难于馆阁图书的毁灭之灾,希望诏告四方以求遗书,重建图书之府。另外,强调异书若具以济时用的特点,则给予重赏。

绍兴十三年(1143)秋七月,高宗对大臣道,“昨访遗书,今犹未有至者。朕观本朝承五代之后,文籍散逸,太宗留意于此,又得孟昶、李煜两处所储益之,一时始备。南渡以来,御府旧藏皆失,宜下诸路捜访。其献书者,或宠以官,或酬以帛,盖教化之本,莫先于此也” 。可见高宗对访求图书的高度重视,提至教化之本的首要之务。七月九日,诏求遗书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自削平于僭伪,悉收籍其图书,列圣相承,明诏屡下。广行访募,法汉氏之前规;精校遗亡,按开元之旧目。大辟献书之路,明张立赏之科,简编用出于四方,卷帙遂充于三馆。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散失无存。朕虽处干戈之际,不忘典籍之求;虽下令于再三,十不得其四五。今幸臻于休息,宜益广于搜寻。夫监司总一路之权,郡守寄千里之重,各谕所部,悉上送官。苟多献于遗编,当优加于褒赏。” 此诏强调北宋右文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故而藏书极盛,超越往昔。如今虽处兵乱之际,朝廷仍然不忘求书,但是执行绩效不甚明显。故而要求广搜博求,监司郡守各司其职,奖励多献者。绍兴十四年(1144)七月二十九日,高宗又谕辅臣:“秘府书籍尚少,宜广求访。” 绍兴十六年七月十八日,高宗谓辅臣曰:“书籍尚未备,宜有以劝诱之。可令秦熺措置,立定赏格,镂板行下。”既而秘书省制订行赏格,“如投献到晋、唐墨迹真本者,取旨优异推恩。秘阁阙书善本及二千卷者,有官人与转官,士人与永免文解,或免解。不及二千卷以上者,比类增减推赏。如愿给者,总计工墨纸札,优与支给。诸路监司守臣求访到晋、唐真迹及善本书籍,应得上件赏格者,比类推赏。其投献到书籍,先下秘书省校对,如委是善本,方许收留” 。明确提出,自愿投献晋、唐墨迹真本、秘阁所阙善本者,有官人和士人区分对待,诸路监司守臣求访到的,也依类行赏。投献书籍,要经过秘书省的校对审查,确为善本方予收藏。绍兴十六年十月十二日,高宗面对秘府书籍增多之状谕示宰辅,“前日所立赏格,宜更加劝诱,庶几继有来者” ,要求努力规劝,通过物质、官位的赏赐吸引来广献书籍。由于高宗屡下诏旨,多方广求,馆阁收藏颇有成效,《宋史·艺文志序》载,“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

2. 据书目求书,有的放矢

南宋政府的求书行为,既有广泛性,又有针对性,以书目求书即是。绍兴十三年(1143)十二月二十五日,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建议以两《唐书》之《艺文志》及《崇文总目》为据,查其所阙制成目录,镂板降付各州军依此搜访,“比降旨,令秘书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据所阙者,榜之检鼓院,许外路臣庶以所藏上项之书投献。尚恐远方不知所阙名籍,难于搜访抄录,望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应所阙之书,注阙字于其下,镂板降付诸州军,照应搜访” 。这种方法可谓目标明确,效率较高。绍兴十七年,郑樵按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求书外记》十卷” 。

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二十五日,秘书郎莫叔光建言,监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发至秘书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取索,充实秘府所藏,“国家崇建馆阁,文治最盛,太上皇帝再造区夏……图籍于是备矣。然至于今又四十年,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搢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然所在各自板行,与秘府初不相关,则未必其书非秘府之所遗者也。臣愚欲乞诏诸路监司、诸郡守臣,各以本路、本郡书目解发至秘书省,听本省以《中兴馆阁书目》点对。如见得有未收之书,即复移文本处取索印本,庶广秘府之储,以增文治之盛”。九月二十七日,诏“秘书省将未收诸路书籍径自关取” 。莫氏指出,历经绍兴初借书分校、绍兴十三年下诏求遗书、十六年献书推赏格的订立,馆阁所储典籍已趋完备。至淳熙十三年(1186)已有四十年,天下重视图书的风气已形成,在此形势下官宦之家所藏善本目录,各郡、各路所有书目当上报秘书省,据《中兴馆阁书目》比对,收其所阙,从而达到“庶广秘府之储,以增文治之盛”的功效,莫氏建言颇有针对性和时效性。

宁宗嘉泰三年(1203)五月十六日,资政殿学士傅白寿建言,国史所据虽以金匮石室之藏为主,但天下散失之旧闻亦需网罗以备参照,诸如史馆所收《三朝北盟会编》《中兴遗史》《中兴小历》之书,恐多有之,“宜发明诏,广加求访。如有以书闻者,下之史馆看详,果有可采,少赐旌赏。其有家不能缮写者,官给以笔札。庶几群言毕萃,正史不日可成矣” ,强调史书类当广采博收以备参照,旌赏优待,以利正史编修。特别提出,官方提供纸笔,以助缮写典籍。

3. 令州县积极配合,督促落实

朝廷颁布的求书诏令,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央秘书省、地方州县的配合得到贯彻执行。绍兴五年(1135)闰二月十二日,尚书兵部侍郎兼史馆修撰王居正建言,“四库书籍多阙,乞下诸州县,将已刊到书板,不拘经史子集小说异书,各印三帙赴本省。系民间者,官给纸墨工价之值” ,要求州县据四库所阙书将已刊到书板各印三套送秘书省,内容不拘。《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绍兴九年五月四日,史馆建议:“见阙《神宗正史》地理而下十三志,及哲宗一朝纪、志、列传全书。窃见中原初复,东京及诸州旧史必有存者。望委留司,于国史院、秘书省等处检寻上件正史。如无正本,但有副本净草,或部秩不全,并差人津发前来。仍乞下臣僚之家,搜访投进,降付本馆,优与推恩。” 这里提到三个重要信息:其一东京、诸州、臣僚之家的访寻对象;其二国史院、秘书省、留司的配合部门;其三访求正史,若无正本,则副本或不全者均可收集的宽泛要求。绍兴十五年(1145)十一月庚申,秘书省正字王曮建议,“今访求遗书,而州县施行,未称上旨。提举秘书省官,即古修图书使之任,宜以求书之政令,命以专行,优加赏劝” ,以为州县执行力度不够,缘于没有专行的求书政令,缺少优赏之法。继而同年闰十一月七日,提举秘书省秦熺提出赏劝之法,“奉诏下诸路搜访遗书及先贤墨迹图画……不愿投献者,令所在州军借本,专委见任官一员,依本所定下册样字体传写……及臣僚藏书之家,仍乞从本所说谕,置历逐旋关借,令所在州军差人如法送秘书省,候抄录毕给还……今措置,欲行下逐路专委转运司,逐州军专委知、通广行搜访。仍每季具见行抄录名件申所” 。对州军有具体要求:对于不愿献书者,州军要专门委任官员依册样字体传抄;官宦藏书之家的书,借到后令州军差人送秘书省抄录,抄录后归还本家;令州军专门通知奖赏措施,从而提高搜访效率。

绍兴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高宗下诏对监司郡守的不积极作为提出批评,诏:“昨降指挥,求访书籍,至今投献尚少。盖监司郡守视为不急,奉行灭裂,可检举申严行下。” 孝宗乾道七年(1171)正月十日,国史院建言,诸路州县臣僚士庶之家有《四朝正史》等未肯投献,缘于杨志发上书获赏特补荣州文学出官之事不为人知,故希望加大宣传力度,使士庶百姓勇于献纳,“乞朝廷特降指挥下礼部,将杨志发推恩事理镂板,遍下诸路州军,专委知、通多出文榜晓谕搜访,许令投献,优与推恩” 。

二、征收对象

南宋政府访求征收图书对象广泛,藏书家、前朝公卿宰辅之家、中央地方官吏,除此之外就是民间百姓。

政府征收藏书家的藏品,有平江府贺铸家,绍兴府陆置家。绍兴二年(1132)二月二日,诏收御府散亡图书,要求平江府守臣收购贺铸家所卖书籍以充实馆阁,“御前图籍,以累经迁徙,散亡殆尽。访闻平江府贺铸家所藏,见行货之于道途。可委守臣尽数收买,秘书省送纳” 。据《宋史·贺铸传》载,贺氏“家藏书万余卷,手自校雠,无一字误” ,因而成为政府访求的重点。贺氏藏书为子孙所售,成为秘府藏书。而藏书家王性之的后代,拒绝官位诱惑守书不献,《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王性之读书,真能五行俱下,往往他人才三四行,性之已尽一纸……既卒,秦熺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 ,与贺氏子孙的选择有天壤之别。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二日,诏:“绍兴府陆置家藏书甚多,令本府取目录缴申秘书省,据现阙数,许本家投进。仍委帅臣关借,誊写缴奏。陆置子孙散居它州,令守臣依此施行。” 要求绍兴府取陆置家书目上报秘书省,允许本家投进馆阁所阙书籍。另外,委派有司借本誊录后进纳秘书省。

故相宰辅因身份职任的特殊关系,收藏图书便利,自然也成为征收重点。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二十三日,秘书少监洪炎建言,谕令州郡进纳故相宰辅之家藏书,加以恩眷优渥,得到采纳,“福州故相余深、泉州故相赵挺之,家藏《国史》、《实录》善本。严州前执政薛昂,收书亦广。太平州芜湖县僧寺寄收蔡京书籍。望下逐州,谕令来上,优加恩赉。内有蔡京寄书,乞令本路转运使司差官前去根取” 。这里洪炎提到的,实为前朝宰辅福州人余深、诸城人赵挺之、余杭人薛昂、兴化仙游人蔡京,他们家藏国史、实录条件优越,加之藏书嗜好,使其成为政府征收的重点。绍兴三年二月六日,臣僚建言收取韩琦家所藏《二府忠义》,令秘书省抄录后退还原本,“切知韩琦家书有《二府忠义》百卷,所谓嘉谋嘉猷,皆在于是,而世不传,独琦之孙梠有之。乞诏梠取索真本,付秘书省誊录投进。候录毕,却行给还本家” 。由于吉阳军使杨雍请求,绍兴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诏万安军于蔡攸家收取徽宗皇帝御笔《立皇太子诏》,叙宣和末策立渊圣皇帝事……宣付史馆、实录院编类,送敷文阁藏之”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诏:“福州故相余深家有收藏监书,可委方庭实说谕投进,据所进取旨推恩。”

高宗皇帝御制的编集,文献搜访工作安排可谓细致,淳熙十五年(1188)七月十一日,实录院言:“奉旨编集高宗皇帝御制,今来合要臣僚士庶之家并僧道等处被受或收藏高宗皇帝御笔、手诏,及诗、颂、杂文、注解经义等文字照使。内行在从本院取索抄录,其临安府并诸州军,欲乞令逐路转运司,严切遍下所管州军县镇等处搜访,借本抄录。仍出赏,募人投献,如稍多者,从本县保明,优与推恩。” 征收的对象包括臣僚、百姓之家、僧道群体。另外,实录院、临安府、地方州县等处也要搜访抄录。

三、征收区域

南宋政府征集图书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闽中等远离战火之地,藏书家萃聚的吴越等地。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云:“印书之地,以蜀、赣、越、闽为最盛,而宋代私家藏书,亦不出此四中心点之外。”

越地藏书家,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藏书》曰:“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中兴秘府始建,尝于陆氏就传其书,而诸葛氏在绍兴初颇有献焉,可以知其所蓄之富矣。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诸葛氏以其书入四明,子孙犹能保之……而至今最盛者惟陆氏。” 书中提到陆氏、石氏、诸葛氏三家藏书丰富,特别是陆氏藏书广博。陆游仕宦蜀地时,购买了大量书籍以归。诸葛氏将其藏书携至浙江四明,子孙仍能保住。石氏指石公弼,图书后来不能克守,好在子孙四处寻访有所收获。绍兴十三年(1143)始建秘书省,诏求遗书,“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此前绍兴五年(1135)六月,会稽布衣诸葛行仁,“进所藏书八千五百四十六卷”而赏以官。陆氏所进图书几倍于诸葛氏,终因李光所荐而受牵累,秦桧当国而未受褒赏,“时秦桧当国,以其尝为李光所荐,故不复议褒录” 。

文人士夫渊薮之地,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载,建炎三年(1129)二月庚午,右谏议大夫郑瑴言:“……况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庄绰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建炎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访闻士大夫避难入福建者”,守隘之人“以搜检为名,拘留行李,又不听去,稍自辨明,至有被害者,不免复还温、台,而逐州不许入城,至今县镇有不得安泊之禁”,希望“戒饬逐州”,从宽处理,昭示天子“存恤衣冠之意” ,可知福州、台州、温州成为士大夫避难的重要场所。北方士大夫的南迁,势必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带往流寓之地,所谓“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 ,改变了流寓之地的文化生态和文学生态。

湖州士大夫家藏书较全,汪藻《日历》成书得力于此。绍兴二年(1132)十一月壬午,龙图阁直学士、知湖州汪藻言,徽宗、钦宗至建炎改元,三十余年没有《日历》,“苟旷三十年之久,无一字之传,何以示来世?”而湖州文献保存很好,“不被寇,元符后所受御笔、手诏,赏功罚罪等事皆全”,于是汪氏“因以为张本。又访诸故家士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载,绍兴十三年四月庚寅,上谕大臣曰:“近右朝请大夫吴说上殿,言湖、台之家,士大夫多藏书者,缘未立赏,故不肯献。卿等可求太宗朝访遗书故事,依仿行之。” 可见湖、台之地藏书颇多。

闽地藏书也颇丰富,绍兴十五年(1145)二月丁亥,兵部郎中叶庭珪建言于闽中等地访求图书,“陛下比者专尚文德,天下廓廓无事,然芸省书籍未富,切见闽中不经残破之郡,士大夫藏书之家,宛如平时,如兴化之方、临彰之吴,所藏尤富,悉是善本,望下逐州搜访抄录” 。宋代福建藏书家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有杨徽之、蔡襄、苏颂、黄伯思、郑樵、方渐、李纲、廖莹中、吴与等98人 ,自然也是访求的重点。

绍兴期间,高宗曾两次下诏于四川求访图籍。绍兴十六年八月四日,诏:“闻四川藏书甚多,宜委逐路帅臣恪意搜访。仍令提举秘书省,每月检举催促。” 绍兴十八年六月乙卯,高宗曰:“秘府见求遗书古迹,四川不经兵乱,可委诸司寻访,仍令提举官每月趣(取)之。” 孝宗淳熙六年(1179)六月二十七日,吏部侍郎阎苍舒建议,令四川制置司参对秘书省抄录见有书目和四川诸路州军官书目,录其所阙,抄送秘书省收藏,“伏见四川州郡藏书最多,皆是边防利害、修城制度、军器法式、专司法令,不可悉数,皆三馆所当有。臣在蜀时,见泸州《军器榘模》一书,最为详备。乞下秘书省,录见有书目,送四川制置司,参对四路州军官书目录。如有所阙,即令本司抄写,赴秘书省收藏” 。当然四川藏书颇多,缘于此地多出人才,而且靖康之难以来出现人才回流现象,綦崇礼《乞搜访收用川蜀人才札子》道,“臣窃观蜀地自昔盖多英才,由汉司马相如、王褒、杨雄相继之后,世不乏人。至于皇朝,尤赖其用。如陈氏尧叟、尧佐、尧咨,范氏镇、百禄、祖禹,苏氏洵、轼、辙,皆蜀人也,其余知名者未易悉数。兵兴以来,衣冠奔播(波),川蜀士人,多还故乡” ,这种人才回流,势必夯实激发原本就丰厚富赡的图书生态。

四、搜访内容

1. 帝王御制、翰墨

天子翰墨御制,关乎国威体面,收集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前朝宰辅之家,寺庙道观都是收藏中心。开元寺、天圣寺、报本寺、天章寺等所藏御书,成为南宋馆阁重建时图籍的重要来源之一。绍兴三年(1133)正月十二日,诏曰:“湖州管下故执政林摅家有道君皇帝御书、太祖以来《国史》、《实录》、《国朝会要》等书,及历代经、史、子、集书籍全备。开元寺有仁宗皇帝御书一大匣,道场山天圣、报本二寺各有祖宗御书。令本州守臣劝诱献纳。” 《宋会要辑稿》崇儒六载,绍兴九年二月十二日,“诏:‘绍兴府天章寺祖宗御书,令守臣取进。’先是,建炎四年巡幸江浙,御书凡五百五十轴卷,悉留越州。至是,驻 临安,降诏取焉” 。绍兴十年,检讨官朱翌建言,诏告天下搜访徽宗圣制,编类成册,“四方以徽宗圣制来上者时见一二,缺而不录,则史官之罪也。愿诏天下,广行搜访,命史臣编类成秩,仿五阁之制,藏于无穷” 。朱氏的建议得到采纳,《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十年四月二十一日,“诏实录院就编徽宗御制,令礼部行下诸路州军搜访送院” 。绍兴十六年(1146)七月十八日,诏:“明州奉化县陈泰初投进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御集,共一百一十八册,与转一官。”

淳熙十三年(1186)九月,洪迈上《乞取索何 家所藏钦宗遗翰奏》,认为收取的目的之一是付之史馆,其二则以应中兴之兆,“窃以靖康之难,诸王皆留京师,唯太上皇帝持节河北,用能光启中兴,符一马化龙之兆。近者忽得钦宗遗翰石刻一纸于故相何 家。盖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北骑攻都城,中外不可复通。太上奉使至磁州而有王云之变,中夕还相州,迤逦东如济、郓。当是时, 为开封尹,首建元帅之议。及在相位,遂拟进蜡书之文。其语云:‘访知州郡纠合军民,共欲起义,此皆祖宗百年涵养忠孝之俗,天地神祇所当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马大元帅,陈亨伯充兵马元帅,宗泽、汪伯彦充副元帅,同力协谋,以济大功。’钦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王指挥已黄帛书讫。’又批云:‘康王指挥已付卿,系黄帛书,必已到。’盖闰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 家取索,布之史馆,以彰示万世,为炎德复辉之符” 。淳熙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实录院建议编修高宗皇帝御制,征收搜访臣僚、士庶之家以及僧道等处收藏的高宗皇帝御笔手诏,以及诗、颂、杂文、注解、经义等文字,“其临安府并诸州军,欲乞令逐路转运司,严切遍下所管州军县镇等处搜访,借本抄录。仍出赏,募人投献,如稍多者,从本县保明,优与推恩” ,得到采纳。

2. 实录会要,奏对语录等相关史料

汪藻《进书札子》云:“自乘舆南渡以来,史官无一字之传。当时大臣时政记既不可复得,而诸司所谓案牍者尽委于兵火。朝廷每举一事,率幽冥而莫知其原,往往临时取决于胥吏之口,谓之‘省记’,况史官欲得其岁月之真哉?” 汪藻提出,皇室南渡以来,史官无文字流传,时政记不可得,诸司案牍被毁,故而朝廷讨论事务每每捉襟见肘,取决于文书小吏之口,可靠性难以凭定。故而亟须搜访年表、官阀、凡例等史料,以为朝廷举事的依据和参照。

实录、会要等都是编修国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实录秉笔直书而无隐情的编修原则,会要可以稽考故实的体例优长,决定了其可信度较高,故而需搜罗完备。绍兴三年(1133)七月六日,秘书少监曾统等建言,前任秘书省官洪楫处有神宗、哲宗《两朝国史》《哲宗实录》等,希望官方借本抄写,选官校对后收付秘书省,“望取索名件,官给纸札,借本缮写各一部。仍选差官校对,赴本省收藏” 。绍兴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居郎常同指出,收藏重点仍在正史、实录、会要诸类,补缺实为不易。馆阁等地贮藏不精,又有迁址之虑,加之邻近住宅有火灾之忧,建议史馆抄录二本,一本纳入,一本交付秘书省,确保所收图书安全,“渡江以来,始命搜访典籍、祖宗《正史》、《实录》、《宝训》、《会要》,得于搢绅士庶之家,残缺之余,补缉仅足,良亦艰矣。然今三馆、秘阁、尚书、佛庐,签轴苟简,藏贮不精。且宅都未定,有迁徙之虑;闾阎相比,有延烧之虞。一旦守护不谨,则累朝盛典,又复散落矣。臣愚谓宜少给笔札之费,别录副贰之书,藏之名山道观、僧寺,依收掌御书例,量赐拨放,以酬守护之劳。庶使国朝之书,永久常存,不至散缺”,“诏比搜访到祖宗《正史》、《实录》、《宝训》、《会要》,令史馆各抄录二本。一本进入,一本付秘书省” 。绍兴五年五月三日,“诏令婺州取索故直龙图阁赵明诚家藏《哲宗皇帝实录》缴进” 。绍兴六年(1136)五月二十八日,在史馆修撰范冲的请求下,元祐期间所缺实录文字许臣僚百姓交付史馆,有转官升擢之优待,诏:“史馆见阙元祐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元祐八年一全年《实录》文字,应臣僚士庶有收藏者,许赴史馆送纳。其先到者,与转一官。如不愿转官,或白身人,与恩泽一资,仍并与升擢差遣。” 绍兴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居舍人王和建言,《国朝会要》乃一国大典,包罗广博,礼乐制度、职官变易、赏罚之文等粲然完备,乃朝廷讨论故事所据之书,希望秘书省访求善本,加以精校,传之后世,《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载,“窃见《国朝会要》备载祖宗以来良法美意,凡故事之损益,职官之因革,与夫礼乐之文,赏罚之章,宪物容典,纤细毕具,粲然一王之法,永贻万世之传。今朝廷讨论故事,未尝不遵用此书。比经兵火之余,公私所藏,类皆散逸。深虑岁月既久,寖成湮坠,望诏秘书省,令访求善本,精加雠校” 。

除了实录、会要等访求外,还有日历、奏对语等。绍兴元年五月己未,秘书少监程俱建言见修《日历》,乞下诸州搜访邸报、朝旨,《日历》合载事件等据实抄录,“仍于中外臣僚,先且取会二年事实。应曾任宰执至行在职事官,有《日历》合载事件,如政事弛张、臣僚黜陟、刑赏征战,凡所见闻,或私自记录,或亲承圣语,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诏敕,与公案官文书之类,并令诣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 。绍兴六年六月辛酉,诏:“以曾布《记熙宁市易本末》及《绍圣以来奏对语录》真迹送史馆。”其子右奉议郎曾惇受到赏赐,“迁惇一官,赐银帛百匹两” 。

本朝文人所修史书亦在访求之列,有利治道,增广见闻,诏收付馆阁。建炎四年(1130)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谢克家等建言,故翰林学士范祖禹所著《仁皇训典》《帝学》二书,“有益治道,可备睿览”,希望诏下衢州,提供笔札,令其子范冲“勘读投进”,得到许可 。郑樵,《宋史》卷四三六本传载,“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 。孝宗乾道三年(1167)八月二十九日,诏给札左朝散郎李焘,抄录其著述《续资治通鉴》太宗朝以后文字,缘于四川制置汪应辰的奏议,以为该书搜罗广泛且考证精当,希望藏之秘府,“于实录、正史之外,凡传记小说,采摭殆尽。考其异同,定其疑谬,精审切当,皆有依据。其太祖一朝编年,已经投进,蒙付国史日历所外,所有太宗已后文字,伏乞朝廷给札,付本官抄录,发送秘书省校勘,藏之秘阁”,诏从之 。淳熙三年五月九日,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李焘建言,编修《四朝正史》,需要名臣墓志、行状、奏议、著述等文字照使,而吏部侍郎徐度著有《国纪》一百余卷,“其子行简见在湖州寄居。乞下所属,给札抄录赴院,以备参照” 。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二十四日,参知政事龚茂良建言,严州近刊有袁枢所编《资治通鉴纪事》一书,“有补治道,或取以赐东宫,增益见闻”,诏“本州印十部,仍以印本先次来上” 。淳熙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诏新知龙州王称所进《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计四十册,目录一册,付国史院” 。

3. 经传

经传的进献,主要是符合帝王崇儒重道之意。建炎二年(1128)六月戊辰,“兵部员外郎江端友请下湖州取(崔)子方所著《春秋传》,藏于秘书监”,后绍兴六年(1136)八月,“子方之孙岩进献” 。绍兴二年十月九日,右司谏刘棐建言,眉州进士杜锷荟萃八十余家《春秋》之说,“又自立说以断之”,“愿诏宣抚处置使司上其书各十部,留之禁中,颁之经筵,赐秘书省、国子监等处”。高宗下诏张浚,“如有本,令津发前来” 。绍兴五年四月一日,诏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胡安国以其所著《春秋传》纂述成书进入,“十年三月,书成来上”,奖励推恩,“除宝文阁直学士,仍赐银绢三百匹两” 。绍兴九年正月一日,诏左朝奉郎、新差通判阆州勾龙庭实编类《春秋三传》至《十七史》等二十部,“令临安府给纸札,缮写以进” 。

绍兴五年六月戊辰,秘书丞环中被驱除馆阁知临江军,缘于献纳《春秋年表》有原则性差误。沈与求以为,“恐不当先鲁而后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高宗曰:“中荒陋一至于此!士大夫著述讹舛容有之,此不足罪。中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义,岂可置之三馆?” 环中对进书没有严格把关,故有此严重后果。

4. 本朝文人文集等撰述

宣和三年(1121)九月二十日,秘书省官员翁彦深等有感馆阁所藏“唐人文集至多”,本朝著作“罕得与秘府之藏” ,建议搜求名臣文集,后得到朝廷采纳,“当代著作正式列入典藏范围” 。但是,要正式列入收藏,还是有著述质量、理念立场要求。绍兴元年(1131)九月二十一日,张冲等进《太乙光照辩误归正论》十首,送赵公竑看详,结果不理想,缘于占术命理之书非治世之要道,富直柔与高宗观念一致,“上曰:‘朕从来不好问占卜术数,此皆无益于治要,当修人事,以承天命耳。’直柔曰:‘人主造命,固不当问命。’上曰:‘极是。’”

绍兴二十六年正月辛未,秘书省正字、兼权国子司业张震建言,朝廷施行宽大政策,异时疑似涉谤的士大夫得以赦除,流落他乡者得以生还,除名者得以叙录,“人神欢悦,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但是昨降指挥,“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印文书,赴监看详,取之未已。恐妄以私意,将近世名公文集,尽行毁板”,这种不问是非、玉石俱焚的行为,“真伪两失,不足以称朝廷宽大本意”。张震希望特降指挥,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自雕印文字者,“委自所属,依法详定,更不须发赴国子监,及提举秘书省。庶几知圣朝无有所讳,天下幸甚”,得到采纳 。张震建议朝廷,闽、蜀等地私自雕印的文字、文书、文集,不必报送国子监、秘书省详定,去除文士、商人的忌讳之心,以彰扬朝廷宽大本意,这个建设性的意见得到采纳,意味着文人文集将可能得到较为宽松的传播境遇。

张守《乞宣取司马温公文集札子》,以为司马光议论忠厚正直、有补治道,其文集可以备天子乙夜之观,故建议道,“臣伏见本路提刑司近得《司马光文集》,镂板已毕。缘光初被遇神祖,为台谏侍从,启沃居多。所上章疏,具载《文集》……欲望圣慈下提刑司宣取,仍乞以副本藏之秘阁” 。淳熙三年(1176),周必大上《乞取唐仲友尤袤书目札子》,指出北宋《崇文总目》的编定,“学士大夫尚知其名数者”,实赖此书之力。绍兴以来虽然恢复藏书之府,设置校雠之官,但“阙书脱简,浸充秘府,而未尝编次,散无统纪”,学者不能区分类别,不晓本原终始。好在秘书省正字唐仲友、秘书丞尤袤曾将四库典籍仿《崇文》旧目而编为一书,如今二人离馆外任,“欲望圣慈下臣此章,许以其书来上,然后付之馆阁官,重加考定,赐以嘉名,斯中兴之盛典也” 。

南宋政府广求图书收效明显,李焘《南宋馆阁录序》云:“六龙驻跸临安逾四十年,三省、枢密院制度尚稽复旧,惟三馆、秘阁岿然杰出,非百司比。” 说明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经营,到淳熙初年馆阁迥然有别于其他机构,所指既有馆阁建筑宏伟的物理特征,又有图籍丰富、文人汇聚的文化硬核。淳熙五年(1178),陈骙所进《中兴馆阁书目》三十卷,著录见在图书44486卷,比《崇文总目》多13817卷。嘉定十三年(1220),由于新收图籍充斥馆阁,诏秘书丞张攀等续编书目,即《中兴馆阁续书目》,得书14943卷。这个数字中,“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著录之多,缘于时代承平,遗书被广泛收纳,又有当下士大夫著书立说的极大热情使之然,“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故而“往往多充秘府” 。

总之,南宋政府广求典册的行为是积极有效的,表现在多次下诏、确立优赏格的诏令制度保障;据书目以求书的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令秘书省、州县密切配合,督促落实的措施得力。图书征收对象的广泛与不拘一格,征收区域,集中于远离战火的四川、闽中等地,藏书家萃聚的吴越、湖北等区域,士大夫避难的两浙等地。图书内容,囊括帝王御制、史书经传等。可以说,南宋政府的收书之举是务实而高效的,为馆阁图书之府、育才中心的良好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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