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馆阁图书之府的重建,馆舍修葺、典籍征收、学士选任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除此而外,最重要的功业便是修史和校勘。张刚《乞诏大臣兼领史事札子》云:“臣闻自古帝王之兴,必有信史,备载一时行事,所以昭示天下后世,不可缺也。” 孔武仲《谢正字叶学士启》曰:“步奎壁之高躔,证鲁鱼之误简。” 修史的目的在于弘扬伟业,昭示万世,不掩善恶。对于馆阁文人而言,踵武文苑英才,校正文字讹误,都是份内职责。蔡崇榜说,宋代统治者高度重视修史,“而垂训借鉴,消除异说,控制舆论,颂扬德政,倡导教化” 是其重要目的。
一、编修史书类
1. 宝训
神宗宝训:100卷。绍兴十三年(1143),置国史院而专修《神宗宝训》,书未成。后又经绍兴二十六年编修,于二十八年完成。《南宋馆阁录》卷四载:“初,绍兴十三年,诏编修《神宗宝训》,置国史院于秘书省,书未成而罢局。” 绍兴二十六年四月丙戌,“诏秘书少监杨椿,著作佐郎赵逵、周麟之,同共编修《神宗皇帝一朝宝训》” 。绍兴二十八年三月七日,馆阁上《神宗宝训》一百卷,《玉海》卷四九载,“监修沈该、秘书少监曾几、著作佐郎陈俊卿、正字林之奇上《神宗宝训》一百卷” 。前后参与修书的人员有张阐、杨椿、赵逵、周麟之、沈该、曾几、陈俊卿、林之奇等。
哲宗宝训:60卷。绍兴二十八年八月辛亥,“中书舍人王刚中兼史馆修撰,掌修《哲宗》、《徽宗宝训》,秘书少监沈介兼编修官” 。乾道三年(1167)五月,《哲宗皇帝宝训》完成进纳,“国史院上《哲宗皇帝宝训》六十卷” 。参与修书人员有王刚中、沈介等。
高宗宝训:70卷。《玉海》卷四九载,嘉泰二年(1202)二月十二日,学士陈宗召请用天圣、元丰故事,辑《高宗宝训》。七月命史院修纂。嘉定六年(1213)闰九月二十七日,进奉七十卷 。
孝宗宝训:70卷。《玉海》卷四九载,嘉定十一年三月壬辰,任希夷等奏修《孝宗宝训》,七月乙酉命袁燮编类 。嘉定十四年五月九日,“国史实录院上《孝宗皇帝宝训》七十卷” ,编修人员有袁燮等。
光宗、宁宗宝训:40卷。据《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五记载,嘉定十四年七月丁未,“修《光宗宝训》”。淳祐十一年(1251)二月乙未,上“光、宁《宝训》四十卷” 。
2. 日历
神宗日历:200卷。《宋史》卷二〇三著录二百卷,由赵鼎、范冲重修。
钦宗日历:75卷。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编修,乾道元年十二月完成。《宋会要辑稿》运历一载,乾道元年十二月五日,汪大猷言:“日历所修纂钦宗皇帝一朝《日历》,缘渡江之后简编散逸,前来官吏冥搜博采,今已成书,凡七十五卷。今承国史院画降指挥,令本所将已修成《钦宗日历》发赴本院。缘本所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十七日已降指挥,从本所纂录缴进,降付国史院,以备将来修纂实录。”
高宗日历:1000卷。淳熙三年(1176)三月三日,“国史日历所上《太上皇帝日历》一千卷” 。绍兴三十二年(1162)闰二月丙戌,秘书省著作佐郎张震言:“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者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而十二年以后迄今,所修未成书者,至八百三十余草卷,未立传者七百七人。切虑日久益以废弛,望令本监长贰同共修纂,正其差误。内因故相所作,《时政纪》所修者,并审订事实,签贴修改。” 得到采纳。《玉海》卷四七指出,由秘书监李焘编次 。
孝宗日历:2000卷。第一次编修1155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淳熙六年三月,“国史日历所修《孝宗皇帝日历》成一千一百五十五卷”,修自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起,终至淳熙四年。第二次续修,淳熙十六年六月,著作郎黄唐等建言,“淳熙五年正月以后《日历》,见行接续编修,乞依例责限修纂成书”,“仍限半年”。至绍熙元年(1190)八月十六日,“国史日历所上《孝宗皇帝日历》二千卷” 。此2000卷数字,当是第一次所修1155卷和第二次续修之和。
光宗日历:3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庆元)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史日历所上《光宗皇帝日历》三百卷”。小注:“先是,庆元元年,著作郎王奭等言:‘见修《太上皇帝日历》,自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至绍熙五年七月禅位,见行编修,乞责限修纂成书,庶得圣父一朝典册早遂进呈,以副主上事亲之意。’诏从之,仍限一年。至是书成。” 嘉泰二年(1202)十一月十四日,秘书监曾㬇以为,“《圣安寿仁太上皇帝日历》,缘其间多有重复纷错,欲乞再行修润”,“仍乞以光宗皇帝日历为名” 。
宁宗日历:第一次编修510卷,重修5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嘉泰)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史日历所上《宁宗皇帝日历》五百一十卷。”小注:“先是,嘉泰二年七月,秘书监曾㬇等言:‘见修《今上皇帝日历》,起自绍熙五年七月登极,迄今九年,至嘉泰元年十二月,见行编修,乞责限修纂成书。’得旨,限一季。至是书成。” 第二次重修5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同日(嘉定十四年五月九日),国史日历所上《重修宁宗皇帝日历》五百卷。” 《宋史》卷二〇三著录:“《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重修五百卷。”
从以上所述可见,南宋所修日历,“莫详于建炎、绍兴之所录” ,这与汪藻建言朝廷选人编修建炎以至绍兴年间的日历有很大关系,汪藻《乞修日历状》提出不可不纂述的五大理由:其一,史官当广记备言,以垂一代大典,“若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余年,并无日历。乞诏有司纂述,未见施行……若旷三十年之久,漫无一字之传,将何以示来世乎?”其二,作为中兴之君,“乃一代典章,残缺如此,恐于理未安”。其三,若无书纪实,“徒见一朝陵迟之祸亟,不知二圣积累之功深。兹事非轻,群臣当任其责”。其四,史官之责无所不录,若无记载,则朝廷设置、豪杰谋略、政事兴废湮没无闻,不具规范和奖励性质,“一法弛而不书则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载则一事隳。且当时群臣,间有在者。以为忠贤耶,不条其懿行,安知其可嘉?以为邪佞耶,不条其宿奸,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废其书,岂孔子及阙文之义哉?”其五,由于风俗衰薄、公论不立,士大夫往往凭个人爱憎著书立说,造成舆论混淆、是非颠倒,“则数世之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非混淆,白黑颠倒,小人之说行而君子受其诬矣,可不惧哉?”
3. 实录
神宗皇帝实录:南宋第一次重修200卷。绍兴五年(1135)九月十五日,“监修国史赵鼎进呈《重修实录》五十卷”,绍兴六年正月进全本,“史馆上《重修神宗皇帝实录》二百卷” 。前后预修的人员,有修撰范冲,直史馆任申先,著作佐郎张九成、李公懋,校勘李弥正、喻樗、合(胡)珵、王苹、邓名世等,前史官常同、王居正、刘大中、熊彦诗、环中 。第二次修改,规模较小,以增补史实为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一记载,“绍兴七年六月丙申,御笔:‘史馆重修《神宗皇帝实录》,尚有详略失中,去取未当,恐不可垂信传后。宜令本馆更加研考,逐项贴说进入,以俟亲览。’先是,秘书著作郎何抡面对,乞刊正《新录》(范冲所修)讹谬” 。此次参与人员,有著作郎何抡、著作郎兼史馆校勘张嵲、秘书省正字兼史馆校勘李弥正、胡珵等。蔡崇榜认为,“此次重修的结局,大概由于只是何抡所进朱墨本增补史实,‘修整’《新录》。‘别无同异之嫌’,所以工作量不大,很快即告完成” 。
哲宗实录:150卷。绍兴八年九月,“史馆上《重修哲宗皇帝实录》一百五十卷” 。参与人员,有左仆射监修赵鼎,修撰勾涛,秘书少监尹焞,著作郎张嵲,佐郎胡珵,校勘朱松、李弥正、高闶、范如圭(一作“珪”)等,重修之因,“先是,宰臣朱胜非言,《哲宗实录》经京、卞之手,议论不公,遂诏史官看详重修。后邵溥(当为博)上其父伯温《辨诬》,王铚上《元祐八年补录》,送史馆参修。初《旧录》系二百卷,勾涛言请依《英宗实录》例目通融裁减卷帙”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一云:“(徐)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其旧书,崇宁间帅多贵游子弟以预讨论,于一时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书复因之。于时急于成书、不复广加捜访,有一传而仅载历官先后者,且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 重修的《实录》,由于急于成书、搜访不广,故而疏漏颇多。重修之因,缘于《旧录》多载蔡京等人对元祐大臣的诋毁之词,议论偏颇。
徽宗实录:前后编修三次,第一次进60卷,第二次150卷,第三次200卷。《玉海》卷四八记载较详,如下:
绍兴七年,诏修(《徽宗实录》)。八年秋,即史馆开实录院。十一年七月戊戌,进六十卷(自元符三年至大观四年。)……所修疏略。二十八年二月癸巳,修撰贺允中等请重修大观以前实录。八月戊戌十一日,提举汤思退等上一百五十卷,以左仆射沈该为礼仪使(自八年秋开院,逾二十年乃成,再加增润,犹多疏略。)……癸卯,思退迁左正奉大夫,丙午同修国史周麟之奏副本在有司者,宜谨其藏,不许关借传写……(乾道)五年十二月,秘书少监李焘请重修徽录。六年置院重修。淳熙四年三月九日,上重修《徽录》二百卷,《考异》二十五卷,《目录》二十五卷,进呈如二十八年之制。(焘荐吕祖谦为检讨,审订增削数百条,书遂成。汪藻纂元符以来诏旨,至宣和凡八百六十五卷,实录所取十盖七八,然犹多脱略,焘增修之。)
《徽宗实录》编修前,绍兴八年(1138)开实录院,九年二月二十二日,诏史馆见修《徽宗实录》,“以实录院为名,置提举官一员。修撰、同修撰、检讨官无定员,应干事件并依史馆例” 。在人员配备上充分从优,十一年进呈《徽宗实录》六十卷,时段从元符三年至大观四年(1100—1110)十年间,缺点是“疏略”。绍兴二十八年二月,在贺允中的建议下重修大观以前的《徽宗实录》,同年八月,汤思退等上一百五十卷,王应麟评价道“再加增润,犹多疏略”。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秘书少监李焘请重修《徽宗实录》,六年四月,就国史院置实录院重修。淳熙四年(1177)三月完成,重修为二百卷 。这次重修之因,是绍兴二十八年所修《徽宗实录》虽取自汪藻修纂元符以来诏旨之十之七八,但脱略犹多,所以李焘请重修,助手是吕祖谦,主要工作是“审订增削数百条”。
钦宗实录:40卷。《玉海》卷四八载,“乾道四年四月甲寅,上《钦宗实录》四十卷” 。李心传评价道:“洪景卢因龚实之所补《日历》而修之,文直而事核。” 编修人员有洪迈等,洪迈修《实录》,借鉴了龚茂良所修之《日历》。
高宗实录:第一次进献280卷,第二次220卷,总计500卷。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一载,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二十三日,诏实录院编修《高宗皇帝实录》。庆元元年(1195)五月,“诏实录院权增置检讨官三员”,以提高修书进度,“开院已及七年,功绪悠悠,汗青无日……深恐日月寖久,递互积压”。开院六年以来,编修人员队伍庞大,“修撰、检讨官共计三十一员”,但由于“史官迁改,去住不常”,编修中存在“已修下者亦多首尾不接,未成年分”的问题,故而编修者要求增员限期,一年了毕,以符“圣朝所以追扬远烈、昭示万世之意” 。前后修撰达十六年,分二次进献,数量总五百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庆元三年二月五日,实录院上《高宗皇帝实录》二百八十卷(起藩邸,止绍兴十六年)”。嘉泰二年(1202)正月二十一日,“实录院上《高宗皇帝实录》二百二十卷(起绍兴十七年,止三十二年)” 。第一次编修人员有修撰傅伯寿等,第二次有修撰袁说友等。
孝宗实录:5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嘉泰三年四月十七日,“实录院上《孝宗皇帝实录》五百卷(起自藩邸,止淳熙十六年二月)” 。编修过程,《玉海》卷四八载,诏修始于庆元元年(1195)七月二十日,嘉泰二年,“诏傅伯寿、陆游同修,专以委之”,三年四月完成,王应麟评价道“《孝录》比他书尤疏驳”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亦云:“中兴以来,两朝五十余载事迹,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猥多,而纪载无法,疏略抵牾,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 显然,此书编修质量不高。
光宗实录:100卷。《南宋馆阁续录》卷四载,嘉泰三年四月十七日,实录院上“《光宗皇帝实录》一百卷(起藩邸,止绍熙五年七月)”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载,“嘉泰二年,诏宝文阁学士傅伯寿、直华文阁陆游同修,盖专以委之。先是,和州布衣龚敦颐者,元祐党人原之曾孙也,尝著《符祐本末》、《党籍列传》等书数百卷。淳熙末,洪景卢领史院奏官之,后避光宗名,改颐正。朝廷以其有史学,嘉泰七年七月,赐出身,除实录院检讨官,盖付以史事。未几,而颐正卒,乃外召傅、陆还朝” 。编修人员有傅伯寿、陆游。
宁宗实录:数量不详。《玉海》卷四八载:“淳祐二年二月上。” 蔡崇榜以为,“《宁宗实录》前后进书可考者计有四次。《宋史·艺文志》著录四百九十九册,估计为历次所上总数” 。
南宋所修《实录》数量,大大超过北宋。北宋168年,不超过一千余卷,而南宋仅高宗、孝宗六十多年就达一千卷之多。
4. 会要
续会要:300卷,一说200卷。《玉海》卷五一载:“乾道五年四月戊子,秘书少监汪大猷言,蔡攸所修(《会要》),自元丰至政和,吉礼妄有删改,欲再删定,以《续会要》为名。从之。六年五月己未,宰臣虞允文上之。断自神宗之初,讫于靖康之末,凡六十年,总二百卷。分二十一类,六百六十六门。” 《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三百卷,《南宋馆阁录》载秘书省所上亦为三百卷 ,与《玉海》所计有差,未知孰是,存疑待考。
国朝中兴会要:200卷。《南宋馆阁录》卷四载,乾道九年(1173)九月六日,“秘书省上《国朝中兴会要》二百卷” 。《宋史》卷三四载,乾道九年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兴会要》” 。
孝宗会要:第一次进纳158卷,第二次130卷,第三次80卷,总计368卷。后删减成200卷。《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淳熙六年(1179)七月十八日,秘书省上《今上皇帝会要》一百五十八卷 。《南宋馆阁续录》卷四曰:“乾道九年九月,诏自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以后编修。淳熙五年六月,复诏修至乾道九年,限以一年成书。至是,秘书少监施师点等言:‘会要为书,载礼乐政令之大纲,仪物事为之凡目,以备讨论,与国史、日历不许进呈,事体不同。合依典故,修写进呈。’从之,诏以《今上皇帝会要》为名,体例视《中兴圣统》。”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秘书省上《续孝宗皇帝会要》一百三十卷”,编修时段,“自淳熙元年正月至淳熙十年十二月” 。绍熙三年(1192)十二月四日,秘书省上《孝宗皇帝会要》八十卷,所修时段“自淳熙十一年正月修至十六年二月禅位”,诏见修书以“《至尊寿皇圣帝会要》为名” 。三次编修的孝宗朝《会要》总计368卷,庆元六年(1200)闰二月,秘书丞邵文炳等建议比类汇次全书,删繁增补,“(《孝宗会要》)三书计三百六十八卷,事虽备载,而首尾未曾贯穿,至遇检寻典故,前后纷错,殊失会要之义。乞差省官一、二员专一兼总,统为一书,内有可并可删者从长修润,庶使一朝大典得以成书。仍乞以《孝宗皇帝会要》为名”,后诏“秘书郎杨济、锺必万,限两月了毕” 。经过删烦润色,嘉泰元年(1201)七月十一日,书成200卷上之,眉目清晰,“事详文省,纪纲制度粲然有章” 。
光宗会要:100卷。庆元六年(1200)二月戊寅,“上《太上会要》(光宗)一百卷,京镗等上。自淳熙己酉二月,迄绍熙甲寅七月,总二十三类,三百六十四门” 。
嘉定国朝会要:自国初至孝宗朝为一书,588卷。淳熙七年(1180)十月九日,秘书少监赵汝愚建言,“《国朝会要》、《续会要》、《中兴会要》,《今上会要》分为四书,去取不同,详略各异,请合而为一,俾辞简事备,势顺文贯” 。后有张从祖纂辑,秘书省抄写投进之事,嘉定三年(1210)六月十六日,“秘书省誊写张从祖纂辑《国朝会要》五百八十八卷、《目录》二卷投进” 。
宁宗会要:第一次进115卷,第二次进100卷,第三次进续修110卷,同时进改正本115卷。嘉泰三年(1203)八月二十一日,“秘书省上《皇帝会要》(宁宗)一百一十五卷(起自绍熙五年七月登极,至嘉泰元年十二月)”。嘉定六年(1213)闰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省上《宁宗皇帝会要》一百卷” 。此前秘书监陈武等建言,《会要》实为朝廷巨典,按例数年进呈一次,不至于年久而遗逸,“今自嘉泰二年正月纂修,至嘉定四年十二月终,首尾已经十年,委是岁久” ,故而有嘉定六年的进书。嘉定十四年五月九日,“秘书省上《宁宗皇帝会要》一百一十卷,并上《改正宁宗皇帝绍熙甲寅登极以后七年会要》一百一十五卷” 。
国朝会要总类:588卷。陈振孙云:“《国朝会要总类》五百八十八卷,李心传所编,合三书为一。刻于蜀中,其板今在国子监。” 这部《会要》,据《宋史·高斯得传》和《宋史·牟子才传》,乃李心传在成都辟官置局所修纂。
当今学者高度评价了宋代修纂会要的规模、举措和成效,“赵宋一代,会要之辑,前后共历十次,成书凡二千二百余卷,开历代会要体史书未有之记录。政府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以专司其事,与国史、实录院、日历所互为唇齿,规模之大,惟元修经世大典,差可比拟。若明清两代之修会典,体制经纬,远不及焉” 。相较北宋,南宋所修会要规模、体量还是颇大。
5. 国史
神、哲、徽、钦四朝正史:350卷。编修时间颇长,始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成于淳熙十三年(1186),其间提举编修官员建议责任到人,朝廷有增加编制和减少编制的调整变化,目的是加强监督、提高效率。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载:“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诏置修国史院,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同年八月十四日,“诏置国史院,差宰臣汤思退监修国史,吏部尚书贺允中、兵部侍郎周麟之并差兼同修国史,吏部员外郎叶谦亨、胡沂,秘书省校书郎汪澈并差兼国史院编修官……”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国史院编修官定员,“诏修国史、同修国史通以二员,编修官以四员为额”。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诏编修人员裁减一半,“国史院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人吏存留一半” 。
乾道二年(1166)闰九月二十九日,国史院上《三朝帝纪》三十卷,提举修《三朝国史》乃陈康伯 。乾道四年(1168)四月二十四日,尚书右仆射、提举修三朝国史、提举实录院蒋芾建言,“国史院见修《三朝国史》志、传,依乾道二年十二月二日指挥,并修钦宗一朝,名为《四朝国史》”。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诏国史院添置编修官两员,缘于提举修四朝国史蒋芾的建议,“《四朝国史》自绍兴二十八年开院,至今十有一年,仅成帝纪,所有诸志并传文字卷帙最繁,并未曾措辞。谨按本朝修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正史,不过四年。修仁宗、英宗两朝正史,不过五年。今四朝史既逾十年,而志、传茫然未有次序。臣已将诸志分委所属修纂,惟是编修官旧系四员,后来裁减其半,臣欲量事添置一员” 。蒋氏以北宋编修三朝正史、二朝正史做类比,以为四朝国史开院编纂已有十一年,进度缓慢,尤其是最繁复的诸志和传类文字并未编修,次序茫然。蒋氏将诸志专门委派馆职编修,希望增添人员一名保证进度,最后获准,诏令添置两员。
淳熙七年(1180)十二月十二日,“国史院上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钦宗皇帝正史志一百八十卷” 。在此之前,淳熙五年四月,权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李焘曾建言下旨督促完工,“今修《四朝正史》,开院已十七年。乞降睿旨,责以近限,庶几大典早获备具”,后诏限一年完成。淳熙六年正月,国史院申请延期半年,“今来见行分修,系涉熙宁至靖康六十余年,文字浩瀚,乞宽展日限”,诏更延期半年。七年十月,《四朝正史志》完成,十二月进呈。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国史院上《四朝国史列传》一百三十五卷” 。《四朝国史》历时二十八年有余,“计纪三十五、志一百八十、列传一百三十五,总三百五十卷”,编修人员,“以李焘、洪迈、吕祖谦、周必大数人功劳为大” 。
中兴四朝国史:成书较晚,诸家目录书均未著录,卷数不详。高、孝、光、宁四朝国史的高宗朝正史修纂,始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二月丁亥,四朝帝纪书成于淳祐二年(1242),志传成书于宝祐二年(1254),五年润色进献,前后长达四十余年。《玉海》卷四六《淳祐四朝史》载:“淳祐二年二月,进(四朝史)纪。十一年,命史官分撰《志》、《传》,编修官王撝撰《舆服志》四卷。宝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巳,进《志》、《传》。五年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 李心传参与编修,程元凤等参与进书,据《宋史·理宗纪二》载,嘉熙二年(1238)三月壬子,“以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 。《宋史·理宗纪四》载,“(宝祐五年)闰四月己丑,程元凤等进《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及《中兴四朝志传》” 。李心传修书时,组织了一个得力的团队,“辟牟子才、高斯得、钱时为史馆检阅,辟赵汝腾、刘汉弼、徐元杰为属官” 。据《南宋馆阁续录》所载,高斯得、牟子才习诗赋,赵汝腾、徐元杰治诗赋,刘汉弼治《书》。
史书类还有玉牒、圣政等,此处从略。南宋修史的数量超过北宋,既有文治传统的延续性,又有现实败绩的遮蔽性和转移性,张富祥指出:“不仅在于他们要维护其祖宗标榜‘文治’的传统,有时反而要用‘文治’的幌子来遮掩他们在战场上的败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力图通过修史,来达到他们‘崇成钜典,昭示无极’” 的政治目的。
二、编修御集类
1. 徽宗御集
绍兴十年(1140)四月二十一日,“诏实录院就编徽宗御制,令礼部行下诸路州军搜访送院。从检讨官朱翌之请也” 。朱翌请搜访徽宗皇帝圣制,“命史臣编类,仿五阁之制,藏于无穷” 。绍兴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太师、尚书左仆射、提举实录院秦桧等进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权奉安于天章阁”。具体内容:“凡诗百五十有五,词二百,赋一,序十有二,记十,碑四,策问九,文七,乐章三,挽词二十有七,杂文十有五,《诗》解九,《论语》解二,《道德经》解八,《南华真经》解八,《冲虚至德真经》解十有二,《广济经》十,金箓科仪二,政事手札千五百五十,边机手札二百四十有四。”
2. 高宗御集
开禧元年(1205)七月二十四日,“实录院上《高宗御集》一百卷”。编修始于淳熙十五年(1188)六月二十九日,同年七月十一日,“诏臣僚各上御制手诏等” 。
《高宗御集》的编修并不顺利,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记载,庆元二年(1196)七月十四日,实录院提出,早在淳熙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旨编修《高宗皇帝御集》,已行下诸路州军搜访资料,“虽间有缴进,而名件甚少”,故而建议:
今乞下内侍省,于曾任德寿宫提举、提点之家,御制、御笔、手札、石刻等文字搜访,应有宝藏真本,并元有抄录下但干文字,并令抄录,径送本院,并内诸司及臣僚士庶之家、应僧道有被受或收得前件御制等文字者,内外官司从本院取索,诸州军委守贰遍下所管县镇、城寨、宫观、寺院等处搜访,挨排年月抄录,点对无差漏,实封申发本院。如无处,亦取诣实文状供申。乞令逐路转运司催促,月具有无供申。仍令三省、枢密院将建炎、绍兴所得御笔尽行录送,以凭编类,庶几早得就绪。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搜访对象颇有针对性,是曾任德寿宫提举、提点之家,内诸司及臣僚士庶之家、受到赏赐的僧道徒等;搜访区域颇为广泛,有内外官司、县镇、城寨、宫观、寺院等;搜访名件,涉及御制、御笔、手札、石刻等。而且按照时间排列抄录,查验无错漏后发付实录院。要求三省、枢密院等通力配合,将所得御笔全部录送,据此编类,早日完工。
3. 孝宗、光宗、宁宗御集
淳祐五年(1245)二月,“孝宗、光宗《御集》成,上之”。景定二年(1261)三月,“《宁宗御集》成,上之” ,三帝御集具体卷数不详。
北宋所编御集,《宋史·艺文志七》著录“《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真宗御集》三百卷,《目录》十卷,又《御集》一百五十卷”“《仁宗御集》一百卷,《目录》三卷”“《英宗御制》一卷”“(神宗)《御集》一百六十卷”“《哲宗御制前、后集》共二十七卷”。南宋所编皇帝御集有《徽宗御集》百卷,《高宗御集》一百卷,孝宗、光宗、宁宗御集卷数不详,钦宗御集未编成,理宗、度宗御集“似并无编纂” 。
三、编修目录书
南宋馆阁所编目录书,略少于北宋。北宋有《淳化秘阁群书》《咸平馆阁图籍目录》《太清楼四部书目》《龙图阁四部书目》《崇文总目》《元祐秘阁书目》《政和秘书总目》等,南宋有《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等,具体见下:
1. 《求书阙记》
绍兴十七年(1147),郑樵依据秘书省所颁阙书目录,“集为《求书阙记》七卷,《外记》十卷” 。郑樵虽非馆阁人员,但所阙书目信息由秘书省提供,某种意义上说此书目是以南宋朝廷意志为主、郑樵个人理念为辅的图书目录。
2. 《乾道秘府群书新录》
唐仲友著,八十三卷。《两宋名贤小集》卷一五九载,唐仲友字与政,金华人,登绍兴进士,复中宏辞科,所著有《六经解》《九经发题》《经史难答》《乾道秘府群书新录》等 。《南宋馆阁录》卷八载唐氏馆阁经历如下:隆兴二年(1164)十二月除正字,乾道元年(1165)二月监南岳庙。乾道六年十一月第二次除正字。乾道七年七月,以正字兼实录院检讨官。乾道八年五月,为著作佐郎 。此目录,极有可能为唐氏供职秘书省时所编。
3. 《中兴馆阁书目》
淳熙四年(1177)十月,秘书少监陈骙等建言修书目,“中兴以来,馆阁藏书,前后搜访,部帙渐广,循习之久,未曾类次书目,致有残缺重复,多所讹舛。乞依《崇文总目》,就令馆职编撰,更不置局”。淳熙五年六月,秘书省上“《中兴馆阁书目》七十卷,《序例》一卷” 。
《南宋馆阁录》卷三所载书目情况,秘阁诸库书目,“经、史、子、集四类一万三千五百六卷,三千九百五十八册”;御前书,“经、史、子、集四类二千五百二卷,六百十四册”;四库书,“经、史、子、集二万三千五百八十三卷,六千五百十二册”;续搜访库,“经、史、子、集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五卷,七千四百五十六册”;诸州印版书,“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册” 。除去重复,该书“凡五十二门,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多一万三千八百十七卷。复参《三朝史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史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 。陈振孙评曰:“中兴以来庶事草创,网罗遗逸,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大凡著录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盖亦盛矣。其间考究疏谬,亦不免焉。” 既赞许了南宋馆阁网罗搜寻之功,又客观评价了考究之谬。
4. 《御制御札目录》
嘉定三年(1210),编次《御制御札目录》,具体收录数量,《南宋馆阁续录》卷三道:“秘阁旧藏御制御札六百七轴、三十五册、五道,及节次续藏六百五十二轴、十一册;挂屏扇面九十有九。旧集止有总数,未曾详记名件,嘉定三年重行编次,作为《目录》,藏之秘阁。”
5. 《中兴馆阁续书目》
该书目编修始于嘉定十二年(1219)闰三月,秘书省言,“今来本省自淳熙五年以后续次捜访书籍数目亦多,见今编类,渐成次第,欲望敷奏,许从本省检照前例施行”。嘉定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秘书省上“《中兴馆阁续书目》三十卷” 。该书目由秘书丞张攀等续修,“得书七百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五部,凡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据《南宋馆阁续录》卷七载,张攀字从龙,平江常熟人,淳熙十一年卫泾榜进士出身,治诗赋,“(嘉定)十三年二月除(秘书丞),九月为尚右郎官”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价此书目道,“以淳熙后所得书纂续前录,草率尤甚” 。
6. 《中兴国史艺文志》
著录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朝馆阁藏书。赵士炜《宋国史艺文志辑本序》以为:“《中兴志》乃以《馆阁书目》《续书目》铨次而成……盖《中兴志》乃纪南渡后重收图籍,故有重复也。” 又:“盖撰于理宗绍定以后也……此志序及每类总数,并载《通考》中,又有逸文若干条,均具《解题》。此宋世国史之异于前朝诸志也。” 赵士炜《中兴国史艺文志辑本》分四部五二类,共计5351家,卷数为78312 。
另有《秘省续编四库阙书》,张固也、王新华《〈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考》,认为是北宋后期秘阁采编入藏图书之目录,不能说成“绍兴书目”。此目有一个编撰、改定、增补过程。约编撰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著录图书3295部,14900多卷;绍兴十四年至十七年间(1144—1147)添注“阙”字,并未增加图书,是为绍兴改定本;孝宗以后出现多种增补本,其中一种著录图书3557部、18000卷,是为今本 。
四、校勘图籍
司马迁子承父业,刘向父子校书天禄,令狐德棻三朝为史官,郑樵《通志·校雠略》以为,“校书之任不可不专”,并以历史上著名史官为例说明:“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 说明校书职任,业务上一定要精专,时间上需持久,方有其效。南宋馆阁校勘事业,较北宋显得冷清。
就校勘经部书而言,汝企和认为,北宋馆阁校经部书共计10次,而南宋专校只有2次,表现在数量、总量上大不如前;所校书的重要性、校勘的计划性、复校方面等无法与北宋同日而语 。校勘史书,北宋12次,南宋9次。史书比重大为增加,集中于高、孝、理宗三朝,内容多为实录、会要、日历。校勘史书计划性较差,复校、刻印方面远不及北宋 。汝氏所引材料为以下二条:
绍兴六年(1136)八月六日,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兼资善堂翊善朱震言:“奉诏看详文旦《春秋要义》,及校正崔岩上祖先子方著述《春秋经解》,乞与推恩。”诏文旦转一官,岩补上州文学。
《玉海》卷四五载:“淳熙《礼部韵略》五卷。元年,国子监言:‘前后有增改删削及多差舛。’诏校正刊行。”
这二条材料均未明言是由馆阁文人进行校正。第一条类似者还有,秘书丞环中曾进《春秋年表》,高宗赐辅臣,沈与求以为:“不知谁诠次,恐不当先鲁而后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 高宗更令朱震校勘进呈。高宗批评环中学术荒陋,不当在馆阁,于是绍兴五年(1135)六月戊辰,环中外任。考《南宋馆阁录》卷七,朱震绍兴五年二月除秘书少监,四月为起居郎,再也没有在馆阁任职,所以看详校勘者非馆阁文人。第二条,校正刊行者存疑俟考。
校勘子部书:《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绍兴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昭庆军承宣使致仕王继先上《重加校定大观证类本草》书,诏令秘书省官修润讫,付国子监刊行。初,以《本草》之书经注异同,治说讹舛,令继先辟御医张孝直、柴源、高绍功检阅校勘”,继先说:“今之为书……通前合一千七百四十八种,以为定数。乃至旁搜方书,钩探经典,续历世之或阙,释古今之重疑,目曰《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其卷目品类并校定序说,依前三十二卷,及新添《释音》一卷。” 《南宋馆阁录》卷五记载了秘书省修润文人名单:“一至三卷,秘书郎王佐;四至六卷,著作佐郎杨邦弼;七至九卷,著作佐郎陈俊卿;十至十二卷,校书郎季南寿;十三至十五卷,校书郎陈祖言;十六至十九卷,校书郎胡沂;二十至二十二卷,校书郎叶谦亨;二十三至二十五卷,校书郎张孝祥;二十六至二十九卷,正字汪澈;三十至三十二卷并《释音》,正字林之奇。”
南宋校定医书者均为医官,医官完成后由馆阁文人修饰润色,而北宋是医官与精通医书的馆阁文人合作校勘,二者差别较大。《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云:“(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翰林医官副使赵拱等上准诏校定《黄帝内经素问》、《巢氏病源》、《难经》,诏差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石居简、李淑、李昭遘,依校勘在馆书籍例,均分看详校勘。” 校勘特点、合作方式、文人水准,决定了北宋馆阁在校勘中医典籍上成就突出。
南宋馆阁校勘图籍值得一提的是绍兴二年(1132)四月,诏御府书籍和曾旼家藏书充实秘阁,因数量较大委派专人校勘,立考核制度,《南宋馆阁录》卷三载:“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权秘书少监王昂建言:“本省承节次降下御府书籍四百九十二种,今又有曾旼家藏书二千六百七十八卷,未经校正。欲依故例,分库拨充秘阁,专人各行主管。置进账簿、库牌经,日校二十一板,于卷尾亲书‘臣某校讫’字。置课程,每月结押,旬申本省照会。遇入伏,传宣住校。内有损坏脱落、大段错谬、不堪批凿者,许将别本参考,重行补写。所有进账簿纸并装背物料等,及校书朱红、雌黄、纸札,欲从本省,遇合用,报户部下左藏库支供。”诏:“可。” 建议其一,以私人藏书充实秘阁,按类校勘,分人主管。其二,有日课要求,登记在册,责任到人,严格监管。其三,脱落错谬较多者,参考别本补写。其四,校勘所需物资,向户部申报由左藏库支出。
绍兴五年九月十九日,赐新进士《儒行篇》以励士行,“有旨,添赐《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张嵲校《中庸》,高闶校《儒行篇》” ,可见高宗对新进士传承儒学的重视。绍兴六年六月,史馆修撰范冲、秘书少监吴表臣参订了《校雠式》,如下:
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圏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圏,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
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
诸点发字,本处注释有音者,即以朱抹出,仍点发。其无音而别经传子史音同有可参照者,亦行点发……
点有差误,却行改正,即以雌黄盖朱点,应黄点处并不为点。
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
所校书,每校一部了毕,即旋申尚书省。
这种校雠方式影响深远,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道:“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 可知建本受馆阁校书加圈点影响。张富祥高度评价了这一校雠方式的价值功效,“这是我国古代文献学史上最早确定的较为完整的校勘条例,不仅对纠正魏晋以来众人校书各出己意、式例驳杂、符号不能统一等弊病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且对后世校书有着深刻的影响” 。
秘阁本《文苑英华》的校正,朝廷委任校勘者虽非现任馆职,但有着丰富的馆阁经历。据《南宋馆阁录》卷六至卷八、《南宋馆阁续录》卷七所载,周必大曾任正字、实录院同修撰、实录院检讨官、修国史、国史院编修官、秘书监、监修国史、提举国史、提举实录院、提举编修国朝会要馆职,因而编校、修纂、提领等职任,对其而言得心应手。《玉海》卷五四曰:“孝宗以秘阁本(《文苑英华》)多舛错,命周必大校雠以进。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以一百十册藏秘阁。” 周必大《〈文苑英华〉跋》云:“臣因及《英华》虽秘阁有本,然舛误不可读。俄闻传旨取入,遂经乙览。时御前置校正书籍一二十员,皆书生,稍习文墨者月给餐钱,满数岁补进武校尉。既得此为课程,往往妄加涂注,缮写装饰,付之秘阁,后世将遂为定本。臣过计有三不可: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或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类,三也。” 从周必大所述来看,这批御前校正书籍官水平有限,经验不足,妄加涂注,敷衍了事,故而秘阁本舛错颇多,表现在不查版本精粗优劣,以印本来易旧书;避讳处理不当,没有定法;不懂装懂,擅自增删,造成了新的讹误。因其如此,故有后面命周氏校正《文苑英华》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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