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馆职的除授,作为初级馆职的秘书省正字和校书郎需召试而除,据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六载:“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 李弥逊《常明秘书省正字制》云:“朕储书中秘,以萃群英,推择成材,出为时用……其往游于藏室,以纵览于秘文。藏器待时,嗣有褒宠。” 许应龙《徐元杰除校书郎诰》曰:“魁伦之英,荣进素定,擢升秘府,犹以序迁,盖所以养其望而硕其用也。以尔文谐韶濩,行粹珪璋,姓名独冠于儒科,器识远参于前辈。兹由是正,晋典校雠,岂但读平生未见之书,抑以成贤人可久之业。” 李氏和徐氏高度评价了作为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的职业意义,不仅是校正文字、编辑典册,而且更在于储养德业、待时而用。作为典校之选,实乃仕宦清途,因而需召试而用。
一、召试除职概况
高宗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三日,诏秘书省权罢,馆职文人或出守,或奉祠,“秘书少监方誾罢为秘阁修撰、知台州,其余丞、郎、著佐、正字十余人,皆为郎出守,或奉祠而去。于是馆、学、寺、监尽废” 。绍兴元年(1131)二月,秘书省恢复,馆职人员选任也纳入日程。北宋,进士高科直接除授馆阁职名,而南宋则有差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载,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辛卯,“左奉议郎、通判绍兴府黄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中,进士廷试第一,官州县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南宋馆阁录》卷八记载,黄中除校书郎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月 ,二者所记有差,但廷试第一而沉沦州县近二十年才予以召试馆职,可见滞抑。孝宗时,因不利储才而取消召试馆职的名额之限,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诏,“今后馆职并依祖宗旧法,更不立额”,缘于中书门下省奏,“馆职系祖宗育材之地,近因立额,至召试之人无阙可差” ,故而有是命。
《南宋馆阁录》校书郎、正字条目下没有区分召试与否,只是注明除授时间。据《南宋馆阁录》卷八所载,秘书省正字除授:建炎以后3人,绍兴以后83人,隆兴以后7人,乾道以后31人,淳熙元年至四年(1174—1177)3人。校书郎:建炎以后8人,绍兴以后66人,隆兴以后6人,乾道以后20人,淳熙元年至四年11人。
《南宋馆阁续录》记载有所区别,有些小注中明确标示召试,有些则无。据该书卷九统计,正字:淳熙五年以后12人,庆元以后9人,嘉泰以后7人,开禧以后9人,嘉定以后19人;理宗宝庆以后3人,其中注2人召试;绍定以后6人,注3人召试;端平以后7人召试;嘉熙以后9人,注7人召试;淳祐以后20人,注16人召试;宝祐以后6人,注5人召试;开庆以后2人召试;景定以后11人,6人召试。即理宗朝除正字64人次,其中召试除职48人,占75%。度宗咸淳以后除7人,5人召试,占70%。
据《南宋馆阁续录》卷八统计,校书郎:淳熙五年以后16人;绍熙以后7人;庆元以后11人;嘉泰以后9人;开禧以后6人;嘉定以后28人;理宗宝庆以后4人,注明2人召试;绍定以后6人,注1人召试;端平以后5人,注2人召试;嘉熙以后7人;淳祐以后22人,注3人召试;宝祐以后7人,注3人召试;开庆以后1人;景定以后9人,注1人召试。理宗朝总除校书郎61人,其中注明召试除职者12人,约占20%。度宗咸淳以后9人,1人召试,占11%。
南宋馆阁初级职名除授(人次)
从此表可见,南宋秘书省正字、校书郎除授,除了光宗、度宗在位时间较短,除授较少,其他各朝大体相当,高宗朝和理宗朝较多。从明确数据来看,正字,理宗、度宗朝召试除授占比均达到70%;校书郎,这二朝召试占比均不高,不逾20%。可见,馆阁初级职名必须要召试而后除的“初衷”并没有严格执行,而是有不少折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其选拔准则。
二、德行器识优先、文学优长并重的选拔标准
南宋馆阁选拔人才和北宋相比大同小异,无外乎文与学兼著,名与识交茂,行为粹和,器用冲厚。看重入馆供职前文人的才能与修行,选拔符合统治集团需要的人才,希冀入馆后能够与朝廷保持思想一致,行为统一。
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林叔豹除秘书省正字 ,程俱《林叔豹除秘书省正字制》云:“兰台册府,前世所以纪善恶、聚图书,英俊之地也……非直取文艺之能而已,亦以观器识焉。以尔早以宾贡,掞辞南宫,则忧时论治之言,其陈义已高矣。雠书之职,才识具宜,益励厥修,以称朕所以详延之意。” 强调文艺之才与器量见识的兼重,特别提及林叔豹忧时论治的文字所表现出来的高情厚谊。绍兴二年(1132),召试馆职虞澐、沈长卿和李纲三人,高宗以为试卷良莠不齐,“如沈长卿策,尚怀朋附,又不指陈实事,朕不欲令供析”;吕颐浩提出,“石公揆文词荒略,惟虞澐答所问,欲除校书郎”。高宗强调“试馆职人,当取实有文学议论” 的录用标准,而且杜绝结党营私,最后只取虞澐为校书郎。据《南宋馆阁录》卷八,虞澐绍兴三年正月除校书郎 。张嵲,绍兴五年八月除正字 ,胡寅《斐然集》卷一二《张嵲秘书省正字制》道:“夫有志于世者,立德立功是谓不朽。若夫词章末技,非予所以望于多士也。” 强调选拔进入馆阁虽文学与德行并重,但立德立功方能不朽,相较而言辞章只是小技而已。绍兴十三年(1143)二月,沈介等四人同除正字 ,张扩《沈介洪适潘良能游操并除秘书省正字制》曰:“尔等咸以时望,擢秀儒林,或中国家词艺之科,或蕴父兄渊源之学,器识可以致远,议论可以济时。朕尝俾尔删定律令,时王之制既知之矣;兹复命为判正之职,抑将使尔博极群书,日新闻见。” 提及四人或具博学宏辞科的资历,或有家学渊源的内蕴,故而器识远大、议论济用,加以培养使之谙熟典章制度,博览群书,以期日日更新见闻。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乙酉,诏左从政郎、新楚州州学教授刘度,左迪功郎林之奇,并召试馆职。后御史中丞汤鹏举言刘度品行不良,为他人谋利,“素无行义,亲丧未除,兄弟析居”,并且“受韩世忠使臣之嘱,欲取世忠之子得解”,后刘度被罢召试 。据《南宋馆阁录》卷八载,林之奇,绍兴二十六年(1156)九月除正字,二十九年六月为校书郎;刘度,绍兴二十九年六月除正字,三十二年四月为校书郎 。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文化》说:“至南宋高宗执政初期始恢复了学士院馆职试,但在绍兴年间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朝廷多不行馆职试,直至绍兴三十年九月,周必大、程大昌试于学士院而为馆职后,才重新走上正轨。” 这个论述大体准确,不过恢复时间应当在绍兴二十六年。绍兴三十一年七月癸酉,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府学教授王质已降召试馆职指挥更不施行,缘于“始登第,即召试。而言者论其学术肤浅,日游权门,乃罢之” ,即资历尚浅而且学术空疏,品行不端,有奔竞之嫌。
百事待举的南宋初期,馆阁选人仍优先考虑行止端正,学术与人品兼美始终是衡量馆职的重要前提。当然也有若干例外,刘度第一次因品行问题被罢召试,第二次召试成功,其间相隔三年,原因不得而知,邓小南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官方制度,“归根结底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至于“这些‘意志’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是“受到综合文化环境的制约”的 。刘度的成功,至少说明了制度执行中的折中弹性特点,也不排除刘度第一次召试受挫后的“改邪归正”,说明召试除职不以一次定生死,给了文人进入馆阁的更多希望。
高宗朝以后,各朝选拔标准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仍然强调德行器识优先与文学才能兼重。
孝宗朝,唐仲友乾道六年(1170)十一月除正字 ,洪适《唐仲友秘书省正字制》曰:“刘晏言天下之文,惟朋字未正,朕既擢尔父于风霜之地,破党与之私矣。尔弟兄鼎立,白眉最良,登策玉堂,奏篇甚善。宜居中秘,雠校群书,归休从容,必无异同之论。” 提及唐仲友的父亲为官清廉正直,唐氏兄弟均有才华而仲友最为优秀,策文出色。乾道九年二月,王淮《林枅等除秘书省正字告词》,强调林枅“博学而多闻”,侧重知识;史弥大“方重而有立”,赞扬其端方持重的气质;崔敦诗“闳毅而不回” ,赞许其志向远大、意志坚强的品格,除此之外,他们的策文都焕然可观。
光宗朝,李壁绍熙二年(1191)二月除正字,十月丁母忧,五年七月,服阕再除正字 。楼钥《李壁秘书省正字制》云:“惟尔父尔兄,并游英俊之躔,有皋、绶之遗风,无歆、向之异论。能继厥后,尔惟其人。自登世科,亟置册府。衔恤万里,素冠三年。召收来归,复畀旧物。岂惟以是正简册,望汝史事甚重。尔有家传,朕将于汝乎求之。” 强调李壁父亲、兄弟十分出色,有宋皋、宋绶家族之遗风,李壁本人有家学渊源,期待他发挥家学之长,以史学才能贡献朝廷。陈邕,绍熙五年闰十月除正字 ,他是以武学身份召试馆职,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一八《太学博士陈岘武学博士陈邕并除秘书省正字制》云:“尔邕科别其条而昌言之,不枉于执事。文词拳拳,皆可观也。” 说明馆职不仅受到文人重视,武学也关注,亦说明光宗朝召试没有文武之歧视。
宁宗朝,陈舜申、林至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除正字 ,蔡幼学《陈舜申林至正字制》,评价舜申“老成之彦,气志不衰”;林至“沉厚之资,词华日进” ,仍然是行为老成持重、富有文采并重的标准。
理宗朝,江万里端平二年(1235)三月除正字 ,吴泳《王迈授秘书省正字江万里授秘书省正字制》赞赏二人,“直气不挠,浩浩沛乎词源;古心自鞭,奇奇见于笔力” ,看重的是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浩然正气、笔力中的古道之心。文天祥,景定二年(1261)十月以主管建昌军仙都观除正字,三年四月供职 。刘克庄《文天祥除正字制》,称赞文天祥名满天下,有高风懿德、远大志向,并以古语“居大名难”“保晚节难” 来勉励其进入馆阁后继续发扬优长,成为敢言之士、国之栋梁。可见高宗朝以后,各朝选拔标准几乎没有大的改变,仍然践行德行器识优先与文学兼重标准。
三、除职方式
南宋馆阁正字、校书郎的除授,作为“初衷”有召试除职、荐举试职二种,作为“折中”有免试直除方式,以下分类论之。
(一)召试除职
南宋馆阁正字、校书郎,在绍兴初期召试除职较为严格,甚至出现请辞现象。中间有所松动,绍兴末期又重申严格执行。孝宗初期,依旧延续严格召试。隆兴元年(1163),有等待馆职阙员再予以召试的改变。而被直除的文人往往自谨自律,不敢承受特殊化。请辞召试现象的出现,亦能说明文人对馆阁召试的慎重与顾虑,自然也是对馆职神圣性、权威性的维护与尊崇。
绍兴元年(1131)五月,翰林学士汪藻上《召试馆职合行事件奏》,得到采纳,汪氏建言如下:
准尚书省札子,召试馆职。其本院条令案牍,昨因渡江烧毁殆尽,今省记到合行事件:一、试时务策一道;一、试人合避祖宗庙讳,预行告示;一、试前一日,进所试题,试官锁宿;试前五日,关内侍省差内臣一员,至日监门搜检;一、告示赴试官预行纳家状、试卷、草纸;一、关仪鸾司预行排办帐设;一、试讫,实封咨报,送尚书省施行;一、合依例差点检、录事、手分共四人行遣;一、有省记未尽,乞比附中书门下后省见行召试等条例施行。
从中可见,由于南渡初期刚刚恢复馆阁选拔,故而考试内容较北宋明显简化,仅为时务策一道。考试程序较为规范严格,所避祖宗庙讳提前告知;考试前一日提交试题,考试官锁宿;内臣在监门搜检,赴试官提前纳举子家状、试题、草纸等;考试结束,试卷密封上报尚书省。绍兴三十年(1160),馆阁除职重申“自今除授馆职,并先召试学官,依格选除”的制度规定,增加召试学官这一环节,缘于士大夫建言,“儒林册府之官,祖宗以来,必试可而后授。比年召用人材,故事浸废,使州县小吏,皆有侥幸超躐之心。望特命大臣举行召试之典” ,要求尽量杜绝州县小官心存侥幸、越级拔擢现象发生,以期长久维护朝廷馆职除授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周必大与程大昌召试馆职,最初欲除较高一级的校书郎之职,由于“或谓选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二人”之论而被制止,结果是止除正字,而且规定“其后无不试者” 。据《南宋馆阁录》卷八,二人均在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除正字一职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记录了南宋初期召试馆职的细节,特别提及高宗绍兴末坚持召试的原则,以及周氏自己前后作为被试者和主考官的两番心情:
祖宗试文多在学士院,近岁惟试馆职耳。既得省札子召某人试,即下太史局,择日报内侍省,差官一员充监门。前一日,学士宿院,进策题,俟内批依,次早乃引试……试毕录策题并试卷,依绍兴元年指挥,用咨报封送尚书省,然后取旨除授……太上谕汤丞相思退等,择二人必令试,且云:“苏轼中制科犹试,况余人乎?”于是以予及同年程泰之大昌应诏,具宣上旨,乃不敢辞……乾道六年九月,予以秘书少监寓直翰苑,发策试王仲衡希吕,尝赋诗寄程同年云:“当年给札踏金銮,重到依然九月寒。学士策询学士策,秘书官试秘书官。自怜绿鬓非前度,尚喜青衫总一般。寄语浙东程阁老,莫矜红斾笑儒酸。”程答诗,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羡处,金莲烛底话穷酸。”
从周氏记载来看,召试地点多在学士院,程序和上文所引汪藻《召试馆职合行事件奏》大同小异,考试结束后誊录策题和试卷送尚书省,然后领旨除授。高宗告谕宰相汤思退等择人而试,特别强调中制科三等的苏轼尚且召试馆职,何况他人。后来周、程二人应试。乾道六年(1170)九月,周氏以秘书少监身份寓直学士院,出策题试王仲衡,有感于被试和试人经历寄诗程大昌感慨颇多。程氏答诗道,如今在华美的金莲烛下谈论往日的穷酸落魄,觉得这种情状虽滑稽但也值得称美。周氏又提到,“旧制云,试前一日,学士宿院。故元祐中苏文忠公与邓文惠公温伯各进策题,禁中点用文忠所作。及予与程同试,时学士洪景严、兵部尚书兼权学士杨元老椿亦并入。至是,予与郑仲益同直,郑为长官,典故浸移,乃始轮入,不敢强之。其后,予再直,丙申二月,召试许苍舒,遂修故事,约程元成叔达并入,策题则轮撰” 。可见北宋考试馆职,策题由学士二人分别撰写,由宫中点选其一。南宋周氏与程氏召试时,学士洪遵(字景严)、杨椿并入学士院。后来周氏与郑闻(字仲益)同直学士院时,由于郑氏曾为监修国史,系史院长官,又曾任秘书监,故而开始轮流进入。当周氏再直玉堂,淳熙三年(1176)召试馆职许苍舒时恢复故事,邀约程叔达一同宿院,策题则轮流撰写。
孝宗初期,词科第一名左承议郎莫济并未直接召试,而是等待有阙额时再试。隆兴元年(1163)九月,诏“候馆职有阙日召试” 。隆兴二年闰十一月,被直授馆职的范成大、郑升之坚持辞谢优待,要求依制而试,太学博士郑升之进言,“准尚书省札子,秘书省正字欲望朝廷依例召试”。枢密院编修官范成大回应直授馆职,“先准指挥,候馆职有阙诏除。今忽被除目,未敢安职。乞检会召试指挥,容成大就试待命” 。另据《南宋馆阁录》卷八,范、郑二人均于乾道元年(1165)除校书郎 。
绍兴初期和后期馆阁除职较为严格,文人既有希望召试而除的堂堂正正和自负自得,又有辞去召试的自知之明和谨慎谦逊。如绍兴二年(1132)闰四月,诏枢密院编修官舒清臣、御史台检法官晏敦复并召试馆职。五月,晏以“去场屋逾二十年,加以年齿寖衰,旧学荒废” 乞罢召试,最后诏别与差遣。绍兴三十年,诏太常博士朱熙载,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刘仪凤,左奉议郎、新知巢县许必胜,并召试馆职。后殿中侍御史汪澈上言,指出必胜乃张常先之客,因而许氏被罢。其后朱熙载、刘仪凤以“久去场屋辞” 。刘仪凤字韶美,对于其辞试行为馆阁文人王十朋以为,刘氏有真才实学竟然放弃召试令人意想不到,自己在文馆供职只有蒹葭般的才质,无由能在碧玉般的朋友身边,其《刘韶美辞试馆职》道,“学问称博洽,向后无此刘……西风吹蒹葭,倚玉嗟无由” 。
(二)荐举而试
北宋馆阁荐举召试也是常态,例如治平三年(1066),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等所举刘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凡二十人,英宗皆令召试。后韩琦认为荐举太多,先令召试蔡延庆等十人,其余后试。元祐元年(1086)六月,一批优秀的文人经荐举而召试馆职,如司马光举张舜民、孙准、刘安世;吕公著荐孔平仲、毕仲游、孙朴;李清臣推晁补之、李昭玘;范纯仁举毕仲游、张耒等,并堪馆阁之选 。南宋馆阁也延续此法,不过没有北宋馆阁荐举成效之明显。
绍兴元年(1131)六月丁丑,枢密院编修官林待聘召试馆职,“遂以为秘书省校书郎”。为“秦桧所荐” 。绍兴四年六月丁酉,左承议郎、主管江州太平观林季仲行秘书郎,季仲为赵鼎所荐。同年六月己亥,左承事郎李公懋守秘书省正字,为刘大中所荐 。绍兴五年闰二月壬申,诏右承奉郎徐度,令中书舍人试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珵,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观钱叶,新授太常博士张宧,并召试馆职。龙图阁直学士汪藻荐徐度,显谟阁待制、提举亳州明道宫葛胜仲荐胡珵、张宧,龙图阁直学士沈与求荐钱叶。后胡珵除正字,张宧除秘书郎,徐度改除正字,“中兴后,士以十科荐用者,自此始” 。勾龙如渊,据《宋史》本传载,沉浮州县二十年,以张浚荐召试馆职,绍兴六年除秘书省校书郎 。绍兴十年五月丁丑,左从政郎、台州州学教授张阐召试馆职,以中书舍人林待聘荐举而试 。龚茂良,据《宋史》本传,以同知枢密院事黄祖舜荐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 。赵汝谈,《宋史》本传载,以参知政事李壁荐召试馆职,擢正字 。林光朝,《宋史》本传载,隆兴元年(1163)进士及第,后大臣论荐,召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荐举而试,既有中央官员的举荐,也有地方官员的推举。所荐之人,或品行出众,或博学通才,当然也不排除举荐者别有他图的私心,这种荐举由于人情因素比较容易结成某种情谊相通的信任与扶助,从而成为影响政治、学术的利益集体。
(三)“折中”下的不试直除
虽然正字、校书郎须召试而除,但状元及第、隐士贤人、诸王宫教授等直除,这种“折中”方案避免了一刀切的不近情理,而且可以网罗更多人才,对国家统治秩序起到有力的维护作用。
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己未,左承奉郎何逢原为秘书省正字,是“免召试” 。周必大《馆职召试》云:“绍兴己卯,谏官何溥请馆职学官皆试而后除。学官固不容试,馆职人亦以为惮,遂碍进拟。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书郎不试……其后无不试者。至乾道元年诸王宫教授黄石轮对,论东宫不宜以诗文为学。上大喜,擢授校书郎,仍特免试,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试者,惟石而已。” 周氏所言,即绍兴二十九年何溥建言馆职须召试而除,文人有所畏惧而放弃召试,于是妨碍馆阁选人。王十朋绍兴二十七年状元及第,据《南宋馆阁录》卷八,绍兴三十年二月直授校书郎。黄石,乾道元年(1165)九月轮对,以为东宫身份特殊,不应以诗文作为为学旨趣,深得孝宗心意而直授校书郎 。
直除馆职者,布衣出身而潜心儒术、理学造诣深厚亦是鲜明特征。绍兴四年(1134),王苹以布衣入馆,因师出理学名家杨时之门,而且高宗希望通过擢引隐士以奖劝天下,《四朝闻见录》甲集云:“震泽王苹,少师事龟山。高宗宿闻其名,又以诸郎官力荐,驾幸吴门,起召赐对,以布衣赐进士出身,正字中秘。”制词曰:“朕于一时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见……于是从而求所未试者,至于岩穴之士,庶几有称意焉。尔学有师承,亲闻道要。蕴椟既久,声实自彰。行谊克修,溢于朕听。延见访问,辞约而指深。师友渊源,朕所嘉尚。赐之高第,职是校雠。岂特为儒者一时之荣,盖将使国人皆有所矜式。” 特别提及王苹学有渊源、声名自显、对答言辞简约而意旨深厚,故而直除校雠职名,以见国家尊崇儒学风气。理宗朝,布衣钱时、隐士吴如愚被王公荐举不试直除,《南宋馆阁续录》卷六曰:“嘉熙二年五月十五日,左丞相乔行简奏:‘严州布衣钱时山居读书,理学淹贯,欲望圣慈且与钱时特补迪功郎,畀以秘阁校勘。’又奏:‘成忠郎吴如愚堕身右列,寻即隐居,虽居都城,杜门不出。欲望圣慈特与如愚换授从事郎,并充秘阁校勘。’有旨,从之,并充秘阁校勘。” 乔行简所荐二人,布衣钱时爱好读书,理学博通;吴如愚,甘愿淡泊。这一直除行为,具有社会舆论的引领作用,当然理宗朝直除馆职级别在正字之下,《南宋馆阁续录》卷九云:“国朝有馆阁校勘、史馆校勘,绍兴间独置史馆校勘,非专职。今此职乃特创,序位在正字之下。” 除此而外,李心传,理宗宝庆二年(1226)正月以布衣召,三年十一月特补从政郎,差充秘阁校勘。王休,绍定六年(1233)以奉议郎差充秘阁校勘。曾三异,端平元年(1234)以承务郎、主管潭州南岳庙,差充秘阁校勘等 。国家对精通儒术、深谙理学的布衣、隐士的直除奖掖,更多是出于吸引知识分子的政治意图,对理学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折中”虽然对“初衷”造成冲击,但又成为其有效的补充,综合来看是利大于弊。
四、馆职召试策文要求与对策实状及其影响
北宋馆职召试内容变化较大,太宗、真宗时期,召试科目并不固定,有诗、颂、论、杂文等。数量、等级也无严格规定。仁宗朝以来,召试内容逐渐趋于稳定,大体不出诗赋策论四种。英宗治平时期,除了苏轼试策外,基本以试诗赋为主。神宗初期,罢诗赋而试策论。哲宗元祐初期,以试策为主 。南宋召试馆职仅试策一道,相较北宋稳定而单一,说明人才需求的迫切和务实。
(一)作为“初衷”的馆职召试策文要求
1. 试策主题的现实性与当下性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 说明策题一定要博通古今、善发疑问,否则出题不当反为所讥。南宋半壁河山,内忧外患严重,馆阁试策要求熟悉国家形势,善于发问,引导应试者做出切实回答,故而策题中的关键词是“可”“急”“何”等。
其一,阐释缘由与总结历史经验
南宋军事实力不振,国家财运不足,民族矛盾突出,及时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下国家指明方向和进路极为重要,故而馆职试题在这方面突出。乾道六年(1170)九月二十七日,周必大《召试馆职策题·试选人王希吕》,以“古今通患有三:人材不足,邦用不赡,甲兵不众也”设题,提及春秋战国之际鲁、卫等小国地方狭小,又遭遇战事,学校之政、井田之法大坏的情势下,“未闻以钱谷甲兵为病”,原因何在?两汉之际,辅佐大臣出身卑微,“非刀笔屠贩,则盗贼败降之余”,百姓能勤勉耕作者少,士兵身经百战,血流于川谷,“然亦不闻以是三者为病”,是何缘故?三国之时,“壤地益褊,而其人材愈众,邦用亦充,甲兵亦加多”,并非如后世孜孜科举,营营理财,大肆募兵,是何道理?希望应试者留心史学,博古通今,考察古人“以优游应变者何道”,后人“所以力劳效寡者何尤” 。又如唐仲友《馆职策》三,问:“历代屯田皆有成绩,今日兼行官庄募民之法,得不偿失,何也?” 若要百姓与士兵各乐其业,耕战兼顾,节省费用,有无良策?
其二,军事防御与河山恢复
绍兴二年(1132),綦崇礼《召试馆职题策一》(召试对象为舒清臣,《南宋馆阁录》作舒清国),问面对“今寇仇横肆,中国寖微,祸乱之暴,视古无有”的艰难局面如何复兴,是等待上天垂怜,“未可以力图而遽取”,还是“救焚拯溺”,及时出手?其间以汉高祖决策东向,成就帝业发问,面对中原沦陷未久,将帅士卒多西北人,有强烈恢复之志,整师进攻对错与否?又以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恢复为例,询问若待二十年,“生聚而教训之”是否恰当 ?许应龙《召试馆职策问一》,提及当天下多事之秋而打算兴起治功,其大要有四,“曰国论,曰人才,曰民心,曰军政”,特别提及国论的重要性,“国论不定,则无以为立治之规”。当时的国论就是主战、主和、主守,“言战者则曰整师修戎可以挫敌锋而强国势,而和岂足恃;言守者则曰深沟固垒可以捍外侮而安边境,而战未可轻;言和者则曰与其驱民于锋镝而胜负未可知,孰若结好以金缯而战争为可息” 。议论蜂起,各执一端,要求应试者做出判断,国家将何去何从?洪咨夔《召试馆职策》等,仍然是战略防备问题。
其三,治国理政与全面提升国家实力
胡寅《中书门下省试馆职策问》提出三个问题:其一,天下官吏人数众多,有司无缺以处,欲置而不用则有失职之叹;若满足其欲,为民设官则对百姓有所残害,如何解决?其二,天下之兵分而统之已久,若因袭而不革新势必造成尾大难以调度,若有所变革,“则乘塞者以力寡为言,分阃者以不专为患”,难以改变。其三,天下资材若取于百姓,则源头已枯竭,民力已困顿,“露根可畏也”;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则数十万之师捍卫寇敌,“不可一日而无食”,况且军功所赏若不取之于民从何而出?这三个问题作为当今急务,希望应试者“渴伫崇论,愿茂明之,将以告于上焉” 。又如卫泾《召试馆职策问》、吴泳《召试馆职策问》等,都是询问当今事务孰缓孰急,希望应试者以高识远见于时禆补。策题既表明了当下急务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又代表了国家的政治立场。即便是殿试、馆职召试,储才待用乃明确目的,而直截了当地表达和宣传政治趋向则更是不容忽视的目标,例如绍兴十五年(1145)三月戊辰廷试,高宗强调,“策题盖欲入仕者皆知趋向之正” 。
2. 对策技艺的切直严密与恢宏温润
其一,鲠亮切直,忠谠无偏
对策最终目的是为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华而不实、夸夸其谈,不如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提出言之有理的解决方案,故而刚正诚实、切中时病是必要的。绍兴二年(1132)三月,策试诸路类试奏名进士,高宗谓辅臣曰:“朕此举将以作成人才,为异日之用。若其言鲠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对崇宁以来,“恶人敢言,士气不作”的流弊坚决革除,手诏考官,以“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谄佞者居下列” 为标准,这也是南宋初年百废待兴的窘迫境地所决定的,表明了国家重用端方人士的决心和努力。
绍兴元年(1131)五月丙午,承议郎范同,宣教郎、敕令所删定官刘一止,修职郎王洋并召试馆职。后刘一止为校书郎,王洋为正字。刘氏所上策论,其中有曰:“天下事不克济者,患在不为,不患其难。圣人不畏多难,以因难而图事尔。如其不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敌国自屈,盗贼自平,岂有此理哉?” 语气斩钉截铁,陈述天下之事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去作为,而不在其难做。若等待天命、人事自行好转,天下没有这种道理。高宗称善,故有除命。绍兴二年十二月,左宣教郎洪兴祖为正字,其策论正直敢言,揭示时弊,为高宗赞赏,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一载,洪氏曾与左承事郎孔端朝、周林等四人俱召试,“上览策,谓大臣曰:‘兴祖所论谠直,切中时病,当为第一。’” 朱松,绍兴四年三月除正字 ,策问中兴难易,朱氏以“乞顺人心,任贤才,正纪纲”作答,累数千言,得到高宗嘉许,遂除正字。郑鉴,淳熙三年(1176)七月除校书郎 ,据《山堂肆考》卷五八,郑氏召试馆职时本应除正字,但孝宗以为,“可除校书郎,赏其尽言”,因其策“所言或是或非,大率剀切不易” 。可见,忠诚、正直、恳切是南宋馆职对策的基本要求和特点。
其二,深于事理,逻辑严密
《文心雕龙·议对》曰:“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 作为应诏陈述政治策文,重在对理论进行宣扬,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引述史实要深谙政治方略,解说道理需切合当今政务。周必大作为馆职主考官,特别强调对策不能汗漫无边而无实论,“有司承诏发策,其敢泛为虚文而求无实之论乎?”
唐仲友《馆职策》一:
问:今日之患,在于员多缺少,欲严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可乎?军籍冒滥,欲核虚伪之籍,汰老疾之人,可乎?用度乏急,欲括田多之赢,更钱重之弊,可乎?贪吏肆行,欲行鞭棰之令,用黥墨之刑,可乎?
唐氏对策首先提出谋的重要性,谋为主要,断为辅助,主次先后是决定天下大事成功与否的关键,“图事之道,以谋为主,断为辅,谋善而断从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者也。谋不善而断先之,天下之事,未有能济者也”。其次,唐氏指出当今天下问题在于,“入仕多而缺不足以给,军籍滥而财不足以赡,用度广而赋不足以供,贪吏肆而法不足以禁”,并且申明“天下之理,利与害相生,爱与恶相攻”的伴生特点。随后分析法令不是不可以执行,而是有诸多顾虑掣肘的地方,例如欲严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或未免遗才之虑”;核实不虚之籍,淘汰老疾之人,“或未免致怨之虞”;更改多田之赢,钱重之弊,“或恐重吾民之扰”,执行鞭棰之令,使用黥墨之刑,“或恐伤好生之仁”。接着列举说明,“大抵为天下者,当务乎经远可行之谋,不当狥乎权宜一切之制”,即权宜一切,左顾右盼反而为其所累,不如制订那些长远可行之策。文中提出核心观点:“请去泰甚,精考课,以清入仕之流;请择将帅,明赏罚,以革军籍之滥;请兴屯田,省浮费,以济用度之急;请尚风化,奖廉洁,以变贪墨之风。”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集中论述了以下问题:
何谓去泰甚?……何谓精考课?……二策诚行,入仕之流虽欲不清,不可得也。
何谓择将帅?……何谓明赏罚?……二策诚行,军籍之滥虽欲不去,亦不可得也。
何谓省浮费?……何谓屯田理财之道?……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
何谓尚风化?……何谓奖廉洁?……二策既行而贪墨不止,愚不信也。
最后总结道:“虽然,此八策者皆法而已。法者,治之流,非治之源;君身者,治之源也。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不离乎方寸之间,而四方万里被其祸福矣。” 可谓逻辑严密,条分缕析,贴切实际,不做空言。当然,也是恪守君王至上原则,以君为治之源,以法为治之流。
其三,文气恢宏,辞藻温润
对策观点需要明确清晰,不能模棱两可,但是文气要恢宏,辞藻需温润。文气恢宏,即立场坚定,满满的正能量,能够起到鼓舞人心、振作士气的作用。辞藻温润,指语言不叫嚣怒张、咄咄逼人,而是娓娓道来,以理服人。
孙道夫,绍兴六年(1136)正月除正字 ,《宋史》本传载,张浚荐于高宗,诏对,进言:“今欲进兵陕右,当先经营汉中……今守江当先措置荆南,时至则蜀汉师出秦关,荆楚师出宛洛,陛下亲御六军,由淮甸与诸将会咸阳,孰能御之?”高宗嘉赏,召试馆职,谕宰相曰:“自渡江以来,文气未有如道夫者,涵养一二年,当命为词臣。” 可见高宗的赏识,无疑为孙氏除职馆阁作了保障。张嵲除正字,缘于策文温润典雅,胡寅《张嵲秘书省正字》曰:“尔赐对便朝,策文制苑,辞藻温润,议论正平。擢置书林,俾益涵养。” 魏了翁开禧元年(1205)三月除正字 ,其《答馆职策一道》全文4700余字,洋洋洒洒,善用譬喻,语气坚定,毫不拖泥带水,例如,“国是归一,士心不偷,则纪纲一定,自可以立万世法程而无变”,否则,“四肢虽强,而脉已受病,庸医之喜,而仓、扁之惊也”。为了增强气势,文中多用排比句式,例如:“纪纲一定,故择帅不挠于私,而绩用咸著……纪纲一定,故财用不病于耗,而公私俱利……纪纲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职,而狱讼用稀。”又如:“姑以将帅言之……姑以财用言之……姑以刑狱言之……” 这种极富力量的表达,也展示了作者颇为自信的论辩风采。
(二)现实“折中”下的馆职对策样态与功能效应
1. 实务与颂圣结合的成功套路
《文心雕龙·议对》云:“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 作为对策,能够斟酌错综复杂的情况来重铸世俗,而非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以作者的通达权变来拯救世俗,而非尖酸刻薄的伪论歪理。刘勰的标准对南宋策文而言,恐怕是要打折扣的。既不能漫无边际,不关实情,又不能鞭辟入里,触时中讳,所以适度歌颂、敏锐捕捉国家意识形态颇为关键,亦是成功的窍门。
绍兴二年(1132)刘一止召试馆职,三年张嵲召试,四年朱松召试,何玉红以为,围绕南宋如何“绍开中兴”的现实发问,对策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以古喻今的方式作答” 。除了何文提及的以上试题,还有绍兴五年(1135)张嵲《试馆职策》。其对策赞誉高宗神武之资,躬自节俭,受到上天的垂怜眷顾,年谷丰登且海内清晏,“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资,抚艰难之运,躬节俭以绍开中兴,劳宵旰以洪宣祖业,驻跸七年于兹矣。三时不害,而年谷屡丰,此天之所以爱主上也……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得天之赞,得民之助……续宣化之业,弛生民之忧久矣” 。蔡戡乾道七年(1171)《馆职策》指出,当今诸多问题存在的缘故是天子有宏伟志向而士大夫、将帅、地方官员不作为,“主上欲丰财,而群臣无心计”“主上欲强兵,而诸将无远略”“主上欲裕民,而郡守县令专尚刻剥,略无恤民之心”“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习成苟且,殊无体国之意” 。这些文字不乏溢美,没有一本正经地批评最高统治者,而是把责任理所当然地推到大臣将帅身上,充分体现了策文的“揣摩艺术”,“必须把功利目的与用世目的结合起来,把劝上与颂圣结合起来。要搔到痒处,而非痛处;用力合度,轻重适中” ,否则极易落选。
对策要求,是面对当下急务做出合理有效的谋划处置,要求有针对性、尖锐性和时效性,祝尚书师在《宋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论道:“方、直、易是策的特点,盖因进策多为措置当世,故需具有锋芒,立说尖锐,直截了当,又要让人易懂。” 的确如此。不过关涉科名的重要场合,许多对策作者是多用譬喻来阐释道理,明白清楚有余,尖锐锋芒有所匮乏,或者说是有意回避了。例如张嵲《试馆职策》,开头以富人作室、良农治田譬喻,说明只要精心策划,细致安排,有条不紊,自然能够坐享其成、获利良多。以为富人、老农并不具备卓绝的识见,竟然能够事前合理规划,事后坐享成果,何况圣人!文中引用少康、光武、晋元帝事例说明:“由是观之,势不在强弱,得人则昌;时不在于治乱,失士则弊。” 这个论断看起来没有任何瑕疵,似乎放在任一时段均可适用,那么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就有所不足了。
2. 策文召试的价值意义与社会效应
官方试策,特别是馆职召试,期待选拔优秀人才参与治国理政,而事实上对策存在颂圣劝世、注重技巧程式的特点,故而呈现出来的实际效果可能是有限的。这种状况的形成,主考官、应试者和社会文化生态均有干系。
南宋出现了《永嘉八面锋》《群书会元截江网》等对策之书,作为科举考试专言时务,具有鲜明的括套特征,有提纲有子目 。前者,清代四库馆臣以为,当是南宋文人陈傅良所作,“皆预拟程试答策之用” ,策试题目搜罗殆尽,诚谓一册在手,应试无忧。杜范《辛丑知贡举竣事与同知贡举钱侍郎曹侍郎上殿札子》曰:“策则誊写套类,虚驾冗辞,装饰偶句,绝类俳语。” 作为知贡举和同知贡举者,提出举子对策存在的问题:套类书写、驾驭冗辞、对偶文饰。综合评价就是对策绝似骈文,而非得体,希望朝廷“委监官学精选经、赋、论、策各数十篇,付书肆板行,以为四方学者矜式”。同时要求中外学官、考试官精加考校,最后达到“士类向风,文体复旧”的样态。建言仅从文体角度来谈,并未涉及深刻的社会效应,其实在制度运行的时空里,总会出现不同的力量来助力推动,或修正纠错,或阻碍抵制 ,总之都是使制度保持生命力和持久性。王夫之《宋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代策文之弊端:
夫苟以策问进之,则士皆以策问习之。陈言不适于时,则倚先圣以护其迂;邪说不准于理,则援往事以文其悖。足未越乎闾门,而妄计九州之盈诎;身未试乎壁垒,而辄争一线之安危。于是诡遇之小夫,心胥吏之心,学幕宾之学,依附公门以察其条教,窥探时局以肆其褒讥。人希范、蔡之相倾,俗竞仪、秦之互辩,而淳庞简静之休风,斩焉尽矣。其用也,究以无于裨用也;其利也,乃以成其害也。言诡于下,听荧于上,而民不偷、国不仆者,未之有也。
大意是说,应试者言论陈旧,依靠圣贤之言来隐藏其迂腐。邪说不合事理,则征引往事来掩饰其悖论。孤陋寡闻,足不出户,而妄计天下之盈虚;从未经历壁垒,而争论前线之安危。所以信口开河,目光短浅,依附公卿之门而窥探时局,肆意褒贬。人人期望如魏人范雎、燕人蔡泽般相互竞争,追逐苏秦、张仪般的雄辩,而淳厚简澹的风气荡然无存。这种行止的功用,终究是没有任何裨益,反而成了危害。言说欺诈于上,而听闻迷乱于下,百姓不苟且、国家不覆亡者,从未有之。王夫之的批评,言辞颇为激烈,说明策问考试存在很大的投机性和剽掠性,不仅没有真才实学的选拔,反而助长了追名逐利的歪风邪气。不过,这类考试亦非全无益处,关注时事,提高识见,增加辨析历史是非、措置当世能力等方面是有裨补的,特别是起到统一思想、维护统治意志成效明显 。
馆职召试策文,虽然无法摆脱制度文化背景,但毕竟召试数量有限,多数召试者或为进士及第,或为博学宏辞科出身,或多或少具备担任具体事务的履历,算得上是有一定眼界和实际能力的,选拔可谓优中择优,加之对召试者道德品质的较高要求,故而南宋馆职策文水平还是要高于一般试策。一方面,馆职对策亦存在套路,不乏纸上谈兵、隔靴搔痒之嫌;另一方面,多数试中者入馆前就博闻强记,拥有真才实学和政治抱负,策类书写对他们而言是容易掌握和精通的,并不影响其入馆后勤勉敬业和提升自己。任正一《谢试中馆职启》,诚挚地表达了不期召试除职的诚惶诚恐和感激涕零,低调谦逊地说自己文章卑弱,没有贾谊《过秦论》的风采;名声寂寂,鲜少陆机入洛的美誉;欠缺傅毅属文的思智,匮乏马周论事的才华,唯有兢兢业业,不负朝廷期待,“固当澡雪滞昏,锲磨顽鲁,黾勉平生之志,激昂君子之风。不独丹铅点勘之为工,必使事业语言之可用” 。尤其强调勉励志向、发扬君子风格的决心,特别是对自己的期许,不仅在典籍校勘的基本素质上,更在能够立功立言、于世有补的更高追求中。
如果说召试成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套路准备,但入馆供职后的平台特质和职业要求、培养历练的多维多层、优秀文人间的砥砺切磋,馆阁文人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学术品格和敬业精神,诚如胡寅《答李校书启》所云:“尝谓西昆册府,南极星躔,集冠冕之名流,实朝廷之妙选……既富之简编,使博其闻见,以尽卓约之守;又淹之岁月,使积其进修,而期器业之成。凡风望之所加,实纪纲之攸赖。进居廊庙,必能熙帝载而亮天工;退处江湖,亦可立懦夫而敦薄俗。” 职业的要求、社会的期待、个人的自律,使胡宪、王十朋、陆游、杨万里等馆阁文人,“器识远大,德行美好,成为群英中的楷模;铸就文化精神,锤炼文化品格,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劲中坚”,“无论身居朝堂还是退居江湖,均以榜样的力量呈现对社会风气的干预引领” ,可见南宋馆阁选才育人的成效和影响之大。
总之,秘书省正字、校书郎除授,是南宋馆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为国储备公卿之才的“初衷”,故而程序严谨、除职慎重,每年召试不过寥寥,可谓遴选之至。保证国家图书之府、育才中心的良好运转,同时标榜国家崇儒重文的政治策略。选拔方式,有召试除职、荐举试职、免试直除三种,前二种体现制度制订的“初衷”,而作为“折中”的直除馆职,身份具有状元及第,诸王宫教授,潜心儒术、理学造诣深厚的布衣特征。不试直除,标榜了重用人才、求贤若渴的国家形象,对理学社会地位的提升无疑有促进作用。南宋召试馆职仅试策一道,相较北宋稳定而单一。策题集中在历史经验总结,军事防御与河山恢复,治国理政与全面提升国家实力诸多方面;要求博通古今,善发疑问,引导应试者做出切实回答,为国家提供实在有效的策略方案。馆职对策则要求具有鲠亮切直、忠谠无偏、深于事理、逻辑严密、文气恢宏、辞藻温润等特征。当然,功利性导向,使得对策中的颂圣谀世屡见不鲜,特别是南宋对策之书的出现,使得包括馆职类策题考试变得有套路可循。虽然馆阁对策从实际作用来衡量,含金量未必很高,但由于召试者的身份特征和品质要求,其水准还是高于一般试策。这种方式确实甄选了一批优秀文人,进入馆阁后既能履行代王立言、润色鸿业的基本职任,又能承担“深思治乱,指陈得失” 的使命责任,彰显“惟国家大利害,可因事纳忠” 的君子品格,推动馆阁机构的有效运转。
南宋馆阁正字、校书郎召试除职,制度的初衷和现实的折中并非总是对立,而是在不同的融渗调和中国家机构有序运转,各种关系协调牵制,社会被赋予了多元活力,文学呈现出多维向度,孕育激发着变革的力量。邓小南先生说:“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对南宋馆阁除职制度而言,亦如之。
五、馆职迁转
南宋馆职的升迁,《容斋随笔》卷一六《馆职名存》载:“南渡以来,初除校书正字,往往召试,虽曰馆职不轻畀,然其迁叙,反不若寺监之径捷。至推排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无别矣。” 南宋校书郎、正字,因其颇受重视而召试除职,但其迁转反不如寺、监之便捷。至于随着时间推移为郎官,则失去了原有的升迁步调,和他司没有区别了。《容斋随笔·容斋五笔》卷六《馆职迁除》提及南宋馆职的迁转除授,“其迁出它司,非郎官即御史。唯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论事,皆徙越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后,有旨,须曾任知县,始得除台、察,曾任郡守,始得为郎。三馆之士固无有历此者,于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为将作、军器少监,旋进为监,即班在郎上,则无所不可为。欲径 清要者,则由著廷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过兼权省郎,年岁间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归六院矣。尔后颇靳其选,俟再迁寺监丞簿,然后命之。向时郡守召用,虽自军垒亦除郎,今资浅望轻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说明馆职升迁他司,不是郎官就是御史,唯独林之奇、王十朋升迁有别。孝宗乾道以来有旨,馆职必须有曾任县令的经历才能除台、察之类官职;有任郡守的履历,方能为郎官。因为馆阁文人缺乏此履历,所以朝廷想超擢录用,故以之为将作少监、军器少监,不久进为将作监或军器监,序位在郎官之上。馆职想要直接跻身清贵重要机构,须由著作郎迁为秘书郎,再拜为起居郎、起居舍人。否则,不过是兼权省之郎官,然后一年左右求补外郡。而御史的除授,出自登闻检院、审计院等六院。此后馆职迁转颇为吝惜,等到再迁为寺监丞簿,然后任命。以前有郡守经历的升迁,虽然来自军营也除为郎官;而如今资历名望轻浅者,仅得为丞和司直,等再有任命,才入中书、门下省。
馆职因上疏论事契合统治者心意而获得升迁,可以说较为常见。绍兴元年(1131)九月辛酉,秘书省校书郎刘一止为监察御史,因为刘氏首先上疏论及君子小人用否之辨,提出“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败之有余。君子虽众,道则孤;小人虽寡,势易蔓” ,很有见地。馆职的升迁迅速,当然与依附权贵有很大关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载:“如董德元、汤思退、林机、葛立方、王曮皆桧所亲厚者,曮入馆逾年,立方、思退皆二年,机二年半,方除郎。德元亦二年半方除察官,则(赵)逵亦未为滞也。” 无论是皇帝的赏识,抑或权贵的亲近而获升擢,也不能掩盖这些馆阁文人自身的文学、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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