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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宋馆阁文人的科举考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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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馆阁文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职掌,虽不如北宋馆阁文人之高端,但这似乎也并不影响他们对科举考试建言献策的质量,体现出馆阁文人的建树与担当。

一、考校时文,浑厚典雅者优先

淳熙十年(1183)十二月十二日,著作郎、兼权中书舍人李巘建言得到采纳,“国家设科举之制,以文取士,而人才之进,多由其中。然场屋之文,为经义者或取其驾说之支离,为辞赋者或贵其下语之轻靡,为论为策者或尚其浮辞之胜,而实学有所不问,故浑厚典雅之文为难得,而记问该博之士为难致。此科举之大弊也。望诏有司,将来取士之际,先采其体制浑厚,辞章典雅,答问详尽之人。浮靡轻弱,空疏浮滥者,置而勿取” 。李巘指出科举时文之弊,说经论义者,托言支离破碎;为辞赋者,下语轻佻浮浅;策论之文,崇尚虚浮不实,真正切实有用的学问反而不被举子推崇研习,故而导致深厚雅致的文章难得,记问广博之士难致。李氏建议将来时文考校,体制之浑厚、辞章之典雅、回答之详尽应当成为录取标准,而言辞浮靡轻弱、内容空疏不实之文则予以罢黜。

早在绍兴五年(1135)六月十五日,御史台主簿闾丘昕的建言就已提出类似问题:“崇、观、宣、政以来,士不以心明经,而以经明经,发为文辞,类皆骫骳。今四方多士群试于大宗伯,讵可复取无用空言?伏望训饬有司,商榷去取,毋以摛绘章句为工,而以渊源学问为尚。或事关教化,有益治体者,不以切直为嫌;或言无根柢,肆为蔓衍者,不在采录之数。庶几网罗得人,可备他时器使。”他的建议是从徽宗朝的经义考试批评而来,其时的弊端在于以经书来阐明经义,拘于语言,没有创见,故而为文曲意迎合,风格卑下。如今四方举子参与礼部考试,断不可取那些毫无用处的空虚之言,进而提出希望选拔人才不要关注那些过分雕琢章句的,而要推重学有渊源的。或者关涉风俗教化、裨益国家治理的,不因其语言切直而嫌弃,那些大言无当肆意铺排者不取。闾丘昕的建议得到采纳,“诏令礼部行下贡院照会,仍出榜晓谕” 。我们将二人前后建言对比一下,可以看出大同而小异。

孝宗隆兴元年(1163)二月十一日,诏:“今省试诸科进士,务取学术深淳、文词剀切、策画优长。其阿媚闒茸者,可行黜落。” 强调学术根基深厚、言词切实诚恳、规划优长者。那些品格卑劣、资质驽钝的愚劣之人不予录取。乾道五年(1169)正月十一日,臣僚言:“比年科场所取试文,遽不及前,论卑而气弱,浮虚稍稍复出。甚者强掇禅语充入经义,又非止脱形器之累,极渊妙之际,如晋人之谈老、庄也。相习相同,泛滥莫之所届,此岂为士人罪哉!荐绅先生则使然。伏愿深诏辅弼,明敕有司,自今试士,必取实学切于世用者,苟涉浮虚而妄作禅语,虽甚华靡,并行黜落。” 南宋初期,科举时文议论卑下,气势孱弱,如晋人清谈老、庄有误国之嫌,甚至出现牵强拉扯禅宗语录解释经义现象。臣僚建议,务取实学有用于世,那些浮夸虚妄而且妄作禅语者即便华靡也不予录取。因馆阁学士经常参与贡举讨论,与国子监博士、礼部同僚等切磋交流,所以科举取士理念大方向趋同而细节小异。

二、破除一家之言,兼收并取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〇引绍兴间谏官陈公辅之言曰:“绍兴五年,省试举人陈状乞不用元祐人朱震等考试。盖从于新学者,耳目见闻,皆已习熟,安于其说,不肯遽变。而传河洛之学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无以屈服士人之心。故众论汹汹,深加诋诮,夫有为伊洛之学者,皆欲屏绝,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窃以为过矣。” 在陈氏看来,从于荆公新学者,安于旧说,保守死板;传伊川之学者空虚失真,自以为是。省试选人,当摒弃门户之限,不囿一隅。他又提出,士大夫之学当以孔孟为师,肯定了程颐兄弟对孔孟之学的发明贡献。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十五日,秘书省正字叶谦亨建言:“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士有立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祐王安石,稍涉程学者,至一切摈弃。程、王之学,时有所长,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去其不合于孔孟者,皆可以为学矣,又何拘乎?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以一家之说,而求至当之论。”高宗宣谕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王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是。”于是可其奏 。叶氏所指,赵鼎当政之时推崇程颐之学,与其说不合者皆被摈弃;秦桧专权之际又私尚王安石之说,于是稍涉程颐之学者又均被黜落。何忠礼指出:“学术上的‘翻烧饼’与政治上的‘翻烧饼’可谓息息相关……此后上台的宰执,为了表明自己与秦桧的不同,一反‘阴祐’王学的做法,在科场上又出现了崇程贬王的倾向……二程之学得到迅速发展,独占场屋,并由此培养了大批理学官僚及其信徒,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由于宋代政治对于文学的干预,或者说文学对于政治的追风屈从,加之宰辅执政的好尚喜恶,科举取士往往成为表现这些意旨的风向标,成为甄别同类、驱除异己的手段,也就成了天下文士猎取功名富贵、攀附权贵的终南捷径。对王安石学术的热衷,或对程颐学说的心仪,与之相关联的是巨大的政治利益,这种一元化的选择,势必带来学术的偏狭单一、思想的禁锢僵化。秘书省正字叶谦亨的建言,表明二家之说各有所长,皆有所短,只要合于孔孟之说不必拘泥一家,要求考官摒除陈见,精选而博取。当然破除学术上的偏狭,从根本而言乃破除党派之争。因为作为“政治行为”的科举制度,决定了选拔人才的“知识结构”,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政治思考”“政治主张”,也就成为士大夫群体整合的内在力量。学术上的趋同,又转化为朋党之争的“驱动力” 。

三、严格贡举程序,务在施行

其一,完善贡籍事宜。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二十一日,权礼部尚书胡沂、秘书省秘书郎兼权礼部郎官萧国梁等进纳《贡籍》,提出贡士名册的相关编定事项:“士人诉乞收试,并以本州元得解旧籍,家状参照年甲、举数,的无差误,方许保明,申发本部参照。如有不同,更不受辞。或他处请解,后归本省,须用当时得解的实年甲、举数、发解年,遇开榜,将得解人于解状姓名下,开具乡贯、治经、三代、年甲、举数及终场人数,同合格试卷解发赴部,凭将卷首家状,参照修籍。科举年,僻远州军候发解开具,先将得解举人解状及终场数,自守倅点验保明,先附急置申部。候解发试卷,参照收试。晚免解进士诉乞赴省,具有条限。如实有缘故,并具出限事因,州县结罪保明,以凭勘实,即不得临试期申发及止执公据。国学士人,本部自有贡籍。乞自今止凭贡籍,年甲、举数,并国学进士赴解,令国子监以所供家状参照入学旧籍一同,方许放行。” 这里对由地方推荐发送入京参加考试的举子之贡籍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是本州得解的那些举子之名册,家状中包括年龄、举数等准确无误情况下才能向上申明,令礼部参详照会。其次,对于在其他地方请解后又回归本省的举子,名册更有详细要求,需提供得解当年的实际年龄、参与科考次数、发解时年;遇到放榜之时,在解状姓名下要提供乡籍、所治经学、三代情况、年貌等等,同时将其合格试卷一并发赴礼部,凭借其家状来参照编修贡籍。对偏远地方的发解名册,也有缓急处理办法,强调州郡长官查验负责。若地方联合作弊申报,则勘验查明后不允许临近试期申报而且停止官方凭据。对于国子监学生赴解,要求家状以及入国子学时的旧名册一同提交。另外,胡沂、萧国梁又提出,检查勘验已编订好的《贡籍》进呈朝廷,其间又有一些特殊情况,“亦有丁忧、病疾事故,往往不曾到省赴试,及有死亡并后来改名取解过省之人”,这些难以全部编入的建议别立一籍,另行编定,“如将来有似此未曾到省赴试之人,欲乞别立一籍,再照旧籍编入,补足照用” ,得到采纳。

其二,杜绝诸种作弊。

淳熙十年(1183)十月十二日,秘书省著作佐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艺建言,“近日科举之弊,如假借户贯,迁就服纪,增减年甲,诡冒姓名,怀挟文书,计属题目,喧兢场屋,诋诃主司,拆换家状,改易试卷,如此等弊,不可胜数。而代笔一事,其弊尤甚。间有敢露,而官司不复穷治,此奉行法令者之不力也。望申敕有司,自今有戾于《贡举条制》者,并置于法,务在必行,庶几取士可得实才” 。范氏提出的科举之种种弊端,如假借户籍、增减年岁、冒充姓名、挟带书籍、私换家状、更改试卷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最有甚者,乃找人做枪手,而有司不能尽治,在于施行法令的不得力。范氏建议,科举考试要选拔出真才实学之人,法令制度一定要实实在在得到落实,严格执行,违者深究。

特别是严申挟书、代笔之法。嘉泰二年(1202)六月十四日,秘书省校书郎杨炳建言,严申挟书代笔之法,杜绝作弊:“臣观绍兴二十七年以来申严挟书、代笔之法,士子入场,凡包裹笔砚之属,皆用青纸,其畏惮至此。比年以来,宽纵太甚,每试,内侍与八厢巡案往往袖手,不敢谁何。玩法者得志,畏法者不能,平素空疏者得恣其剽窃,灯窗记问者无以见其所长,笔端稍敏者又有检阅,遂可兼人,而庸妄无能者率资假手。如此则文艺能否,又未易核其真。乞申饬有司,自今贡院试无大小,挟书、代笔者断在必行,庶几人情畏戢,公法复伸。”宁宗“从之” 。杨炳指出近年科场之乱象,在于挟书、代笔之法宽松,巡视者袖手不问,作弊者得逞心志,平素空疏无学者可以剽窃,寒窗苦读者无法公平竞争,平庸无能者可以雇请代笔等等,文艺之优劣无法核实。所以杨炳建议申饬有司,贡院考试无论大小,均严申挟书、代笔之法,坚决杜绝此类作弊,公平考校,纯洁社会风气。

其三,严格要求考官。

在考题难易、出题规范上对考试官有严格要求。绍兴二十三年(1153)十一月己酉,秘书省校书郎、兼权国子博士王佐罢,缘于右正言郑仲熊论奏,王佐摄职成均试官,“例当轮出题目,佐必攘易之,以私所向,赵鼎之余党也” 。王佐身为考官,履行轮流出题职责时,坚决阻挠更换,来为自己倾向之人谋私利,自然是有违法度。当然被指斥为私心偏袒党人,有结党营私之弊,显然将其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上升到政治高度,真相如何有待考证。嘉定十五年(1222)二月十二日,秘书郎何淡上奏,提出祖宗之制,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选拔标准是:“能以本经注疏对,加以文辞润色发明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备者次之;若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引他经,文意乖戾,章句断绝者为下。”而如今主司强行割裂,断章出题,破碎经文,将无法选拔合格的人才,“为主司者,但见循习之文多,可命之题少,于是强裂句读,出其所不拟,专务断章,试其所难通。在我已先离绝旨意,破碎经文,何以责其尽合于大义?无怪乎举所得类多新进,坐失老成之才也”。建议有司,“命题不许断章,许出关题,惟意所择,不必尽拘每举句之多寡,求其字之对类”,要求根据时文的立意来选择,而不是拘泥于所举例句之多寡、其字之对仗。经文命题,要看重本原和体要,“惟务明纲领而识体要,则学有本原,文不浮靡”;诗赋命题,“不拘经传子史,惟体要之当先,毋怪僻以求异同”;论策之类,“参考理致兼通,以道义淑人心,器识取人才”,如此则具有引领作用,“则士习美而风俗厚矣”。何淡的奏议被送国子监看详讨论,除了“但经义关题一节”此前已降指挥,略有区别外,“今来奏请以全题有限,自后场屋若间出关题,理亦可行” ,可见因有益科举,而被部分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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