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赛尔登是在饭店门口收到巴特小姐的电报的,他看后立刻回到房间去等候多森。电文简练到费解的程度,但他最近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情况,因此不难猜出电报的费解部分。但总的说他仍感意外。尽管他早看出多森夫妇之间关系紧张,危机四伏,但根据多年经验,他认为这类问题日久自会风平浪静的。不过多森的脾气过于怪癖,他妻子的行为又太肆无忌惮,他二人恐怕确已处于危险的边缘了。赛尔登决定引领他们渡过危难并不是因为自己和这案件有任何特殊关系,而纯粹是出自职业上的热情。至于是否能挽救或保全住这斑痕累累的婚姻关系,并不在他考虑的范畴之内,他只是想在原则上防止丑闻的传播。现在又想到此事可能牵涉到巴特小姐,他制止这件丑闻的决心就更大了。当然他对这方面的担忧并无具体的根据,他只是希望在多森这桩家丑事件中,巴特小姐能免受社会舆论指责之辱。
和不幸的多森谈了两小时之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处理这件事将会非常棘手、非常令人厌恶。把事实真象披露出来之后,几乎象是抖开一堆积存多年、沾满道德污垢的破布败絮,因此当多森走后,他觉得必须打开窗子把屋子清扫一遍才成。这事是决不能披露出去的。对当律师的来说,这件案子很有吸引力,因为不化费相当大的力气,无论如何缝缀,这块碎布也不大可能再拼成一个整体了:有的破布片已合不上茬,有的遗失了,有的颜色和尺寸不同,赛尔登的责任就在于把这一切都平摆在顾客的面前。但对一个处于多森目前心情的人来说,最全面的论证也不具备说服力了。因此赛尔登明白目前他所能做的只是安慰他,敷衍他,向他表示同意或劝说他慎重行事。在多森离开之前,他再三叮嘱多森绝对不可对任何人表态,直到下次见到赛尔登时再说。总之,多森现在除了耐心观望外不可采取任何行动。尽管如此,赛尔登知道很难使如此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因此他答应第二天早晨在蒙特卡洛一家饭店里再和他见面。与此同时,他在很大程度上相信精神方面的影响对如此软弱、如此缺乏自信的性格是会起些作用的,因此在给巴特小姐的回电中只简单地下达这样一项指示:“请装作若无其事。”
次日上午就是在这种气氛下度过的。前天晚上,多森似乎是听从了丽莉命令式的吩咐,回到游轮吃了晚饭。他们一同吃晚饭的那段时间是一天中最难挨的时刻。多森沉浸在他妻子称之为“犯病”后常见的、深不可测的缄默里。对仆人们来说,这倒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白莎自己反而无意利用这显然能起掩饰作用的借口,她根本不理睬丈夫,让他自去承担全部痛苦,仿佛她太痛苦了,以致毫未想到自己正是令别人痛苦的祸根。丽莉认为这种态度是此次事件中最暧昧、因此也是最凶险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她虽然一次再次尽力扇起谈话的微弱火光以维系这正在土崩瓦解的“门面”,心中却一直在暗暗思索,“白莎到底打算干什么?”白莎这种一意孤行的对抗态度实在令人气愤,只要她肯给丽莉一个友善的眼色,她两人就很可能一同使这紧张局面化险为夷。可现在她如此固执地把丽莉关在门外,丽莉如何能为她效劳呢?想起点作用确实是丽莉衷心所愿,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多森夫妇。她全神贯注地想尽办法挽救这混乱的局面,丝毫没考虑自己的处境。但过完了那个沉闷的夜晚之后,丽莉切实感到她的努力已无济于事。她不想再同多森单独见面了,她坚决避免多森再向她吐露心里话,只想听到白莎的真心话,而白莎应该也同样需要听听她的意见。然而,白莎象是已处于自杀前的昏乱状态,推开了丽莉伸出的援救之手。
丽莉离开这对夫妇,早早地上床了。令她感到神秘莫测的是,至少在一小时后才听到白莎走过寂静无声的甬道回到她自己的舱房中去。第二天早晨,表面一切如旧,没出现显示出这对反目成仇的夫妻间昨晚交锋的内容的任何迹象。只有一个他们三人都故意视而不见的变化,这就是纳托·西文顿一直没有露面。没人提起这件事,而大家一同心照不宣地避免提起此事的本身就足以表明此事在三人的意识中已居突出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只有丽莉一个人察觉出,那就是现在多森几乎象他妻子那样明确地和她疏远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懊悔头一天太急躁,对她说得太多了,也许仅仅是在履行赛尔登“若无其事”的指示的过程中,举止太笨拙了些。这种指示并不比摄影师那句“自然些”的话更能叫人做出安详的姿态,尤其象多森这种对自己平时的举止毫无自知之明的人若竭力装出另一副样子,其结果肯定是古怪、扭曲的。
不管怎么说,其结果是丽莉意外地受了冷落,被孤立起来了。她走出舱房时,仆人对她说不知道多森太太在哪儿,而先生一早就离开了游轮。她感到独自留在船上心神不定,就吩咐人把她也送上岸去。当她朝游乐场漫步走去时遇到一群从尼斯来的熟人,她与他们一同吃完午饭,在回游乐场的路上,看见赛尔登正穿过广场迎面走来。当时她不能骤然离开这群人,因为他们已热情地邀请她和他们一同玩到回尼斯前为止。她只抓到片刻时间向赛尔登提问,他立即答道,“我又见过多森了——他刚走。”
她急切地问道,“怎么样?情况如何?不会出什么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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