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货币起源于商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货币经历了从商品货币(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发展过程。信用货币经历了民间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国家法币的发展过程。贵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然后充当一般等价物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商品交换的效率。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代表的价值要靠纸币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体现,可兑换纸币的信用制度就是承诺用发行的纸币兑换金属货币,不可兑换纸币主要靠国家信用或中央银行制度来维系其币值的稳定。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程
研究纸币最早且完整的案例是一千年以前诞生的北宋交子。交子是中国最早的兑换券,只要交付铁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即百分之三的手续费。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产生阶段。北宋初期(10世纪末),在今天四川成都地区(益州),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等问题,有商家设立交子铺户,开出的兑换券即交子,也称私交子,这一阶段的史料记载并不是很详细,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掘。第二阶段是政府许可下的大商户联合发行阶段(1010年前后)。针对自由发行产生的一些乱象,当地政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指定十六家富户联保特许经营发行交子,形成了类似行会的组织。此时交子已有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其货币职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承认。第三阶段是政府发行阶段。天圣元年(1024年),北宋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发行,也称官交子。
交子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流通后,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了币值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钱引就是领钱的证书,也是兑换券的意思。在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元年第四十三界还是使用交子旧印,到大观三年的第四十四界才改用新的钱引印制。在交子存在的一百余年里,基本实行二至三年一界的分界发行(彭信威,1958年)。
交子存在了一百多年,在私交子阶段,交子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即“见交付钱”。天圣元年成为官交子后,交子的可兑换程度越来越低。在庆历五年到七年(1045—1047年)发行第十二界时,交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交子逐步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其贬值的速度也有所加快(高聪明,1999年)。
北宋交子的币值稳定安排
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兑换券;另一种是不可兑换的纸币,后者由国家政权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交子作为最初的纸币,从一开始就设有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支持其币值的稳定。
第一,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官交子发行有一个限额,开始每界是一百二十五万贯,有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要求每界三十六万贯,即现金准备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八。发行限额和现金准备是保障兑付现金的制度安排,提高了交子的可信度。
第二,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三年为界。当时三年一界是指三个年头,有些像中国的虚岁,可以理解为满两年就换界。用分界发行来管理交子累计发行的存量,不断地废除旧交子,使市场上流通的交子存量可控。私交子可以随时兑现。官交子按界发行,其可兑换程度却越来越差。
第三,交子也保持了一些飞钱的性质,即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购买商品或领钱。
南宋会子和“称提之政”
南宋发行的纸币会子一开始就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是靠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与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流通代表铁钱不同,会子主要在东南沿海流通代表铜钱。南宋会子也叫东南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开始发行的,叫作便钱会子。南宋名臣钱瑞礼主持临安府期间,将会子收为官营,后来钱瑞礼调为户部侍郎,由户部接办会子,时间大约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会子在东南广泛流通,纳税和市场交易都可使用。会子作为纸币,其流通范围和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北宋交子,几乎成了南宋的法币。
13世纪初,南宋财政困难,1201—1207年,有会子三界并行。嘉定初年(1208年),三界会子总数达一亿四千万贯。会子由于大量发行而不断贬值,旧会子已经贬值到五百文以下(何平,2019年)。当时人们用“称提”的概念来讨论纸币价值稳定问题。称提是指在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比如会子是纸币,铜钱是金属货币,同时在流通,大量印会子造成其贬值,如何稳定会子价值,是称提之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南宋政府是如何靠称提之政给会子以信用支持的。概括起来说,称提之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总量政策上增加金属货币的供给,用来回笼和减少纸币会子的流通量;在结构政策上规定会子的特殊用途,在纳税和购买大宗商品时强制使用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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