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专业研究者分析交子相关史实的探索和运作机理,肯定较古人更为深入。我们能够褪去交子面孔上的妆容和滤镜,去探讨更为贴近北宋人笔下的交子形象;在现代理论的加持之下,对于交子的制度贡献,以及交子制度中哪些部分能成立、哪些部分有待改进的认识无疑更为清醒。当然,仍有一些理论分析基于对交子和宋代纸币制度的错误认识,比如认为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宋代纸币性质都一样,将宋代纸币视作一个内部均一的整体;任何时期、任何种类的宋代纸币都是铜钱或铁钱的代表,能够兑现为铜钱或铁钱。持有上述认识并不总是妨碍学者说理或建构理论体系,只是替他们举错了例子稍感惋惜罢了。
现代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作用之一,是更为精准地探索并呈现因果关系。交子等纸币究竟为何出现于宋朝,它们出现的背后蕴藏着哪些动因,都是当代学者特别关注并投入大量时间与智力的研究议题。过去许多研究者将交子等纸币的出现视为宋代经济特别发达的指示器,强调社会经济背景对于宋代纸币的支撑作用。今天的研究者则日渐注意到国家财政的巨大影响力。从本书前面各章的叙述来看,国家财政在交子的演进历程中几乎从未缺位。哪怕在十六富户主导发行的时期,成都地方官府也向他们开出了与财政相关的发行条件。我这几年的研究便是试图在国家财政的框架下探讨货币的演进脉络,以及货币流通中出现的变化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财政。毕竟,交子等纸币都不是为了顺应所谓经济发展脉络、所谓经济形态变化“从天而降”自然出现的,它们都是宋人为了解决某些具体的经济、财政问题而投放于特定历史场景之中的产物。
交子的得失成败前文已经叙述和总结很多了。本书的文字站在今人的立场,无意为宋人总结、向宋人说教。回过头来思考,交子带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或者说,交子的哪个层面让我们感觉它和其他国家、其他时段——特别是西欧近代以来——的纸币不一样?
我想,交子最重要的贡献是让我们看到了纸币发展还可以有一种不同于西欧历史的可能性。谁来主导纸币发行、什么保障纸币币值、纸币通过什么途径发行—回笼、纸币主要承担哪些职能,如果仔细体会便可发现,中西纸币的共同之处绝少。可以说是你往西走,我往东走,双方各绕地球半圈终于有了交叉点。
交子官营之后,财政属性变为首要属性,国家财政的运作以及官方超经济强制力成为保障交子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宋廷以交子为媒介,通过财政征调和购买活动调配国家财政资源,并在财政收入小于支出时通过超额发行交子筹资。看起来财政购买活动需要由商人配合完成,是官方和商人做生意的市场行为。但其实,商人能够出售什么物品、能够获得什么货币和物品,能够通过什么路线和途径交易,甚至交易价格如何,都不是单纯由市场决定的。我在此处稍显武断地下一个判断:宋代财政购买活动中的上述要素由官方决定,由市场(供需)调节。如果交子等宋代纸币继续在这样的场景下流通,它们最终将会变成何种样貌?我想肯定与西欧发展脉络下形成的纸币大相径庭。随着宋代纸币贬值,其币值更适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零碎交易,更为优质和稳定的金属铸币亦被纸币挤出流通领域,人们更愿意将金属铸币窖藏起来作为“存款”,或干脆高价卖给“求币若渴”的海外国家。纸币愈发渗透至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流通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幅提高。到了南宋后期,纸币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十有八九要强于铜钱。在纸币贬值到足够程度后,铜钱就连小额日常交易这块“基本盘”都让了出去。也就是说,宋代纸币流通的拓展是随着财政活动,以及财政活动导致的货币变动而产生的。与介绍西欧纸币时往往强调金融不同,介绍宋代纸币时则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财政的巨大作用。由此本书“引子”抛出的话题或许能够得到一个解释:交子等宋代纸币与西欧纸币走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二者除了都以纸作为材料外,相似点实在不多。如果专著和教科书更重视西欧纸币的发展脉络,自然无法妥帖地让宋代纸币融入其中,而只能泛泛地提一句宋代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或是介绍一遍交子的“生平”便了事。
至于私营交子,当然是交子演进历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却不是唯一体现交子功能和性质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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