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发行交子之前的“讨价还价”后,《宋朝事实》开始介绍私营交子的基本制度:
诸豪以时聚首。
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
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
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
上述文字在《宋朝事实》中未分段,我根据内容将其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组织交子发行的富户们定期见面商议,讨论的内容应该是发行制度、流通情况。这说明富户们把发行交子视为长期工程,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第二,所有富户使用相同的纸张,以红、黑两色墨水印造交子,印刷的图案则是屋木或人物。各个商户还在自己发行的交子上做有押字和隐秘题号等记号,用于防伪、核对。所谓押字,指签名或图案。如美元正面印有财政部长和国库长的签名,以及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标志,这些签名和标志都可以笼统地纳入押字范围。宋人的押字通常是文字,多从自己的姓名、称号中取字,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防伪记号。有些人对押字的设计颇具匠心,如宋徽宗的“天下一人”、宋高宗看似为“伍”实则可能包含“人中王”三个字的押字。由于没有私营交子及其刻板存世,今人无缘得见富户们各具特色的押字。至于隐秘题号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藏在交子图案中的何处,更是无从知晓。颇具原始特色的是,此时私营交子没有固定面额,而是临时书填贯数且不限多少。也就是说,私营交子至少为一贯,没有上限。理论上有人可以将一亿贯铜钱存给富户,换取一张面额一亿贯的交子。只是这张交子的面额太大,并不便于使用。因此,尽管制度上“不限多少”,交子的使用者们在长期实践中恐怕会摸索出最适用的面额。与之相对,后来的官营交子以及各种其他宋代官营纸币则均有固定面额。
第三,富户收取他人存来的现钱后,给予交子。理论上无论远近都可以使用,有人动辄存入几百、上万贯。如果我们判断交子在景德二年二月之前就已发行,当时还没有铸行景德大铁钱,因此人们存入的几百、上万贯还是只有铜钱币值十分之一的小铁钱。数目虽多,购买力却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所谓“无远近行用”也不是指在天涯海角都能用交子,还是有地域范围限制的。一是需要该地民众信任并使用交子;二是需要富户在此地有相应的网点,可供转换现钱与交子。打个比方,一位四川商人手持交子至杭州购物,杭州商人非但不同意出售商品,甚至可能觉得此人是“诈骗犯”而将其扭送至官府,因为他们从没听说过交子,不在交子所属的信任网络中。此外,交子持有者若想换回现钱,则需要向交子发行者缴纳每贯三十文钱。李攸认为,每贯三十文属于交子发行者的利润。
第四,每年蚕丝、米麦收获之时,富户们将多印交子,与铸钱一样便利。《宋朝事实》的说法稍显保守,印刷交子显然比铸钱更加便利。农产品丰收之时,也是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和农民共同需要货币的时节。商人们闻风而动、四处出击收购农产品,自然希望获得便于携带的大额货币,因此纷纷将铁钱换为交子。农民得到交子后为了换取用于交税的铁钱,也需要用交子换回铁钱。十六户富民不会错过这些盈利的机会,便顺势增加交子的发行量。李攸的记载还提示我们另一种可能性,即十六户富民增发交子供自己使用。他们拿着增发的交子囤积农产品或置产置业,而是否存入相应数量的铁钱则无人知晓。这样做的前提是人们对十六户富民的资产数量和交子相当信任,不会轻易怀疑自己手中交子的可兑现性与币值。发行者大肆收购资产,能使人们更加相信他们具有充沛的财力,进一步巩固了交子流通的基础。
如果说富商对于交子有客观且急迫的需求,那么以粮食等实物和铁钱交税,平时很少参与长途、大额贸易的农民为什么也会比较顺利地接受交子呢?毕竟,交子的发行者和持有者要用交子“收买蓄积”,“私以交子为市”,必须得到生产者也就是卖家的承认。
这就和张咏在四川的善政有一些联系了,他的措施让农民对于用纸质票据购物有了心理准备。张咏认为四川走出混乱状况之后,人口数量会有所增加。一旦碰上水旱灾害导致农作物减产,则贫民将陷入饥荒之中。因此,他派人统计了粮食成熟、农民纳税时的粮价,并宣布在春天缺粮时按照人口给券,民众可以持券依据交税时的价格向官府购买粮食。这个政策在蜀地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确保贫民在春季粮荒时不至于无粮做饭。 在张咏政策的引导下,当地农民对于纸质票据能够参与买卖这件事应该相当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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