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八年八月十三日,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在讨论国家要务时就是否继续发行交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争论的起因,是一位陕西官员呈交了一份关于采购粮食事务的奏疏。这几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很自然地顺着购粮事务谈到了交子。
王安石说:“到了妨盐钞。”他认为在陕西各地铺开使用交子会妨碍盐钞的流通。我在前文曾介绍过盐利之于陕西财用的重要性。
宋神宗不同意宰相的意见,回应道:“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皇帝觉得交子和盐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用现钱来兑现,后者则用解盐来兑换。既然交子和盐钞分别依靠现钱和解盐来保障价值,二者怎么会互相妨碍呢?
王安石对皇帝的论断丝毫不客气,径直反问:“怎得许多做本?”他似乎对于官府究竟能储备多少交子和盐钞的价值保障物很是怀疑。
皇帝可能也觉得储存足够的交子本钱不太容易,只是回复:“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交子先发着吧,只要使民众信任它的币值,就不用担心本钱问题。我想王安石对于这个答案是不以为然的。不过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宋神宗的想法颇有可取之处,至少比那些认为必须储备100%本钱才能成功发行纸币的观点要高明许多。或者换一种说法,宋神宗希望将流通手段变为陕西交子的第一职能。
面对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吕惠卿赶忙来打圆场,他认为可以按照四川交子法来发行陕西交子,即请有需要的民众自己花钱购买兑换交子。他的观点从更加实际、看起来更为可行的层面化解了交子本钱不足的难题,是对宋神宗观点的呼应。只是让民众花钱自购交子的办法,即便在当时也显得略为过时。
可王安石依旧不依不饶,这位出了名的“拗相公”根本不愿意改变自己业已认定的结论,他再一遍说“终是妨盐钞”,并直接说出了最核心的理由:“缘盐每岁凶丰不常,又督察捕盐有缓急,即用盐多少不定,若太多出钞即得,若少出即暗失了卖盐课利,可惜。许以此须多出些钞印,置场平卖。” 这话说得很是实在,大意是盐的产量每年不同,官方对于产盐户和私盐的督查力度也有松有紧,所以没有办法固定提盐票据——盐钞的印发数量。王安石认为,印得少不如印得多。因为盐钞印数太少,会造成部分解盐因没有对应的盐钞而无人购买和换取,官府的盐利收入相应减少,财政资源因而被浪费。而多印盐钞,虽然有商人暂时提不出盐、盐钞价格下跌的风险,但至少所有盐都能卖出去,还让官府在短期之内获得更多的盐利收入。
从某种角度看,王安石的做法有其道理。如果盐钞贬值的金额之和小于增印盐钞获得的额外收入,盐利总体上是增加的。
问题是,为什么决策者们将交子和盐钞放在一起讨论,而且那么重视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原因很简单,交子与盐钞都是朝廷为了增加陕西财政收入而投放的工具,两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
其实宋廷最初想用陕西本地出产的解盐解决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问题。出卖解盐的收益虽为陕西军政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可陕西军需用度在宋神宗积极开边政策的影响下大增,如果还只是按照解盐产量发行盐钞,已无法填补财政用度的缺口。
超额发行盐钞于是成为最直接而现实的选项。一方面,恐怕与王安石持相同看法的官员不在少数。稍稍多发行一些盐钞并不会导致整个食盐专卖系统崩溃,相反官府还能获得某些好处。这就像今日多数国家推行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在许多层面上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货币金融领域不是非黑即白的,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并非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国出于种种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考虑,可以灵活地选择货币金融政策。绝对意义上的中间状态反倒几乎不可能出现,而且即便出现也未必全是好处而没有坏处的。当然话要说回来,利益不同的人群看待相同的事物,对于什么是好处、什么是坏处的判断不尽相同。
据学者统计,陕西解盐的年产量大约为三十五万席;盐钞一纸可以换取一席盐,标价为六贯。用产量乘以标价,可得理论上一年的盐利应在二百一十万贯左右。宋神宗统治时期,陕西盐钞的发钞定额虽然几次上涨,却始终没有超过二百五十万贯,可实际的发钞量却为三百五十万贯,大大超过了解盐的生产能力和发钞定额,问题随之出现。
超额发行盐钞,是导致盐钞与交子产生直接竞争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盐钞的数量和解盐产量大致对应时,盐钞只是解盐的票据化代表。官府虽然直接依靠出卖盐钞获利,但是真正的利润来源还是解盐本身。盐钞超发之后出现了一批无法兑换到解盐的盐钞,这批超额盐钞不代表任何解盐,它们便凭空地成了盐法的盈利对象。
不过商人们不会逆来顺受地甘于沦为官府盈利计划中的“工具人”。本来我们已把你们需要的钱、粮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方,现在你们竟然还用超额印刷的盐钞来糊弄,论谁也不会接受。商人们开始向二级市场甩卖盐钞,向官府购钞的动力也有所下降,钞价应声下跌。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