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币值低微,最受影响的应该是大商人。对普通的贫民和官府相对来说影响不大。贫民自不必说,本身就没钱、不怎么用钱;官府则是上面要求什么便收什么、运什么,无须过于考虑成本。只要按规定办事,遇到问题打份报告,由上面做决策,自己再执行就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早期创造交子并组织交子运营的是四川本地的十六家富户。
很遗憾的是,本应青史留名的伟大发明家们在史书中只是无名英雄,“富民十六户”是他们统一且唯一的代称。现在人们都称赞宋代商业多发达,而有关宋代的史书对于商人却远远算不上友好。综观各类正史和官方史籍,其中的商人姓名屈指可数。部分商人留名,不是因为他们是行业翘楚,而是由于某些官员向皇帝或宰相提议时说:某某商人反映某项政策在运行中存在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现提出改进意见,请参酌。所以,宋代商人留名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更令研究者惊讶的是,宋朝官员在撰写关于贸易的奏议时,甚至都不提商人从哪里来,竟然只是简单地用“客商”一词说明这些商人是从外地来的。这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举个例子,如果以北京为基点,在宋人的概念中河北过去的商人叫“客商”,青海过去的商人也叫“客商”。很显然,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财力、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于成本和收益的看法也不一样,可这些差异对于宋朝官员来说都不是值得细说的要紧事。至于宋代商人自己的“史料”,如商人的日记、书信、账册之类,保存至今者几乎为零。相比较之下,明、清官员对于商人来源的记载和商人自己的“史料”要丰富、细致得多,更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商业贸易。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宋代史料都不太注意商人姓名和来源。翻开《夷坚志》《容斋随笔》等笔记小说,和商人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只是这些故事大多涉及怪力乱神、因果报应,真假参半,没人知道故事中的商人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
十六户四川富商应该都有各自的产业,都有各自惊心动魄的商战故事,说不定还是足以决定某个行业发展道路的领头羊。可是在文人士大夫记载的历史中,他们叫什么、做什么、家业多大、社会关系如何统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发明和运营的“交子”。正像我在前文提到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曾出现过地方发行的代币,交子是其中一种。大部分地方代币没有被官府选中进入地方财政,更不用说在国家财政中发挥作用了,于是无法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而默默地消散在烟云中。这样看来,能够作为后来被宋朝官方选中的交子的发明者,“富民十六户”无疑还算是幸运的,以集体力量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保留下一个模糊的坐标。
也许这个坐标太过模糊,容易让人遗忘;也许这个坐标不够光彩,让人觉得遗憾。到了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有人想把创造交子的功劳安在曾经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同时以治理蜀地闻名的大臣张咏头上。
最早将交子和张咏联系起来的人,很可能是僧人文莹。他在笔记《湘山野录》中明确指出张咏“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 。文莹的说法疑点重重,只要与其他史料稍作对比便可知道其中的错误。比方说一张交子的面额为一贯、三年换界等制度都要等到交子官营之后才出现,私营交子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关于私营、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我在后文会详细说明。那么,交子有可能一开始便是官营的吗?南宋史学家李焘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您是否还记得景德大铁钱?其实,交子已经在李焘记述的大铁钱成因中登场亮相了。他在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庚辰条下写道:
先是,益、卭、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卭二州铸景德大铁钱。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