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钱引长期流通,带动了四川其他纸币的形成和发展。在纸币先驱的影响下,四川人对于用纸张表示价值、作为交易媒介再熟悉不过了。而交子、钱引的面额稳定在一贯文与五百文,给了当地官员发行其他更小面额纸币的契机。毕竟许多交易的金额远远小于五百文,即便买家掏出一张五百文交子购物,卖家也不一定找得开。崇宁五年,四川交子已出现相当幅度的贬值。而宋徽宗在一份诏令中仍然指出:川峡地区的官府用交子、度牒支付和买绢帛。这些货币和证书价值过高,导致普通民众根本无法把自己手中零碎生产的绢帛卖给官府,豪商便在官民之间上下其手,通过买入卖出获利。官府和买绢帛,必须支付现钱。 到了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1173年),一位四川官员指出“盖八九百之直,须假钱引;或四五百之数,必以见钱。傥见钱日削,贸易不成,恐虽有钱引,民不能用” ,额度低于四五百文的交易需用现钱,显然也和钱引最低面额为五百文有关。
军队很可能是对货币面额最为敏感的部门。军费拨款当然尽量选用大额货币,白银、布帛等高价值实物充当军费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可发到士兵手中的军俸则必须使用小额货币,否则士兵很难在市场上顺利消费。尽管史料没有明言,但我猜想很可能有一批货币兑换商和物资供应商跟随着宋朝军队。这点很好理解:现在的建筑工地之外,总会临时冒出一些杂货铺子和小饭店。等工地解散,这些商户也同一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明清以后的史料明确记载了当时有一拨专做随军生意的商人,宋代十有八九也有类似的行业。
南宋初期几种面额较小的四川纸币,正是由军队系统创造的。
绍兴七年,川陕宣抚副使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此银会子与南宋晚期的四川银会子不是一回事,学者为了区分,便将其称为河池银会子。河池银会子分为“一钱银”(四张折合钱引一贯)、“半钱银”(八张折合钱引一贯)两种面额。有学者指出,河池银会子用银保障价值的原因是军费多为银、绢等实物。 这当为确论。只是白银大都被宋人以重达数十两的银锭形式使用,作为军费大额开支自然较为便利,用于零散支付军俸却极为不便。河池银会子的面额就颇为适中:一钱银面额折合钱引二百五十文,半钱银折合一百二十五文。因此,河池银会子应当被视为银锭小额化的产物,便于军人的日常零用消费。
此外,隶属利州东路的兴元府、金州、洋州流通着名为“铁钱会子”的小面额纸币。铁钱会子创自隆兴元年(1163年),分三百、二百、一百等三种面额。但它与钱引的比价约为6∶1,故三种面额实际大约只相当于钱引五十、三十三、十六文,故极适用于小额交易,军俸也以铁钱会子和铸币发放。 因面额小,时人也称呼铁钱会子为“小会子”。
其他四川纸币的运行机制无疑延续着交子制度,还因面额不同,填补了交子(钱引)与铁钱之间的中空地带。南宋后期,本来面额较大的钱引一再贬值,这些小面额纸币自然失去了生存空间。它们连结局都没有被史书记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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