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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

要真正把官营交子运作起来,光靠两份报告中提到的制度远远不够。就连薛田等人已经定好的制度,在实践中也会受到具体效果的影响而命运各异,最终被沿用或变更。

下面我再稍稍多介绍一些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学界对于部分制度细节仍然存在争议,但大体的样貌已比较清晰。

1.

交子务的人员构成

官营交子的发行量无疑远远高于十六户富民主持的私营交子,因此交子务需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官方史书没有说明天圣元年交子务初设时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们仅能见到薛田、张若谷的建议。事实上,他们二人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交子务的人员数量要远远多于预想。《蜀中广记》引用费著的《楮币谱》说:交子务有监官一人,元丰元年增加一人。监官,是交子务的长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十二人。

根据这一记载,交子务的工作人员超过一百八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贴书和印匠。由于官营交子在发行之初可以兑换,工作人员在交子发放时和回收后都要做许多文书工作,我想贴书等人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即是这些。交子务的核心业务包括文书登记和印制交子两项,每项各有几十位工作人员,人员设置似乎还算合理。可当我们对比南宋东南会子的主要印制机构——临安会子库的员额时,便会发现其实成都交子务的人数并不少,甚至略显冗余。根据南宋晚期的杭州地方志《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会子库中共有二百零四名工匠。 东南会子是不兑现纸币,工匠中应该只有极少数人负责文书工作,绝大多数都以印制会子为主业。可毕竟东南会子的流通范围远远大于四川交子,发行量亦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会子库所需的印制工匠的数量理应远多于交子务。举个极端的例子,宋廷在南宋晚期为了弥补财政开支,曾命令会子库每天增印东南会子十五万贯。东南会子最高面额为一贯,此外有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等小面额。即便这十五万贯东南会子全用一贯面额制作完成,会子库的工匠们还是需要开足马力制作十五万张。这对于没有印刷机、全靠人力制作货币的宋朝而言,无疑在考验工匠们的生产能力极限。能够在交子务工作的工匠是幸运的,他们的工作强度显然不像南宋同行那样饱和,按时下班不是梦。

2.

官营交子的本钱与发行量

尽管交子务在早期保留了兑换现钱与交子的职能,似乎与私营交子铺的运作方式类似,但官府还是给出了保障交子长时间正常运营的“撒手锏”——本钱。本钱类似于当今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是为了发行纸币而存储的现金。当然,准备金制度的复杂程度、精密程度要远远强于官营交子的本钱制度,毕竟前者与当代发达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信贷关系)相适应,而北宋的金融业则像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本钱制就要粗放得多。根据史书记载,官营交子一界的发行量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本钱数为三十六万贯,“准备金率”约为28.65%。这个比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特别是在交子是实打实地一张张发行,创造不了新的货币和信用,交子务也不会因为存款的数量多便相应增加交子总量的情况下,三十六万贯本钱为官营交子运行打下了颇为稳健的基础。当然,称28.65%为“准备金率”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早期官营交子的运营方式与私营交子十分类似,都是人们存入多少现金,交子务发行相应数额的交子。所以三十六万贯在此时恐怕并不起“准备金”的作用。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宋人观念中的本钱与今天的准备金,有较大的差异。

预先储存本钱是官营交子比私营交子更稳定的原因之一。诚然,私营交子的运营者是十六户富民,他们本身拥有大量财富,而这些财富究竟有多少作为运营交子的储备则尚未可知。从现存史料的记载看,十六户富民可能没有储备本钱,私营交子运营完全依赖客人的存款,这种单薄的运营机制无疑十分脆弱,甚至类似“空手套白狼”。无怪乎诞生时轰轰烈烈的私营交子,顷刻之间便化为尘埃。

那么,三十六万贯本钱如何在官营交子运作机制中发挥作用呢?史料说得很简单,仅用了“新旧相因”四个字。也就是说,官营交子的本钱既没有被大量支用,也没有得到大量补充,而是跟随着一界一界新交子发行而长期保持三十六万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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