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的强势主导下,官营交子渐渐成为四川的日常流通货币。官营交子用于大额、长途贸易,铁钱用于日常零散交易和找零,二者的分工十分明确。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官营交子由官方发行,它在流通中所受的限制远远少于私营交子,发挥的职能也更多。可以说大铁钱拥有的功能,官营交子几乎都有:官私交易、缴税、核算……二者的差别仅由购买力和材质造成,即交子受面额影响而几乎无法用于小额交易,铁钱难以参与大额、长途贸易。限制少而功能多,官营交子在发行之初广受民众欢迎,人们甚至愿意为获取交子而支付溢价。
官营交子的确便民,有了官府的背书,它的流通性远远强于仅靠十六户富民财富支撑的私营交子。然而,如果官营交子从始至终只是四川本地的日常流通货币,我想它既不会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也不会在后代引起那么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随着相关记载的失传而消失在历史记忆中,毕竟就连大部分同时代的北宋人都没有见过、听说过交子。这种在我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纸币,在当时只是被四川人、少数处理过相关政务的官员或行走四方的有识之士所知而已。纸币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则要等到南宋时期。
历史和人就是这样,被遗忘的东西总是比记住的要多。翻开历代正史的《艺文志》,那么多饱学之士的大著、那么多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哪个不是一时之选,哪个不受当时人尊崇,但留到今日的又有多少呢?甚至不少书在后代人修史时就已找不到了,《艺文志》徒留存目而已。厚厚的书籍况且如此,何况薄薄的一张纸币?今人尚能得见不少宋版书,却难见一张宋代纸币。
宋仁宗天圣四年在历史记载中平平无奇,至少算不上多事之秋。在这普普通通的年份里,宋仁宗赵祯对医学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前代古籍对于穴位的表述不准确,令人铸造标准的针灸铜人。后来与他搭档推行“庆历新政”的名臣范仲淹则因母亲去世,离任回乡为母服丧。带着一身本领的改革家还需过些时日才会震动朝堂。政治斗争、战争、改革这些国家大事好像不愿与天圣四年打招呼,纷纷绕道而行。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这平平淡淡的年份反而是个能过安稳日子的好时光。
许多人不太了解的是,这一年对于远在四川的交子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特殊年份。从天圣四年起,交子开始走出四川,逐渐活跃于北宋的西北军事、财政要务之中。
1.
川陕之间
我在前文介绍四川的交通条件时曾特别提到四川与陕西有比较通畅的陆路交通线路。当时陕西是北宋与西夏政权对峙的主战场,大量宋军驻扎于此,每日消耗的物资补给不知有多少。宋代的陕西不属于最发达的地区,其实就算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也难以单凭本地税收供应数十万士兵的军费。采购成为当地官府补足军需物资的主要手段。从宋朝的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来看,当时有能力纵贯全国南北或东西的大商人恐怕并不多。多数远道而来的物资要经过一位甚至数位中间商转手才能到达目的地,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于无形之中帮助官府完成了物资运输接力。除分段完成的长途贸易外,短途和本地贸易才是官府购买物资的主要途径。陕西本地商人和从四川出发的商人是参与陕西官府采购的主力。
而在官府眼中,商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发,而是他们引导和利用的成果。早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官府、商人、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管子、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国家财赋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换句话说,社会中之所以有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活动,根本原因是君王和国家的设计。统治者有调动、平均全国财赋资源的需求,故而出现了商人。与通常将国家与市场相割裂的理解不同,中国古人显然将商人、商业、货币、市场都视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统治者和国家“支配”商人活动,而非“借助”商人力量。这种近似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认识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今人多认为宋朝商业发达,强调商人的巨大作用,甚至将宋代视为“民进国退”“市场经济繁荣”的时代,我想在宋人的视角下恐怕并非如此。
也有当代学者的看法与中国古人较为类似。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东边的邻居——日本。日本学界可能是海外学界中对于宋史研究最有传统、最有成就的。其中最有名气,或许也是最“出圈”的学者要数“京都学派”的代表、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等人不仅留下了耀眼的学术成就,还为京都大学扎下了宋史研究的根脉。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同出身于京都大学的渡边信一郎、足立启二、大泽正昭、宫泽知之等人组成中国史研究会,在学界刮起了一股财政史研究的新风暴。众人秉持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财政活动是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统合的关键。具体到宋代,宋代经济之所以呈现被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状态,国家财政的驱动是掩藏于纷乱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比如国家需要购买某种大宗商品,商人在此类财政需求的驱动下运输该商品至指定地点卖给官府。他们的沿途贸易和收到官府货款后购买回货贩卖的行为亦带动贸易路线周边地带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财政的驱动下,各种经济活动如涟漪一般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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