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法,是宋徽宗和蔡京花大力气变革的领域。被改革的对象包括铜、铁钱,也包括交子。
我们今天在货币流通领域勠力改革,目的是消除不利于经济运作、货币流通的因素,能让货币更优质、更精准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当前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回事。前者大体指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后者则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总称。财政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财政部,方式则有增减税、增减财政预算、调整转移支付等;货币政策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中央银行,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
古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分界远远不如今日清晰,甚至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绝大多数古代君臣认为货币是财政的一部分(尽管当时没有现代的“货币”和“财政”概念,但大致可以用这两个概念指代相关的古代领域),他们的观点影响到当代学者的研究写作。比如众多中国古代财政史著作会辟出章节讨论货币,主要的角度是货币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职能、铸钱所用的原料与记述,以及货币发行量。古人和历史学家通常不认为货币发行量是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其视为国家财政运作的一部分。
赵佶和蔡京的认识也不例外,他们大变钱法的核心意图有二:一是充足国家财政收入;二是满足皇帝奢侈消费的需求。至于凸显货币减少经济中各种摩擦的作用,王安石考虑过一些,但赵佶和蔡京怕是对此不感兴趣。
蔡京的思路并不复杂,我认为他的核心办法是降低成本生产更多数量的货币。例如他主导了当五钱、当十钱的铸造,即一枚铜钱可以当作五枚、十枚普通铜钱使用。当五钱、当十钱的形制比普通铜钱大一些,用的铜料也多一些,但对比普通铜钱的用料达不到五倍、十倍。一枚当十钱所用的铜料大约相当于铸造三枚普通铜钱的材料。如我在本书“引子”中说到的,铸造大钱这一行为本身不是绝对没有道理,但很容易产生两大恶果:一是向天下人宣告朝廷缺钱;二是引起蜂拥而上的盗铸狂潮。所以当十钱很快就只能按照铜材的价值——三枚普通铜钱在市面上使用了。总之,铸造大钱的获利不算太丰富,还容易引起社会、经济混乱。蔡京在铸大钱上倒是坚持不懈,但屡败屡战,一直没能完美取得他想实现的效果。
图4-3 当十崇宁重宝钱
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徽宗和蔡京对待纸币的思路与对待铜钱一致,做法也很简单:增加发行数量、扩大发行范围。双管齐下,给了交子又一次站在风口等待起飞的机会。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的一份上奏拉开了北宋末年交子变革的序幕。他认为,民众已经信任四川交子进入陕西流通。现在希望能印造三百万贯交子,下令交子、现钱、盐钞三者可以在陕西同时流通,拨成都常平司钱一百万贯充当本钱。 皇帝同意了这份上奏。
此次上奏不同于熙宁年间相关决策的方面主要有二。
第一,数额大幅增加。熙宁年间,朝廷几次在陕西印造交子,或引四川交子进入陕西,每次数额不过几十万贯。而蔡京的上奏一下子将交子数拉升至三百万贯,这一数量对于王安石和宋神宗来说恐怕是天文数字。要知道他们二人已是同时代最为“大胆”的决策者,四川交子最初的发行量也不过是一界一百二十五万余贯。
第二,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下降。在熙宁年间,许多人提出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应该为1∶1,即需要准备100%的本钱。这是因为交子在陕西更多地起到汇兑票据作用,商人从官府得到交子之后终归会前往指定地点,要求有关部门再将交子兑现。各地本钱不足在当时引起了兑现问题,造成交子币值下降。蔡京则将本钱与交子发行量的比例降低至1∶3,与官营四川交子起始的比例差不多。这个决定看起来更为务实,也减少了货币资源浪费,或许暗示宰相打算将陕西交子打造为真正的流通货币。这里有必要说明蔡京的年龄,他出生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在王安石变法之初的熙宁三年进入仕途,几乎全程见证并参与到熙宁、元丰时代的变法大潮流之中。崇宁元年时,蔡京已经五十五岁,是一位步入中老年的成熟官僚。因此,我们虽然常说蔡京野心勃勃,甚至定性他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可他设计、出台的政策未必是儿戏,背后总是暗藏着某些特定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达成目的,他愿意让他人付出的代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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