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交子最终还是失败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随着时光流逝,十六户富民的生意不如以往,渐渐地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交子运营。过去和今日,交子铺里同样人声鼎沸,不同的是过去人们争抢着用铁钱换交子,现如今人们惊恐地把交子换回铁钱。挤兑,大概是这些承诺兑现的金融机构在大限将至之时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坎。
1.
废除交子
金融机构动荡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人的“钱袋子”没了总得讨个说法。发行者财力不再,或许还可闭门不出;存款者追讨无门,只能换个要说法的对象。在私营交子发行之前,十六户富民和成都地方官府达成过协议。原本官府要交子发行者承担一些地方社会义务作为交换,从而允许他们做一场金融冒险。虽然交子完全由十六户富民运营,可在许多人看来地方官府无疑做了背书,不找你还找谁呢?
地方官府既觉得诧异又不堪其扰,明明是富民的问题,为什么要怪到我们头上?特别是允许发行交子的决策是前任做出的,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时任谏议大夫、益州知州寇瑊出手了。他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讲述了自己如何平定这场私营交子乱局。《宋朝事实》收录了这份报告的关键内容:
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正如我在上一章说的,“宋代商人留名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谈发明的时候不谈交子发明者的名字,谈四川民众交易更为便利的时候不谈交子发明者的名字,而谈交子出问题的时候则立即报上其大名。总之,寇瑊的上奏终于让我们知晓了组织发行交子的十六户富民中的一个名字——王昌懿。 按一般的逻辑想,王昌懿要么是领头者,要么是欠钱最多的人。无论属于那种情况,王昌懿都是最应该对私营交子困局负责的人。
寇瑊整顿私营交子的方式十分简单粗暴,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废除交子。他刚到任,就下令让各家交子铺“关门大吉”,封存印信,不得再发行新的交子。成都府属其他县内的交子户也得关门。此外他还提出建议,请求皇帝批准,今后至少在他管辖的益州境内,不允许民间再设置交子铺经营交子。
寇瑊的做法有其道理,既然出现了问题,那么只要釜底抽薪般解决问题的源头就行了。站在肯定私营交子历史价值的立场,我们也许觉得寇瑊的做法简直是“一刀切”,甚至给他安上一个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帽子。这显然是后见之明。虽然我也觉得寇瑊的做法有可议之处,但他从首都开封赴益州上任之前好歹担任三司度支副使,是地地道道的中央财政部门要员,做出封杀私营交子的决定一定有其道理,不可能是瞎搞。而且皇帝任用寇瑊管理成都的一大理由是,前任赵稹“不晓民情、好自尊大、与众不协” ,那么寇瑊的处事方式与性格十有八九与这三个词相反——体察民情、不矜不伐、和衷共济,他应该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也许这位新任益州知州不是没有思考过更为柔和的办法,只是初来乍到的他发现局面过于混乱,种种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并本能地抗拒着他这位外来的陌生人。快刀斩乱麻或许反而最为可行。
可不管寇瑊究竟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封杀私营交子都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私营交子的出现有很深厚的现实需求和客观条件作为基础。今天私营交子被封杀,明天就可能会出现私营会子、私营关子、私营木牌等种种代钱票据。在发现更好的办法之前,四川人肯定还会使用与交子差不多的票据来解决大额、长途贸易的货币问题。
第二,追讨欠款。不用思考,仅凭直觉和常识就知道这肯定不容易。寇瑊自己的说法很简单,只说“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虽然“直至”“方”等词语隐晦地表达了用时很长、进展不顺的含义,但他毕竟没有留下确切的时间信息。据其他史书记载,寇瑊被任命为益州知州的时间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戊午; 而他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己丑被贬官,调任邓州知州。 寇瑊说他到任就开始劝诱交子户,王昌懿等人直到“今年春”才将将还上钱。寇瑊说的“今年”应该就是天圣元年,我将在下文说明推测的理由。因此,寇瑊追讨欠款大致用了两年有余,几乎贯穿他担任益州知州的始终。如果有成功收到欠款的交子持有者送上一面“讨债知州”的锦旗,寇瑊大概会笑呵呵地收下,并认为这个称呼概括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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