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学者们提起交子时常常会带上它的诞生地,称为四川交子。理由倒也很简单,宋代的每种纸币都带有地域性。北宋倒还好,交子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纸币发行。北宋晚期宋徽宗和蔡京设计出来的一系列新纸币都是四川交子的衍生品,且流通时间十分短暂。南宋的情况相对复杂,荆湖地区流通湖北会子,淮南地区流通淮南交子;而朝廷收支使用的东南会子,其实主要流通于东南地区,没有真正地同时在全国通用。从另一个角度看,除了坚持使用铜钱的“死硬地区”两广,四川交子(南宋改称钱引)、湖北会子、淮南交子、东南会子又几乎覆盖了其余南宋国土。说南宋是一个纸币国家,丝毫不过分。
而一切的开始,都要追溯至北宋时的四川。
1.
地利开发
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天府之国”在古代不只是四川的代称。北京周边、关中平原、并州等山西中部地区和其他一些经济发达、适宜人口发展的地区都曾被赋予这一美称。在诸多天府之国中,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四川则是资历较老,同时持续时间最长的。这可能是四川在今天独占天府之国称号的原因。
在宋代,四川是一个刚刚形成的概念。宋朝之前的人更多地用蜀地来称呼这块地方。乾德三年(965年),宋军消灭后蜀政权,得到益州等四十六个州府级行政单位,随即设置西川路。开宝六年(973年),峡路从西川路划分出来,川峡地区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太宗又分西川为东、西两路。此后行政区划多有变动,直至至道三年(997年)末变回西川路、峡路。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川、峡二路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共四路。自此至宋末,川峡地区的路级辖区几乎没有变动。 川峡地区的路级行政区划被一分为四,时人将它们合称为“川峡四路”或“四川路”“四川”,四川之名由此开始作为行政区划的代称。
四川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自然是地理条件最为优越的成都平原。汉中盆地与遂宁河谷等地亦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土地肥沃、气候比较温和、降水量充沛等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给予了四川农耕文明先天的优势。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论证成都平原等地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处于同时代较高的层次 :第一,土地开发利用率较高。政局平稳、人口增殖使得土地渐渐显得不够用了。一方面,人们需要积极开垦田地以种植作物;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土地价格逐渐变得高昂。第二,耕作技术和水平较高。虽然较农耕最发达的江浙地区略显逊色,但从整个宋朝疆域来看,四川的农耕水平还是相当高的。第三,稻麦二作制在优越自然条件的支持下普遍推广,使得土地利用率、粮食产量都大大提高。《宋史·地理志》称“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 。这种优越的产出条件,恐怕令许多地方的农民很是羡慕。第四,经济作物多有种植。茶叶、蚕桑、果木等均是四川闻名全宋的特产。第五,手工业快速发展,盐业、纺织、印刷等都是四川具有优势的行业。
优越的经济条件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其实四川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的起点很高,原因是此地在动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没有受到战争影响,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进入宋朝,四川人口进一步增加,在宋初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有一百二十余万户,稳居全宋第一。不过,宋初四川发生了多次兵变与民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与人口的发展。北宋官方“扼杀”了上述不利因素后,四川人口在宋真宗统治时期进入了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时期。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四川户口有二百一十二万,崇宁元年(1102年)则达到二百二十四万,均位居全国第二。此时人口增速放缓,人多地少应当是主要原因。一些大臣洞察了四川的人地矛盾,曾向皇帝建议将四川人地矛盾特别紧张地区的人口迁移至外地。 南宋时,四川人口进一步增长,除了本地人口增加,外来移民迁入也使得四川人口更为稠密。从史料记载和研究者的分析来看,宋代四川的人口数几乎达到了土地承载量的极限。在土豆、玉米等美洲作物被引入之前,四川人口数量增长的潜力几乎在宋朝耗尽。换一个角度讲,恰恰是四川能够产出这么多的农产品,才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过,四川人口的发展势头在宋元之际蒙古军队入川后被打断,人口重新获得了滋生空间。
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物产丰富,滋生了更为频繁的商业贸易需求。有学者曾经分析了北宋全国各地的商税数据,指出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四川地区的商税占全国总额的28.6%左右;熙宁十年后,因茶法改革,四川商税有所下降,但仍然占全国的14.8%左右。 市面上主要的交易需求和流通的物资,除了粮食等生存资料,便是四川具有生产优势的经济作物与手工业产品。其中茶叶、食盐、酒是最大宗的商品,四川资金最雄厚的商人大多从事这些物品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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