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北宋以降的后续中国古代史,南宋人很可能是对北宋交子研究最细致的人群,尽管在今人看来他们的认识与结论未必成立。为什么南宋人如此关注北宋交子?原因恐怕有二。
第一,南宋铜钱铸造量较北宋大幅下跌,以发行货币取得的财政收入锐减。据学者估计,整个北宋铸造了二亿六千万至三亿贯铜钱,年均超过一百五十万贯,宋神宗元丰年间曾达到过一年铸造五百零六万贯这一令人瞠目结舌的峰值。 而南宋的岁额(中央要求全国各个铜钱铸造机构每年铸造的总数)多在十余万贯而已,实际铸造量经常不足额。 关于南宋铸钱量为何“跳水”的说法很多,宋人一般认为铸钱入不敷出,即铜钱铸造机构的生产成本大于收益是主要原因。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则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总之,新铸铜钱的缺失,使南宋人很自然地将目光集中于纸币上。
第二,许多南宋官员、学者对于当时实行的纸币制度不满意。南宋朝廷按区域发行了四种主要纸币,分别是四川钱引、东南会子、湖北会子和淮南交子。这四种纸币中,东南会子流通的路分最多,特别是它被南宋中央政府财政收支所用,因此地位最隆,对国家财政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也是被南宋人集中批评的对象。
理性地批评需要有的放矢。这些不同的声音通常由地方官员发出,通过奏疏等形式上报至皇帝和决策机构手中,因此更需要圆融论证自己的观点来说服最高决策层。批评者意识到,仅仅报告自己观察到的问题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南宋疆域那么大,各地情况那么复杂,更换政策的成本那么高,如果只是在某地发生不动摇国家根本的问题,最高决策层恐怕很难采用自己的意见。因此,宋代人建言献策通常会增加两项颇为有力的武器。一是引用并阐释儒家经典。古人做出的政治决策,大多需要符合儒家经典的要义。经学在古代不仅有纯学术的一面,还有关乎国家政治根本、用于设计国家政策路线的另一面。问题是,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是多样的,更何况原有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也符合经典文献中的某些道理。因此,单纯讲儒家经典还不足以施加足够的压力。二是大谈“祖宗之法”,即点明当朝皇帝的祖宗们制定的是什么制度、运用的是什么政策。宋朝人高度尊重“祖宗之法”,几乎无人公开宣称祖宗做得不对。强如王安石,也只是说祖宗们也一直在修改制度和政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若要批评现时的纸币制度,引用宋仁宗天圣时期的交子制度这一“祖宗之法”,则是最完美的选择。
诚如王安石所言,宋朝的祖宗们也一直在变法。不过宋仁宗时期有其特殊之处:那是一段被宋人看作黄金年代的岁月。宋仁宗赵祯被士大夫们当成皇帝的标杆,后代的皇帝与文人对他的评价也大多不错。在他的治下人才辈出,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家欧阳修、范仲淹、包拯、文彦博、韩琦、富弼,文学家曾巩、晏殊、柳永、“三苏”,思想家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一大批宋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顶尖人才活跃在宋仁宗统治时期。总体来说,当时文治昌隆、气氛宽松,国家的政治、经济都相对安稳,难怪被后人怀念和推崇。
恰好官营交子诞生于宋仁宗天圣元年,与之相关的制度属于“祖宗之法”中足可法的那一类。南宋的批评家们奉交子的天圣制度为圭臬,以其为标准撰文抨击当时东南会子制度的漏洞。
当时的东南会子存在什么问题呢?其实还是老毛病。一是无本钱、不兑现。宋廷甚至在绝大部分时段不为东南会子准备本钱,不组织、不承诺兑现,最多只是通过秤提活动调节币值。二是纸币发行量过大,币值达不到面值。
那么北宋交子就没有这些问题吗?根据我在前面的梳理可知,当然有。自收归官营之后,交子便具有了十分浓厚的财政性质,深度参与西北军需采购。官营交子本来只有“新旧相因”的三十余万贯本钱,再加上官府超额发行的运营政策,交子实际不能完全兑现。更何况,交子也屡次因多发而贬值。
但在南宋批评家的心目中,四川交子就是完美无缺的,是足以供所有其他纸币效仿的“理想模型”。真正纯粹的历史考证者极少,大部分批评家的目的还在于建言献策。如果作为圭臬的对象本身问题重重,甚至和批评对象的境遇类似,又如何用以说明问题呢?因此,交子的“天圣旧制”便在批评者带有“滤镜”的打磨之下,比实际情况更加光彩照人。当然,这反过来也说明北宋交子在南宋人心目中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南宋人对北宋交子的最高评价是毫无弊病。更有甚者,认为交子直到南宋都毫无弊病。绍兴六年(1136年),朝廷试图按四川法在东南地区发行交子,但据说没有准备本钱。许多臣僚纷纷上书反对朝廷不蓄本钱的做法,其中一位上书者说:“四川交子行之几二百年,公私两利,不闻有异议者,岂非官有桩垛之钱,执交子而来者,欲钱得钱,无可疑者欤?” 实际上至绍兴六年,四川交子发行不过略超百年,此人称流通“几二百年”,着实夸张;而且北宋交子很难实现“欲钱得钱,无可疑者”,持有者无法兑现的状况比比皆是。南宋初,钱引更是因宋金战事而增发数千万贯;与此相对,铁钱则大幅减产,根本不可能逐一兑现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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