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受中国古人认为货币由统治者制定,并视之为财政工具的理论,那么交子的出现表示宋代经济水平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达到信用经济层次的说法恐怕就值得怀疑了。这当然不是说宋人发明交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交子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说我们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交子的真正价值。比如宋人为什么选用纸张作为货币的材质,交子为什么能在四川流通,并被朝廷看重而升级成为国家财政工具?单纯强调宋代经济很发达,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不但没有消解交子的重要意义,还力图将相关思考拉升至新的高度。
1.
货币名目论
将货币视为促进国家财政资源流通的工具后,货币的形制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再重要。他们只需要一个可作为核算工具的价值尺度,这个尺度甚至可以是虚拟的、观念上的,金银、粮食、铜钱、纸币、布帛等各种材质的货币没有太大的区别。无非是各种材质的货币在作为支付和结算的工具时,才有轻重、单位价值高低、是否便于分割等差异。许多人认为纸币比铜钱更先进,但在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观念里,纸币和铜钱没有什么差别。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 宋代纸币多采用楮树的树皮作为原材料,纸币因而也被人称为楮币。反正都是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真差不了多少!皇帝们大多也持相似的看法:先秦诸子告诉我们,货币是由上古圣王制造和选择的,那还不是我想让钱值多少钱,我想让什么成为货币都不在话下吗?
用现代的话语讲,辛弃疾和皇帝们都是货币名目论的拥趸。他们认为货币只是国家或他本人规定的符号,材质并不是影响货币币值的决定性因素。受此影响,许多朝代的皇帝试图发行面额超过币材价值的虚值货币,交子当属其中的主要代表。
中国古代货币史有两条十分明显却相互矛盾的线索。
首先,铜钱的含铜量相当稳定,甚至不同朝代之间变化都不大。早期铜钱讲究重如其文,五铢、三铢、半两等既是重量单位,又是货币单位。无独有偶,镑、里拉、马克等外国货币单位也与重量单位渊源很深。唐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彻底改变了重如其文的原则,以“开元通宝”钱取而代之。此后,铜钱几乎不再带有重量单位,带有年号的通宝钱逐渐成为主流。影视剧中常见的熙宁通宝(宋代)、万历通宝(明代)、乾隆通宝(清代)等都属于年号钱。年号钱的一大特色是,开元通宝之后的绝大多数年号钱都采用极为近似的配方,含铜量十分接近,而且币值基本上也在铸币所用铜材的价格上下轻微浮动。正因如此,铜钱被视作实值货币。历代铜钱大多可以跨朝代流通,比如宋人可能使用唐代的开元通宝做交易,明朝人认为本朝货币铸造质量不佳从而追捧宋钱,元朝流出海外的铜钱几乎都是宋钱。放眼整个世界,类似的现象并不多见。
图0-1 开元通宝钱
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其次,作为实值货币的铜钱似乎难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许多朝代甚至屡次尝试发行虚值货币,实践货币名目论的做法屡见不鲜。看似稳定的铜钱发行和流通,一定存在着自身无法消解的“痛点”,虚值货币每时每刻都在撩拨君主的欲望。
2.
代表性的虚值货币
要成功发行虚值货币就要给予它充足的信用。这倒不是说虚值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因为信用货币在货币金融学中是一个专属名词,含有信用的货币不一定算得上信用货币。我们不妨换一个说法,人们必须基于信任(信用关系)才能正常使用虚值货币。由国家发行的虚值货币,依赖何种信任或信用关系?答案自不必说,是国家通过某种形式的信用关系,使货币使用者足以对虚值货币的流通性、币值的稳定性等基本素质产生足够的信任。当然,不能排除虚值货币发行后,民间自律地形成某些货币信用与流通机制,从而在国家政策之外保障虚值货币顺利流通,但最初推动这种货币流通的力有且仅有国家提供。
理论家们整理出一些国家保障虚值货币流通的直接手段,比如强权、法律、足够的准备金、彰显权威的徽记铭文;还有一些间接的要素,比如强盛的国力、强大的政府、良好的国家财政状况、言而有信的政令。中国历代王朝的虚值货币都是交子的“前辈”,可以说,作为虚值货币的交子拥有漫长的历史渊源。
(1)称量还是计数:西汉早期的铜钱
西汉王朝前期,国家只允许具有相同钱文的铜钱流通,并以此为基础维持通过计算铜钱数量衡量商品价值的交换体制。虽然汉廷颁布了所谓的铢钱标准,但由于朝廷罕见地向民间开放铸钱的权利,民间铸造者或受利益驱动,或受技术所限,铸得铜钱的质量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市面上因而流通着看似钱文相同、形制近似,而币材质量、重量、工艺水准不尽相同的铜钱。夸张者,名为半两,实则重不到一铢。如山东章丘曾出土一块用于铸钱的石范。据考古工作者测量,使用这块石范铸造的铜钱直径仅为0.6厘米,一次可铸钱324枚。这些钱如同榆荚一般,仿佛不经意间就会被风吹走,难怪当时的人把这种又轻又小的铜钱称为“荚钱”。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