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视角下,铜钱只是计数的名目货币,因此通过政令维持名义币值稳定即可;可是民众在实际交易中却大受铜钱质量不一的困扰,他们不承认国家的意志,转而根据铜钱的轻重确定币值,实际上把铜钱作为铜料来称量使用。
用最朴素的思想就能理解西汉民众的顾虑:明明含铜量不一样的两枚钱,怎么就会币值相同呢?我收下轻钱,会不会亏损?我支出轻钱,别人是否愿意接收?《汉书》记载了当时民众按称量方式用钱的结果,“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 。各个郡县流通的钱大都不同,如果买家使用轻钱,则需要多支付铜钱;如果买家使用重钱,则卖家需要降价或多给商品。朝廷按货币名目论颁布的技术标准在民间不能很好地执行,纵使官吏如何“急于星火”地催促呵斥,也没有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在官方与民间两种用钱方式的角力下,钱法进一步走向混乱的深渊。
《汉书》的记载得到了考古成果的支持。1975年上半年,湖北省江陵县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西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的天平衡杆,其上刻有“正为市阳户人婴家称钱衡”等铭文。 此时的民众开展日常交易,怕是在钱货两清之前少不了用称钱衡称量铜钱重量的环节。
胳膊拗不过大腿,将铜钱名目化的计数方式破产后,西汉朝廷不得不向民意妥协,采用重如其文的方式使铜钱的面额等于其重量。汉武帝即位之后举行了若干次货币改革,目的便是稳定钱法,将计数和称量的用钱方式合二为一。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将各郡国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铸造五铢钱。至此,统一的全国币制终于建立起来,而官府放任民间铸造虚值货币的做法最终宣告落幕。
(2)异想天开:汉武帝的皮币与白金币
汉武帝是一位有大抱负、大才能的君主,在位期间击败了北方强敌匈奴,扩大了西汉的疆域版图。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首先打的是后勤。组织对匈奴长期而大型的作战,耗费了西汉王朝大量财力物力,国家财政支出达到了惊人的数额。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武帝与公卿商议铸造虚值货币以求破局。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听从张汤的建议,推出了材质新颖的虚值货币皮币和白金币。皮币采用禁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白金币以银锡合金制作而成。选择这些物品作为币材的主要原因是禁苑多白鹿,少府多银锡,正好加以利用。皮币一尺见方,周边用紫色条纹做装饰,每张值40万钱。虽说白鹿皮确实是稀罕物,可值40万钱实在是大大地注水。当时的大司农颜异立即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王侯朝贺用的苍璧才值钱数千,而一张小小的鹿皮竟然价值40万钱,岂不是本末倒置?汉武帝对颜异的说法很不满意,自此心生嫌隙。而皮币的始作俑者张汤与颜异不和,在此事后竟设局以“腹诽”的罪名处死了颜异。
根据上述历史记载,著名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和许多学者认为皮币的币材价值与面额差距过大,加上它的形制十分接近纸币,故称皮币为中国纸币的滥觞。 不过,专家们也指出皮币的用途远不及交子等真正的纸币,仅用于王侯朝觐、聘享等礼仪性活动,因此还算不上真正的货币。有学者认为,皮币的发行——回笼路径是:先按40万钱的价格出售给王侯,等他们觐见皇帝时,再以献礼的形式返还给皇帝。这样看来,若不是要用于礼仪性活动,汉武帝甚至都不必选用白鹿皮,打张白条也不是不行。皮币只是王公贵族在使用,而不涉及平民百姓。就算宗室家的奴仆持皮币到民间市场购物,宣称一张皮币值40万钱,又会有几个人听他说话呢?
白金币的来头比皮币更大,有司宣称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凑齐了天、地、人三要素。白金币因此要分为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形,以龙作为纹饰,名曰“白选”,值钱三千;第二等轻一些,方形,以马作为纹饰,值钱五百;第三等再轻一些,椭圆形,以龟作为纹饰,值钱三百。 白金币的规格如此之高,恐怕汉武帝本人是真心地想要把它视为等级高于铜钱的货币长久地流通下去。可事与愿违,白金币虚高的币值应该不小,从而引发了民间的盗铸狂潮。另一方面,即便是货真价实的白金币在民间也不怎么受待见,老百姓根本不把它看作高等级的新货币。朝廷下令让民间禁止盗铸,同时好好地流通白金币,结果当然是无功而返。汉武帝花费心思设计的白金币最终仅流通了一年多就废止了。
(3)基本操作:历代铸行的大铜钱
创造新的虚值货币终究是麻烦的。选择什么材质,做成什么样子,设置多大面额,在何种范围内流通……都是让统治者和决策集团头疼的问题。
制作虚值货币最简单的办法恐怕还是提高铜钱的面额。制作工艺几乎无须改动,顶多稍稍增加一些原料,增大一点尺寸,变更几个铭文就可以凭空增加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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