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盐、酒并不是商人能够随意自由贸易的物品,背后都有官府的身影。这三种物品为宋代专卖品,由官府垄断经营。宋人的脑筋比较活络,官府垄断,不一定意味着从生产、批发、运输到零售的环节全部由官府自己完成,官府可能只是控制其中的几个关键环节,剩下的交给商人经营。商人的义务便是按规定的方式上缴利润或支付价金。比方说,商人要经营茶叶或食盐,就需要事先从有关部门购买茶盐钞引等许可性票据;商人要从事酒类生意,则可能通过竞标的形式承包,许诺每年上交官府的金额。此外,官府每年还要通过和籴等形式从市场上大量采购粮食,以满足上供、军队开支用度等多方面的财政需求。
在宋代,发达的大宗商品贸易几乎都受到财政需求与官府制度的巨大影响。用现在的表达方式讲就是财政贸易行为对宋代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十分突出,官府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商业贸易如此,货币又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2.
造纸印刷
制作纸币有两大技术需求,其一是造纸,其二是印刷。而造纸和印刷恰好是宋代四川的代表性产业,在大宋境内可谓有口皆碑。
先来看造纸术。
四川造纸的历史十分悠久,有十分优厚的自然条件和产业传统。我国古代的纸张原料可以大体分为草本植物的韧皮纤维和木本植物的树皮纤维两类。从汉至唐,草本植物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其中最常见的是麻。四川的气候适宜麻类植物生长,产出的麻质量优、数量大,深受各地官民的青睐。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写诗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将蜀地的麻与江淮的盐视为贯穿长江上下游贸易的主要商品。唐人尤爱用四川麻纸抄写,官方抄书、撰写公文指定用四川麻纸的情况屡见不鲜。如开元年间集贤殿书院分为甲(经)、乙(史)、丙(子)、丁(集)四部抄写宫廷藏书,总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全部书写在益州麻纸上。
四川的能工巧匠没有就此故步自封。他们穷尽心思改进造纸技术,以求获得更好的书写与印刷效果。唐宋之际,以木本植物作为原料的皮纸制作技术在今四川、安徽等地逐渐成熟,其洁白且坚韧,特别适用于印刷。其中楮树的树皮是十分常见的主料,以其为原料生产的纸张被称为楮纸,而四川恰好盛产楮树。古代著名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写道:“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 据元朝费著的《笺纸谱》记载,四川广都等地出产多种质量优良的楮纸:“广都纸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荣,三曰冉村,四曰竹丝,皆以楮皮为之。其视浣花笺纸最清洁,凡公私簿书、契劵、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广幅无粉者谓之假山南,狭幅有粉者谓之假荣,造于冉村曰清水,造于龙溪乡曰竹纸。蜀中经史子籍皆以此纸传印。”
质量优良之外,出品数量稳定、价格相对低廉也是宋代四川楮纸的优势。最终,交子等纸币、茶盐钞引等专卖票据选用四川楮纸印造的情况颇为常见。在全国各种公用纸张中,唯独蜀纸的质量最为人称道。如南宋临安朝廷发行的纸币东南会子并不流通于四川,却仍然舍近求远使用四川楮纸制造。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南宋朝廷宣布发行东南会子。制作东南会子的纸张最初使用另一大造纸产地徽州的纸张,但宋廷最终还是改用成都纸。 一位名叫洪咨夔的临安府籍士大夫在替皇帝撰写他人的晋升文书时,用代表皇帝的口吻夸奖说:纸币流通于东南,楮纸却取自蜀地。四川楮纸做工精致、质地细密,仿制者很难以假乱真。 直到南宋中后期,一来从成都制造再运送纸张到临安的成本过于高昂,二来朝廷需要印造数量甚巨的纸币以应对财政危机,从四川运来的纸张不太够用且速度太慢,宋廷才改为在行都临安生产纸币用纸。
无论徽州纸还是临安纸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东南会子改用其他地方生产的纸张后,许多人还是对成都纸念念不忘。甚至连徽州歙县籍士大夫方回都不得不承认:“自四川破,十八界会子及关子用徽州纸,易破烂。聚于行部〔都〕,每贯民间有贴会钱,官司受纳必欲好新楮。” 这段话的意思是,自从四川被蒙古军队攻破后,十八界东南会子和关子改用徽州纸制作,容易破烂。临安城使用会子的“潜规则”有两种:使用者在民间交易中使用纸币,必须多出些“贴会钱”当作折旧;官府则只收取新而完好的会子。由于实践证明徽州纸和临安纸用于制作纸币时的确不如成都纸,咸淳七年(1271年),朝廷又重新命令四川制造纸币用纸,每年分四次上供两千万张。 事实上成都楮纸就是当时最好的造币用纸。
如果不是从成本、距离、速度等方面考虑,宋廷恐怕会坚持用四川楮皮纸制作纸币的方针不动摇吧?幸运的是,四川本地制造、本地流通的交子几乎不存在运输方面的问题。
再来看印刷术。
雕版印刷术在唐五代时期出现并逐渐成为传播知识的重要途径。成都等地很早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活动,许多民间书商依靠印刷佛经和日历获利。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