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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不匹配的货币

除了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财政政策,还有一个造成四川经济相对独立的核心原因——货币。

在北宋王朝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金属铸币是最主要的货币。与西欧不同,宋朝几乎没有发行可用于日常流通的金币和银币,铜钱与铁钱可以说是当时人脑海中仅存的两种铸币形式。不过,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并不一致,北宋统治者人为地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块货币流通区域。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铜钱,少数地区同时流通铜钱与铁钱,而只有四川是纯粹的铁钱区。比四川的地理条件更闭塞的是,宋廷规定四川铁钱不得外流,外地铜钱也不得在四川流通。

货币不同,导致四川与外地的交易多只能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或者使用官定或民间流行的特定票据来完成。当然了,我们前面说四川本身是一个足以实现“内循环”的庞大经济体,对外货币交易不方便也许并不算是伤筋动骨的问题。如果某些交易活动由官府自己提出和交易,或在官府的控制和指导下完成,商人们通常还不太需要担心货币问题。铁钱真正的问题是,不适应四川商业流通的需求。

1.

为什么流通铁钱

成立于934年的后蜀政权的确曾经铸造铁钱并流通。不过后蜀政权主要使用大蜀通宝、广政通宝等铜钱,铁钱只是临时之举。据宋人记载,后蜀政权铸造的铁钱颇为精致,几乎能与铜钱混杂而难以分辨。虽然当局和市面上将铜钱与铁钱的比价定为1∶2.5,但因为二者实在难以辨认,铜钱、铁钱在实际流通中往往混杂且等价使用。 即便在后蜀政权被宋朝消灭后,铜、铁钱的差价也没有很快被拉大。乾德四年(966年),宋朝官员报告称四川铁钱一千一百相当于铜钱千文,可见二者的差价微乎其微,在小额交易中或许仍然能够等价流通。

不过,铁钱继续流通并成为四川地区唯一合法的铸币,并不是后蜀经济传统自然延续的结果,而是宋廷施以超经济强制力造成的。

蜀地纳入北宋版图后,宋廷指令四川铁钱可以继续流通。但对于铜钱,则不惜成本运输至开封。理由也很简单,四川的政局在五代时期比较稳定,受到战乱破坏不大。宋廷便希望把四川的财富运往开封,补充中央的财政收入。在今人看来,这种做法是对四川地区财富的掠夺,因为宋廷对于其他新统治区域的做法是大量发行新铸优质铜钱,将原政权发行的铁钱或劣质铜钱挤出流通领域。宋廷在其他地方“贴钱”办事,在四川却大肆“收钱”。当时的四川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货币制度突然发生重大变故给自己生活造成的混乱。

宋廷的大致做法如下:增铸铁钱兑换民众的铜钱再上供;增铸铁钱,购买金银再上供;索取铜器,铸造成铜钱后再上供;禁止外界铜钱流入四川。很快,四川本地的铜钱几乎流失殆尽,铁钱成为市面上唯一的铸币。因数量比严重失衡,铜、铁钱之间的比价和后蜀时期的1∶1相比,可谓有天渊之别。最开始铜、铁钱比价下降至1∶5, 尔后情势急转直下,竟固定为1∶10。

从现代货币学的角度看,铜、铁钱比价如果能稳定在1∶10,其实不会形成特别糟糕的流通困境。 稳定,是货币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因素;稳定,才能够让人放心地用货币代表自己的财富;稳定,才使得买方与卖方、债权人与债务人公平交易。比方说南宋晚期,十七、十八界东南会子同时流通,二者的比价是5∶1。可是,相对值钱的十八界东南会子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贬值,面额一贯者实际才值铜钱约二百五十文,十七界会子一贯才值铜钱约五十文。看起来二者分别贬值75%和95%,而由宋入元的方回却感叹道:“庚子至甲子,岁越二十五,民颇安之。” 足见稳定的币值在民众心中的地位。因此,限制铜钱在蜀地流通这一政策可能没有太大的缺陷,问题恰恰出在货币流通领域的变化太大、太快,严重影响了币值和物价的稳定。除了少数本就以风险为家的投机者,绝大多数货币持有者和货币需求者在突如其来的改革浪潮中显得无所适从。

2.

朝令夕改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其实这才是开始。

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解除了四川的铜钱禁令,宣布当地民众可以混合使用铜、铁钱,只是不能将铜钱带出省境,违者将受到严刑处罚。同时,民众缴纳两税和其他赋税时,需要遵循一分铜钱、九分铁钱的比例。

如果从理性出发制定政策,既然在铜钱稀缺的四川要求民众缴纳铜钱,那么铜钱铸造业应当恢复。同时,市面上必须存在相当数量的铜钱,若民众已经普遍持有铜钱则是最好的情况。如此,新政策才有推行的现实基础,决策者在拍板之前才有政策能够顺利落地的预期。

问题是,宋廷变更四川货币之前没有做好“理性”的准备。尽管从某些史料来看,宋廷也许有增加四川铸钱量的计划,却肯定未能实施。众人手中没有铜钱,只能急于抢购,因而引发了一系列市场骚动。外地商人闻风而动,纷纷来到四川贩运铜钱以赚取高额差价。铜、铁钱的差价在完全不对等的存量和需求下越拉越大,达到了1∶14。

负责此地财政等事务的官员聂咏、范祥等却不为所动,甚至可能觉得形势大好。 他们二人向宋太宗上书建议,称:民众乐于缴纳铜钱。因此可以每年让铜钱纳税的部分增加一分,十年之后便可全部收取铜钱。远在开封的宋太宗自然弄不明白四川的真实情况。看到二人的联名奏议,他大概面露喜色,觉得自己主导的四川重新流通铜钱的政策大获成功,于是欣然听从了聂咏和范祥的建议。

真相究竟如何?聂咏、范祥二人为何要向皇帝谎报真实情况?原来,他们和商人采取一样的玩法,利用铜、铁钱差价大肆牟利。二人将自己官俸中的铜钱拿到市场上高价卖出,税款中铜钱的比例越高,他们能够赚取的不义之财自然越多。到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赋税中铜钱的比例已增至三分。与某些官员稳坐钓鱼台、大发政策财不同,民间疾苦可谓深矣。市场交易变得萧条,民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从尽力劳作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变成动手动脚找铜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获取铜钱或铜料,有人破坏佛像,有人毁坏生活用品,有人盗掘古墓,但效果显然都不太好,而因此违法罚金服刑者却不少。

面对如此惨状,一些有良心的官员再也无法坐视不管。益州知州辛仲甫向皇帝上书痛陈聂咏、范祥等人的弊政。宋太宗一时无法判断不同来源信息的真伪,只好派遣特使到成都走访调查。得知特使即将抵达成都,辛仲甫召集成都各辖县的官员询问意见,结果众人大多首鼠两端,既不愿得罪聂咏、范祥,又不想得罪辛仲甫。辛仲甫很是生气,搬出家国大义怒斥一番。他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御前及第的天子门生,为什么不从长计议,反而为了某些官员的个人私利如此遮掩?此言一出,各县官员无不服从,纷纷告知特使现行政策的不便之处。

辛仲甫与各级官员的陈情被特使如实地记录下来,呈交给迫切希望了解实情的宋太宗。最终,皇帝下诏称剑南东西、峡路各州在收税时不要向民众收取铜钱,又将聂咏、范祥和其他几位向民众高价贩卖铜钱的官员下狱或免为庶人。

如此折腾一番,结果是恢复到全用铁钱的局面。宋太宗当初究竟为什么宣布四川混合使用铜、铁钱,史书中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理由。也许,皇帝本人相当熟悉四川彻底改用铁钱的来龙去脉,他的决策出发点是让四川民众恢复到过去那种富足幸福、安居乐业的状态,可结果却走向了反面。

3.

低微的币值

除了币制动荡不安,铁钱低微的币值也给四川经济活动造成诸多不便。宋初铸造的铁钱与后蜀铁钱形制类似,后人称其为“小铁钱”。几经折腾,小铁钱与铜钱的比价终于抵达惊人的10∶1,可谓币值极低。根据宋人记载,小铁钱十贯重六十五斤,即一贯重六斤半。与之相对比,宋廷在平定各政权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货币整顿,其中包括禁止各地的恶劣小钱流通。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规定铜钱每贯必须重达四斤半才能流通;统一江南后,又将铜钱重四斤半的标准推行至江南。至于宋朝自己新铸铜钱的重量,也大体在每贯四斤半左右。以宋朝最著名、产量最大的铸钱中心之一饶州(今江西鄱阳县)永平监为例,宋初时人称其用唐代开元钱料铸钱,铸造的铜钱经久耐用。永平监铸铜钱的配方是一年铸钱三十万贯,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 折合下来每贯重四斤半多。此处的铜、铅、锡指用料,实际铸造中会有所损耗,因此永平监所铸造的优质铜钱的重量,大约也是每贯四斤半。

曾经在后蜀时期使用铜钱,还与铜钱等价使用铁钱的四川人,在入宋后遭受的不便,由此可见一斑。和今人用钱相比,古人用钱肯定是一件体力活,而北宋初期的四川人用钱,则是一件重体力活。一贯小铁钱本就比一贯铜钱重两斤,其币值还只有铜钱的十分之一。因此,四川人实际需要手持小铁钱六十五斤,才抵得上四斤半铜钱的购买力。我觉得当时的四川人居家旅行恐怕必备小推车,否则真没法携带小铁钱出门。四川人的臂力可能高于北宋全国的平均水平,毕竟出门购物就相当于负重锻炼。如果时空可以穿梭,那些在严重通货膨胀时期用麻袋装着纸币购物的民众,要是见到宋初四川民众的交易实景,或许会在心里默默感慨自己的处境原来还不是那么艰难。

一些四川官员注意到了小铁钱的各种不便之处,纷纷想方设法谋求改变。可是再精明的发明家也难以创造超越时代的工具,铸造大钱这个传统做法屡屡见于北宋四川官员的奏议中。

淳化二年(991年),宗正少卿赵安易上书说自己曾经到过四川,感受到了当地货币流通中的问题。他向宋太宗报告小铁钱币值太低,四川民众市场交易很不便利,买一匹罗竟需要两万钱。他建议如刘备统治时期,在四川铸造当十铁钱。或许上次在四川恢复铜钱的打击依然存留在皇帝的脑海中,这次宋太宗没有着急做决定,而是先召集高级官僚集体讨论,看看大家怎么说。吏部尚书宋琪等人认为:刘备为什么要铸大钱?因为当时蜀国缺钱。现在四川铁钱币值都低成那样了,说明铁钱数量太多,赵安易竟然还要提议铸造大钱,该意见不是长久之计。

遭到恶评,此次上书的结果应该不好。可是赵安易对自己的看法异常坚持,他招募工匠精心铸造了百余枚大钱进呈,希望用最高级的质量博得皇帝的青睐。结果事倍功半,颇有些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意思。恰恰因为没有添加所谓的“杂质”,这批大铁钱样品的质地坚硬而生脆。赵安易在进呈时没能控制好太过激动的心情,双手一抖,把钱掉在了地上——全碎了。

场面一时十分尴尬。最后,皇帝亲自出招,化解了鸦雀无声的尴尬场景。他不仅没有怪罪,反而笑着嘉奖了赵安易的诚意,鼓励他大胆推行铸大钱政策,回四川放开手脚加油干。可是,赵安易的设计确实有不当之处,当初宋琪等人的意见其实不误。铸大钱政策推行后亏损严重,而且一年才铸得成品三千多贯。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得不终止。 看来,宋太宗心里可能早已洞察问题,只是不想由自己来做那个恶人。

赵安易作为提议铸造大铁钱的“前浪”,被舆论无情地拍死在沙滩上。可四川人使用货币的不便还是和之前一样糟糕。人们一方面抱怨赵安易制作的大铁钱难用,另一方面还是得肩扛腰缠同样难用的小铁钱。

时间来到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统治时期。赵恒作为皇帝,留下了几件让当时人和后人在茶余饭后闲聊的谈资。一是在寇准的坚持下御驾亲征,最后和辽朝签订澶渊之盟。这份盟约带来了宋、辽之间几十年的和平,但到底不是“扬我国威”的表现,人们总是批评盟约中的岁币是多么的耻辱。二是天书封禅。赵恒崇信道教,在皇帝位置上坐得越久,对道教的狂热便越甚。澶渊之盟签订后,皇帝紧绷的神经忽然松弛了下来,道教似乎成为无可替代的精神寄托。某日皇帝召集群臣,宣布神人会降下天书。结果宫人真的在某地发现了天书,于是群臣上书称贺并建议皇帝去泰山封禅。这当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天书,而是宋真宗与某些心腹大臣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戏剧。此后,宋辽问题靠边站,如何举行封禅典礼竟然成为庙堂之上的头等大事。

宋真宗上台初期其实十分勤政,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而也正是在宋真宗统治时,四川的货币领域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大铁钱正式发行,其二便是交子出现。

赵安易的设想在十余年后的景德二年(1005年)终于变成现实。嘉州、邛州等地的钱监开始铸造每贯用料30斤,成品重25.8斤的大铁钱。官方宣布大铁钱与小铁钱、铜钱的比价是1∶10∶1。前面和大家提过,小铁钱一贯的重量大约是6斤半,因此一枚大铁钱的用料差不多相当于四枚小铁钱,大铁钱属于虚值货币。

看起来景德大铁钱既能够让官府赚走虚值带来的铸币税,又可以方便普通民众的交易。可是,宋代史料告诉我们景德大铁钱还是太重了。十年后的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有官员报告称大铁钱太重,老百姓多熔化铁钱铸成器物。一贯可以得铁25斤,能卖钱两贯。也就是说,铁钱的币值赶不上铁的价格。这位官员建议放弃大铁钱,铸造以一当十的大铜钱。皇帝和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不置可否。此时,益州知州凌策上书,认为可以进一步减少大铁钱的用料来降低重量,一贯仍然值小铁钱十贯,但重量仅为12.1斤。这样便可以让人们携带更为方便,同时使熔钱铸器者无利可图。 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由此揭开了祥符大铁钱铸造和流通的序幕。此后,铜钱、祥符大铁钱的比价基本稳定在1∶2。这样看来,所谓的大铁钱,在最普通的铜钱面前也还是直不起腰来。

学者认为,此后宋史史料中见到的四川铁钱,特别是以两枚当铜钱一枚者,都是祥符以后铸造的大铁钱。 那么,小铁钱和景德大铁钱会去哪里呢?我认为,这两种铁钱将渐渐地从流通领域消失,人们没有理由继续持有更重、更足值,而币值却更低的货币。祥符大铁钱推出后,有人以其作为参照系讲述小铁钱究竟有多么笨重:

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这段古文清晰易懂,没有需要特别翻译或解释的地方。作者认为手持三五贯小铁钱(约19.5斤到32.5斤)很困难,体现出宋人和当代人对于重量感知的差异。如果让您带着三五贯小铁钱上街购物,或者打个折扣,两贯小铁钱,您愿意吗?

熔钱铸器是另一大可能发生的现象。既然景德大铁钱都被人熔化,用料更扎实的小铁钱自然难逃厄运。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小铁钱和景德大铁钱的出场率不断下降,直至几近于零。

同样用铁作为原料,人们拿着铁钱上街购物累死累活,而把铁钱“改造”成器物或者铁块之后,反而更加值钱,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想这恰恰说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金属货币也可以仅作为某种符号出现,其内在的金属价值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明明用料差不多,后蜀时期小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接近1∶1,而北宋小铁钱的币值仅为铜钱的十分之一;明明一枚景德大铁钱的用料大约相当于四枚小铁钱,前者的币值却能达到后者的十倍;明明祥符大铁钱的用料只有景德大铁钱的一半,而两者的比价可以达到1∶1,币值还是小铁钱的十倍。如果坚持用金属价值来讨论上述情况,很显然将会落入困境。由此可见,作为货币的铁钱与制作器物的铁性质完全不同,两者没有直接的联系。

另外做一个假设,如果朝廷宣布大铁钱与铜钱比价为1∶1,或者1∶2,又会发生什么呢?四川的货币流通领域恐怕将发生一场剧烈,甚至波及外地的混乱,朝廷的规定将变成一纸空文。外地商人拿着标价铜钱五百文的商品来到四川,准备按大铁钱一千文的价格出售。结果发现官府宣布铁钱与铜钱的比价为1∶2,这款商品只能卖得铁钱二百五十文。这位商人或许将采用以下选择:第一,不卖,及时止损;第二,偷偷加价出卖;第三,在离开四川前兑换货币时,坚决要求必须按官定将铁钱换回铜钱。否则他将在四川损失惨重,因为当存在跨区域的经济往来时,铁钱能不能比铜钱更值钱,不是朝廷或者四川一个地区说了算的。在官方命令之外,民间很可能会形成某种自律的货币流通机制。而当“大”铁钱的币值比“小”铜钱还要低时,铁钱的含铁量究竟有多少,有时不太重要。因为铁钱的币值实在是太低了,含铁量高一点或低一点,无伤大雅、无人在意。这恐怕是减重一半的祥符大铁钱能够与景德大铁钱保持币值一致的原因所在。

类似的现象同样在欧洲历史上发生过。本书“引子”提到的《小零钱 大问题》一书就生动地记述了欧洲历史上的小额货币是如何运作的。当时欧洲主流的金、银币币值过于高昂,无法满足民众日常交易的需求,官方机构也不太在意小额货币的制作情况,以及流通领域陷入小额货币不足的尴尬境地。于是,一些统治者允许铜等贱金属制作的小额货币(因这些金属容易氧化发黑,这些小额货币又被称为“黑钱”)在自己的某些统治区域内不限量流通,并规定它们与金、银币的比价。黑钱的币材价格极为低廉,官方规定的比价着实是大大“抬举”了这些贱金属货币。如此不合乎金属价值的比价当然容易造成反面影响,即人们手持大量制作粗糙的小额货币去购买真正值钱的财物和服务,导致金、银币退出流通,商人闭门谢客。欧洲人想到了这一点,于是规定:当交易额超过一定数量时不允许使用小额货币,只能用金、银币交易。此举收获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当小额货币在限定的空间范围和交易额内流通时,币材价值不属于决定小额货币能否顺利流通的因素。

由此,我们解决了大铁钱为何能够顺利流通的问题。可当时的四川人还留着一个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铜钱与铁钱的比价从1∶10变成1∶2固然好,但铁钱的购买力还是太低了。面对真正的大额、长途贸易时,大铁钱肯定还是拿不出手,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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