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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交子的创造者

货币币值低微,最受影响的应该是大商人。对普通的贫民和官府相对来说影响不大。贫民自不必说,本身就没钱、不怎么用钱;官府则是上面要求什么便收什么、运什么,无须过于考虑成本。只要按规定办事,遇到问题打份报告,由上面做决策,自己再执行就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早期创造交子并组织交子运营的是四川本地的十六家富户。

很遗憾的是,本应青史留名的伟大发明家们在史书中只是无名英雄,“富民十六户”是他们统一且唯一的代称。现在人们都称赞宋代商业多发达,而有关宋代的史书对于商人却远远算不上友好。综观各类正史和官方史籍,其中的商人姓名屈指可数。部分商人留名,不是因为他们是行业翘楚,而是由于某些官员向皇帝或宰相提议时说:某某商人反映某项政策在运行中存在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现提出改进意见,请参酌。所以,宋代商人留名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更令研究者惊讶的是,宋朝官员在撰写关于贸易的奏议时,甚至都不提商人从哪里来,竟然只是简单地用“客商”一词说明这些商人是从外地来的。这完全不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举个例子,如果以北京为基点,在宋人的概念中河北过去的商人叫“客商”,青海过去的商人也叫“客商”。很显然,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不同的财力、不同的人际关系,对于成本和收益的看法也不一样,可这些差异对于宋朝官员来说都不是值得细说的要紧事。至于宋代商人自己的“史料”,如商人的日记、书信、账册之类,保存至今者几乎为零。相比较之下,明、清官员对于商人来源的记载和商人自己的“史料”要丰富、细致得多,更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商业贸易。不过话说回来,倒也不是所有宋代史料都不太注意商人姓名和来源。翻开《夷坚志》《容斋随笔》等笔记小说,和商人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只是这些故事大多涉及怪力乱神、因果报应,真假参半,没人知道故事中的商人是不是真实存在过的。

十六户四川富商应该都有各自的产业,都有各自惊心动魄的商战故事,说不定还是足以决定某个行业发展道路的领头羊。可是在文人士大夫记载的历史中,他们叫什么、做什么、家业多大、社会关系如何统统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他们发明和运营的“交子”。正像我在前文提到的,中国历朝历代都曾出现过地方发行的代币,交子是其中一种。大部分地方代币没有被官府选中进入地方财政,更不用说在国家财政中发挥作用了,于是无法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而默默地消散在烟云中。这样看来,能够作为后来被宋朝官方选中的交子的发明者,“富民十六户”无疑还算是幸运的,以集体力量在浩瀚的历史星空中保留下一个模糊的坐标。

也许这个坐标太过模糊,容易让人遗忘;也许这个坐标不够光彩,让人觉得遗憾。到了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有人想把创造交子的功劳安在曾经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同时以治理蜀地闻名的大臣张咏头上。

最早将交子和张咏联系起来的人,很可能是僧人文莹。他在笔记《湘山野录》中明确指出张咏“以剑外铁缗辎重,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一界换之。始祥符辛亥,今熙宁丙辰,六十六年,计已二十二界矣” 。文莹的说法疑点重重,只要与其他史料稍作对比便可知道其中的错误。比方说一张交子的面额为一贯、三年换界等制度都要等到交子官营之后才出现,私营交子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关于私营、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我在后文会详细说明。那么,交子有可能一开始便是官营的吗?南宋史学家李焘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您是否还记得景德大铁钱?其实,交子已经在李焘记述的大铁钱成因中登场亮相了。他在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庚辰条下写道:

先是,益、卭、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卭二州铸景德大铁钱。

李焘认为王小波、李顺起义破坏了四川各州日常的铸钱工作。民间受此影响缺乏货币,大家便私下使用交子作为替代品,从而滋生了一些弊病。益州知州张咏和转运使黄观讨论后,决定铸造景德大铁钱,提高铁钱面额。这段记载与文莹的说法有几处明显不同的地方。在李焘笔下,民众私自使用交子,说明交子此时还处在私营阶段,不可能是官营的。因此,一张交子的面额为一贯、三年换界等官营交子制度在此时尚未出现。如果读者只阅读文莹的记述,认为这些制度都是张咏从一开始设计好的,从交子诞生的第一天便颁布推行,恐怕就上当受骗了。文莹说法中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说交子始于祥符辛亥,也即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李焘的记载告诉大家,交子早在景德二年二月庚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他在上述史料的开头用了“先是”二字,说明交子出现的时间肯定还会更早一些。还有学者专门考察了张咏的任官经历,发现此人先后两次知益州,分别在淳化五年(994年)至咸平元年(998年)和咸平六年(1003年)至景德三年(1006年)。而景德四年(1007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张咏在昇州(今江苏南京)任官,绝无可能跑回四川或“遥控”指挥交子的发行事宜。至于大中祥符四年这个时间节点,或许还是与官营交子有关,但总之与张咏和交子的生日无关。

文莹说法中的不少漏洞已被找到,张咏和交子的关系需要从其他的路径再做判断。令人惊讶的是,脱脱等元朝人在编写《宋史》时不知为何竟采纳了和文莹相同的说法, 他们在《宋史·食货志》中写道“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 。除了个别文字不同,《宋史》的记述几乎与文莹的说法一模一样。经《宋史》宣传,许多后代人对张咏创造交子的观点深信不疑,当今的自媒体文章称呼张咏为“纸币之父”者亦屡见不鲜。

有人慷慨地将创造纸币的功劳赠送给张咏,可张咏的家人似乎对掠美不感兴趣,从未公开认领交子的开创之功。汪圣铎先生在梳理张咏的墓志铭、行状、神道碑和包括《宋史·张咏传》在内的多种传记后发现,这些论述张咏生平最主要的资料竟无一讲他曾经创造交子。墓志铭、行状、神道碑三者都是为逝者盖棺论定的文章,代表了张咏遗属乃至朝廷官方的态度,可以说是最“正确”、最“光辉”的张咏生平事迹记录;至于同属《宋史》的《食货志》和《张咏传》竟出现了矛盾的记载,这自然为《食货志》记载的可信度蒙上了阴影。

不过,《宋史·食货志》的说法较文莹的叙述有更为贴切之处,差别在于多出来的最后一句话“富民十六户主之”。也就是说,虽然《宋史·食货志》的作者认为四川交子制度是张咏发明的,但他同样指出交子的实际运行者不是张咏,不是官府机构,而是十六户富民。这种说法倒颇有些“公私合营”的味道。

如果要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中建立交子、张咏、“富民十六户”之间可能存在的细若游丝般的联系,《宋史·食货志》的确给出了一条较文莹更为通畅的思路。可是,张咏真的一个人便能发明交子并设计出一整套运营制度吗?作为一个朝廷命官,他有胆量“先斩后奏”,在取得朝廷的允许之前私自发明一种制度之外的新货币吗?从对交子的渴求程度看,按制度、成例征收赋税并组织上供的地方官和苦于没有合适的货币用于长途、大额贸易的商人,究竟谁更有动力创造交子呢?

答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宋史·食货志》的说法虽然比文莹退了一步,但在许多研究者看来还不足以使人信服。大家更加相信宋朝官员、史学家、四川泸州人李攸编撰的《宋朝事实》之中的说法。除了出身四川,李攸的人生经历也更容易让人相信他笔下记载的准确性。此人曾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参与官修全国总志《九域志》的编修工作,还编修具有地方志性质的《西山图经》。他在编修志书时广泛接触官修史书和各类史籍,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后来编撰《宋朝事实》打下基础。清代官员在编修《四库全书》时给予李攸和《宋朝事实》相当高的评价,称:李攸熟悉掌故。靖康之难后,宋朝官方的图籍散佚于兵火中。唯独李攸迫切地搜集旧闻,使关于北宋典章制度的记载粲然大备。 有当代研究者同样认为《宋朝事实》一书所记掌故和典章制度特别丰富,文献利用价值很高。记载交子民营时期制度的珍贵资料正是由靠谱的《宋朝事实》保留下来,不得不说是十分幸运的事。

关于交子、官府、富户的关系,《宋朝事实》这样记载: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交子是“益州豪民”也就是成都富户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发行还得经过官府允许,官府和富户们讲了条件。许多资料明确说主持交子发行的富民有十六户,李攸只笼统地说十余户相互作保,大体差不多。现在保留下来的《宋朝事实》原文作“十余万户”则很是离谱,“万”字应该是衍文。假如交子在创始时便有十余万户富民相互作保,那真是不得了。

一是成都之地竟聚集了十余万户富民,可谓藏龙卧虎。要知道宋神宗元丰年间,官方记载成都府路的主户为十一万九千多户、客户四万九千余户。宋代所谓主户指有常产的税户,其中大多数是只占有少量土地和财产的低收入人群;客户则是无常产者,几乎全是贫民。满打满算,成都也出不了十余万户富民。

二是十余万户富民竟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串联作保,待木已成舟,再向官府汇报称我们要集体发行一种名叫交子的票据,请大人看看是否合适。即使成都都是富贵人家,这个数量也几乎动员了成都府路全部主户共计五十余万人(历史学家通常按每户五口估算古代人口)。如果我是地方官,怕是早就觉得该地的局势已经失控,请朝廷派救兵还来不及呢,哪会与几十万人谈什么发行交子的条件。

因此,富民十余户、十六户才是不太离谱的数字。即便历史学家大多觉得《宋朝事实》的记载可信,也不会轻易相信其中的文字。

接下来的文字告诉我们,地方官和富民谈了发行交子的条件,却几乎没有干涉交子的日常经营。官员提出了两个条件,首先是“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发行交子的富民要每年出人,去官府储存夏税和秋税的仓库里盘点。这是把某些劳役的项目包给了固定的富民,解决官府每年派役的指标。否则按照通常的规定,各个人户需要每年轮流出人服役,对大家来说都是比较沉重的负担。哪怕是资产中上等的宋代人户,也有不少因服役而破产。其次是“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也就是承担一部分修缮糜枣堰所需的人工和物料。糜枣堰(又称“縻枣堰”)就是如今成都市区西北部的九里堤,古人修筑它的目的是节制郫江水源。宋太祖时,成都知府刘熙古组织重修糜枣堰,并重新设计城内防洪工程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民众感激刘熙古的善政,将糜枣堰又称为刘公堤。此后,包括名臣文彦博在内的成都地方官都将维护糜枣堰作为任官期间的重要工作。只有糜枣堰稳固,成都才能免于水患。现在的糜枣堰早已不复当年的面貌和功能,仅存几十米长的遗迹。2000年,成都市园林局修建九里堤遗址公园,此地已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成都的地方官员是开明的。官府与十六户富民所谈的两个条件都是关涉成都民生的重要事项,反倒与交子制度没有关联。这反映了地方官的态度:你们要在制度规定之外搞创新可以,可是谁也不知道交子这个新东西究竟会便民还是扰民,因此你们需要发挥大户的责任,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我想,当地方官提出固定服役和承担水利工程的人力、物力这两个条件后,富户们很可能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核心诉求——交子发行,得到了官方认同且没有调整,而帮助别人服役、修缮水利工程都能够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何乐而不为?尤其是修缮糜枣堰一事,工程组织者通常会将捐资者的姓名与出资数刻石立碑。只要石碑不倒、刻痕不平,捐资者的功绩便能流芳百世,为后人所知晓。

有学者结合上面的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称已有交子和张咏的任官经历推测,与富民十六户谈条件的那位开明的成都地方官可能是张咏,由此回应了为什么有些史料将交子发明者的头衔冠于张咏。我们当然不介意给这位治蜀有方的名臣再增加一项功绩,只是一切还仅限于猜想,有待学者发现新史料或做出更为确凿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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