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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私营交子的性质

接下来稍稍探讨一下私营交子的性质,及其因性质而产生的优缺点。

与现代纸币不同,私营交子的性质包含两个层面:汇兑票据和流通手段。

从四川人因铁钱太重不便于大额、长途贸易使用而使得交子兴起来看,交子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搬运和携带。换句话说,这个功能未必需要货币才能完成,其他时代人使用的成匹布帛、金银锭、珍珠宝石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而当时的人在使用布帛或金银锭时也不会将它们看作与铜钱、铁钱或纸币性质一致的物品。例如,人们在出发前将铜钱换为布帛,到目的地后再将布帛换回铜钱。人们暂时将铜钱的币值“寄存”在布帛上,布帛在这一过程中只是纯粹的“中介”而完全不具备任何货币属性。如果宋代有劳力士,人们或许会选择劳力士而非布帛,后者在手表面前无疑显得宽大笨重了。

在这个意义上,交子能够代替货币持有人完成货币点对点的汇兑,即原本铁钱持有者需要将铁钱直接从A地搬运至B地,而现在可以将铁钱存放在A地的铺户换取交子,携带交子至B地找相应的铺户换回铁钱。要扩展这一业务,则必须设置更多的网点,让人们能够在更多的地方存款、取款。四川私营交子大约处于中国古代汇兑业务的中间阶段。唐代的飞钱主要由地方官府主导,完成钱物在地方与都城之间的传输,因此不需要多少网点数量,只需要“有”汇兑这项业务即可。宋代私营交子的运营状况比起唐代飞钱已复杂许多。四川私营交子由十六户富民主导,是比较纯粹的民间金融和商业行为。哪怕每一户富民都不开设分网点,在运行之初也至少有十六个网点,能够满足这十六户富民之间的货币输送需求。既然彼此互相作保,十六户富民十有八九可以互认彼此发行的交子,这就大大超过了唐代飞钱的流通范围,交子的运行机制、核验机制,以及发行者之间的协调机制也更为复杂。清代山西票号则是中国古代汇兑业务发展的高峰。经营票号者众多,票号网点到清朝中叶在华北、东北、西北、两湖、两广都有迹可循,在某些重点地区甚至“几无县不有,无地不见”,彼此之间的沟通颇为便利。而且,山西票号的经营者大多十分专业,全身心扑在票号业务上。因此在汇兑之外,票号还衍生出贷款、小票发行等一系列业务,丰富了中国古代金融业的形式。

流通手段性质由交子的汇兑票据性质衍生而来。手持交子者未必希望或有能力立即到铺户网点兑现,手中的交子将在他们的钱包、行囊或保险柜中停留很长时间。一旦碰上交易需求,持交子者不一定先将交子兑换为铁钱,而是很有可能直接使用交子交易。交子持有者由此变化,对于发行者而言则没有太大的影响。发行者关心的是钱和什么时候兑现,至于谁来兑现对他们而言是无所谓的。随着充当流通手段在交易中不断转手,交子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功能进一步扩展,使其逐步向货币靠拢。部分交子长期停留在流通领域,发行者无须时刻将所有人存入的铁钱留存在网点中以备兑换,而是可以拿出一些用于投资、购物或借贷。只不过从现存史料来看,十六户富民似乎没有开展专门的借贷业务。可能他们本身都从事借贷,不过没有经过交子体系。这既是规避风险之举,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交子的发展。作为对比,借贷业务是清代山西票号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

必须指出,四川私营交子的流通手段功能并不完整。与铜钱等真正的货币相比,它的流通手段功能受到诸多限制,流通范围也十分有限。

首先,私营交子的面额太大且不固定,这使其并不总是能够匹配交易金额。按《宋朝事实》的说法,私营交子的数额都是临时手填的,从一贯开始,上不封顶。史料没有记载以下场景:铁钱持有者至铺户处存入铁钱,换取交子。假设此人持有铁钱十贯,除了一次性获得一张写着“十贯”的交子,他是否可以或是否有意愿将这十贯拆开,例如获得十张一贯面额的交子,都是未知数。尽管我在前文中提出一个猜想,称在长期的流通实践中会逐渐形成最适合交易的交子面额,但毕竟人们存入的铁钱数量不一致,交子发行者似乎也没有设置固定的交子面额,流通中总是存在面额各式各样的交子。比如我手中有一张五万贯面额的交子,可交易额才五千贯,此时这张五万贯面额交子的作用便颇为尴尬。要完成交易,或者由我去铺户处操作一番,得到五千贯面额的交子,或者只能由参与交易的另一方找钱四万五千贯。总之,受到面额多样化的影响,使用私营交子交易总是需要“一事一议”。而交易者使用拥有固定面额组合的货币时则完全不必担心类似问题,大家对于货币的面额已经有了足够的预期和认识,虽然有时搭配面额仍然十分复杂,却不至于让人措手不及。随着银行等金融信用机构的开设,转账日益成为人们高度依赖的支付方式。私营交子的发行者没有开展转账业务,每一笔存款、每一张交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即便交易双方都在某家铺户存款,仍然需要使用交子、铁钱或其他实物完成交易,不能直接在铺户的账簿中划转货款。从现代银行业发展的角度看,私营交子的运作方式大概处于银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私营交子未能开发出转账业务,未能更加接近现代银行体系,着实令人感到遗憾。此外,私营交子最低面额为一贯,也使其不能参与民间日常的零散交易,面额更高者自然更不必说。

其次,私营交子未得到官府承认,无法进入国家财政体系。十六户富民倒是在交子发行之前与地方官府谈妥了条件,可地方官府只是同意他们在辖区内运营交子,没有明确允许交子进入国家财政体系。将心比心,地方官员的确没有权力直接允许交子用于财政领域,至少不能公开承诺。地方官员需要先将相关情况和建议上报至中央,经皇帝和有关部门决策同意后,才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将交子用于国家财政。假如成都的地方官真奏报上去,快速获得中央传来的喜讯的可能性很低。人们面对新生事物的态度多半是抗拒,至少也是谨慎的,经长时间讨论莫衷一是、留中不发、直接拒绝是更为常见的结果。因此,地方官员允许民间商人自行运营交子,已是一个勇气惊人、敢于承担风险的决定了。私营交子无法进入国家财政体系,使其失去了几大十分重要的流通领域。第一是赋税。赋税是国家回笼货币的重要渠道。货币在宋代税收中占据的比例不小,可以说凡是缴税者都或多或少地需要缴纳货币。农民在平日生活和生产中很少使用货币,他们多半在交税之前预先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如果交子能够用于赋税,那么它的使用者数量和使用需求将大幅增加,持有者的兑现需求也会大幅下降,对于稳定交子流通很有帮助。第二是官方的购买活动。除了通过赋税途径直接征收物资,购买也是宋朝政府获取物资的重要渠道。粮食通过被当时人称为“和籴”的活动被官方购买,绢帛等纺织品则是通过“和买”。 由于需求量大,各级官府在各种购买活动中向市场投放数额极其庞大的货币。假如交子能够用于官方购买活动中,将与赋税一样对其流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性质上看,私营交子尚且不能被认定为货币,它更多地呈现出汇兑票据的性质,并具备了一些流通功能,距离官府和民间常用的流通手段或价值尺度(核算工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我们将货币的形成和发展视为一个线性的历程,那么私营交子还位于这条直线的起点不远处,有很大的前进空间。只是很遗憾,因十六户富民的运营陷入困境,私营交子“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我们无缘得见它可能的演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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