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人们觉得只让这些商人经营兑换活动似乎太屈才了,货币兑换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在积极寻求开展其他业务。特别是对于一些大商人来说,尽管欧洲金银币的币值比中国铜钱高出许多,但完成一次大额、长途交易所需的货币数量仍然很多。携带那么多金银币出门,沉重、不便于清点,还不太安全。人们因此开始把手中的铸币寄存在这些货币兑换商的手中,委托其兑换和保存自己的货币。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选择寄存在金匠铺里。英国人原先习惯于把自己的货币交给“伦敦塔”(曾经作为英国皇家铸币厂)保管。可英王查理一世却因缺钱而试图强占人们放在“伦敦塔”中的存款,引起激烈抗议才作罢。此事之后,人们再也不相信英王和“伦敦塔”的信用,转而将现金交给金匠铺等民间人士,存取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间市场活动。经营货币寄存业务的商人会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开具纸质收据,存款者可以拿着这张票据要求取款。此外,与十六户富民不同,英国的金匠在经营货币存取业务不久之后,就同意按照客户的书面要求将金银划拨给第三方,转账业务随之诞生。
货币兑换商和金匠发行的票据能否顺利被他人接受,取决于他们和存款者是否在当地拥有良好的声誉。不过,这些票据进入流通领域的不算太多,使用者很少直接在交易中使用它们,因此这些票据还不能被归为货币。
另一个与十六户富民经营交子的不同之处是,欧洲的票据发行者们很早就以手中的存款和票据为基础经营贷款业务,这既能大幅增加收入,又是让货币兑换商演进为现代商业银行的关键因素之一。虽然欧洲的银行家也经营其他产业,但货币兑换、银行业务等金融产业始终是他们起家和赖以维持地位的主业,富甲天下的金融帝国、商业帝国都建立在那张不起眼的长凳或那把金匠锤之上。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欧洲的票据发行者发现大部分存款长期沉睡在库房中,真正需要备着用于兑现的金银币仅仅是少数。他们不仅开展贷款业务,还积极吸收存款以进一步增加放贷数量。存款业务因而改变:原本客人存款换取票据时要缴纳保管费,现在客人来存款能获得利息。
随着业务的扩大与转型,银行家发行的票据种类越来越多,支票、贴现票据先后出现。由于流转方便、存取便捷,人们逐渐习惯在流通领域混合使用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与金银币,银行券完成了从票据到货币的性质飞跃。
1694年,带有国家银行性质的英格兰银行成立,包括国王在内的王室成员和商人认购了价值一百二十万英镑的股票从而成为原始股东。英格兰银行成立后,通过贷款方式为英军提供对法战争的军费,并作为交换得到了与贷款同等数量的银行券发行权。这批银行券的实质是官方发行的纸币。除了与国家财政产生联系,这批银行券还有一个在世界货币史中非常关键的转变,可以说开启了信用货币的新时代。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以往的银行券多是存款凭证,即先有客户的存款,才有银行券。即便是银行看穿了贷款不一定需要百分之百准备金这一点后,的确超发了一定数量的银行券,但毕竟还是以既有存款作为基础。而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没有基于任何金银币存款,以国家的借债为基础,几乎与凭空发行纸币无异。毕竟,国家没有钱才要借债。这种以国家债务为基础的发行机制建立后,纸币的信用货币属性大为增强,进一步向当代信用货币靠拢。至于英格兰银行敢于以国家债务为基础发行纸币,一则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家财政需求的产物,二则因为国家能够以税收等持久可靠的收入偿还债务,效力并不见得比金银币低。理论上只要国家不破产,王室不被推翻,这笔银行券就能够得到相当好的保障。
可能和大家的想象不同,英格兰银行发行由王室背书的银行券后,其他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并没有立刻被取缔。各家银行的银行券同时流通于市场上,谁的流通范围更广、谁更受欢迎取决于谁提供的信用更为优秀。只不过在随后的岁月里,英格兰银行这个“亲儿子”无论在政策上还是业务上都得到了官方更多的照顾,逐渐拥有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等功能,并基本垄断了货币发行权,从而演变为“银行的银行”——中央银行。
很显然,北宋四川的十六户富民远远未能形成商业银行,更不用说中央银行了;他们基于交子开展的金融业务,也不如欧洲人丰富。较为单一的业务范围造成四川富民的盈利方式和数额都更为有限,提升了他们运营交子的风险。私营交子背后信用关系的复杂程度也不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欧洲银行券。私营交子与早期欧洲银行券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即金属货币的代券,都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货币;二者在功能上都可以有效地帮助交易者移动货币,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流通工具参与交易,可谓殊途同归。
至于国家权力进入纸币发行机制后,以宋朝和英格兰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纸币发展路径。与依靠国家债务发行纸币的英格兰银行不同,宋人将官营交子与国家财政的多个领域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纸币发行机制,既巩固了发行基础,又将纸币逐渐推向国家财政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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