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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收归官营的波折

私营交子最终还是失败了。俗话说“富不过三代”,随着时光流逝,十六户富民的生意不如以往,渐渐地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交子运营。过去和今日,交子铺里同样人声鼎沸,不同的是过去人们争抢着用铁钱换交子,现如今人们惊恐地把交子换回铁钱。挤兑,大概是这些承诺兑现的金融机构在大限将至之时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坎。

1.

废除交子

金融机构动荡将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么多人的“钱袋子”没了总得讨个说法。发行者财力不再,或许还可闭门不出;存款者追讨无门,只能换个要说法的对象。在私营交子发行之前,十六户富民和成都地方官府达成过协议。原本官府要交子发行者承担一些地方社会义务作为交换,从而允许他们做一场金融冒险。虽然交子完全由十六户富民运营,可在许多人看来地方官府无疑做了背书,不找你还找谁呢?

地方官府既觉得诧异又不堪其扰,明明是富民的问题,为什么要怪到我们头上?特别是允许发行交子的决策是前任做出的,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于是时任谏议大夫、益州知州寇瑊出手了。他在写给皇帝的报告中讲述了自己如何平定这场私营交子乱局。《宋朝事实》收录了这份报告的关键内容:

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

正如我在上一章说的,“宋代商人留名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谈发明的时候不谈交子发明者的名字,谈四川民众交易更为便利的时候不谈交子发明者的名字,而谈交子出问题的时候则立即报上其大名。总之,寇瑊的上奏终于让我们知晓了组织发行交子的十六户富民中的一个名字——王昌懿。 按一般的逻辑想,王昌懿要么是领头者,要么是欠钱最多的人。无论属于那种情况,王昌懿都是最应该对私营交子困局负责的人。

寇瑊整顿私营交子的方式十分简单粗暴,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废除交子。他刚到任,就下令让各家交子铺“关门大吉”,封存印信,不得再发行新的交子。成都府属其他县内的交子户也得关门。此外他还提出建议,请求皇帝批准,今后至少在他管辖的益州境内,不允许民间再设置交子铺经营交子。

寇瑊的做法有其道理,既然出现了问题,那么只要釜底抽薪般解决问题的源头就行了。站在肯定私营交子历史价值的立场,我们也许觉得寇瑊的做法简直是“一刀切”,甚至给他安上一个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帽子。这显然是后见之明。虽然我也觉得寇瑊的做法有可议之处,但他从首都开封赴益州上任之前好歹担任三司度支副使,是地地道道的中央财政部门要员,做出封杀私营交子的决定一定有其道理,不可能是瞎搞。而且皇帝任用寇瑊管理成都的一大理由是,前任赵稹“不晓民情、好自尊大、与众不协” ,那么寇瑊的处事方式与性格十有八九与这三个词相反——体察民情、不矜不伐、和衷共济,他应该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做出决定的。也许这位新任益州知州不是没有思考过更为柔和的办法,只是初来乍到的他发现局面过于混乱,种种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并本能地抗拒着他这位外来的陌生人。快刀斩乱麻或许反而最为可行。

可不管寇瑊究竟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封杀私营交子都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私营交子的出现有很深厚的现实需求和客观条件作为基础。今天私营交子被封杀,明天就可能会出现私营会子、私营关子、私营木牌等种种代钱票据。在发现更好的办法之前,四川人肯定还会使用与交子差不多的票据来解决大额、长途贸易的货币问题。

第二,追讨欠款。不用思考,仅凭直觉和常识就知道这肯定不容易。寇瑊自己的说法很简单,只说“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虽然“直至”“方”等词语隐晦地表达了用时很长、进展不顺的含义,但他毕竟没有留下确切的时间信息。据其他史书记载,寇瑊被任命为益州知州的时间是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戊午; 而他在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己丑被贬官,调任邓州知州。 寇瑊说他到任就开始劝诱交子户,王昌懿等人直到“今年春”才将将还上钱。寇瑊说的“今年”应该就是天圣元年,我将在下文说明推测的理由。因此,寇瑊追讨欠款大致用了两年有余,几乎贯穿他担任益州知州的始终。如果有成功收到欠款的交子持有者送上一面“讨债知州”的锦旗,寇瑊大概会笑呵呵地收下,并认为这个称呼概括得不错。

从《宋朝事实》的记载可知,寇瑊整顿并废除益州私营交子是既成事实,而今后也不得发行交子则是提议,兹事体大,请皇帝圣裁。他的这份报告上报于天圣元年,此时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刚刚继位,还没有能力独自处理军国大事。太后刘娥临朝称制,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刘娥在长期的宫廷生活中耳濡目染积累的政治经验,也许足以支撑她在人事、礼制等问题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对于兵马钱粮等极细碎、极专业,牵涉利益、部门和制度极多的财政、军事问题则显然无能为力。因此,当刘娥和赵祯接到寇瑊的报告后,没有立即圣裁,而是按照一般的行政程序,请益州路转运使张若谷和益州知州薛田商议后共同定夺。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太后和皇帝同意了他们的建议。

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也是确定寇瑊报告时间的关键。寇瑊上书时担任益州知州,而中央命令定夺是否继续发行交子的益州知州则是薛田,这又是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薛田在寇瑊上书至统治者做出决策的这段时间里代替了寇瑊的位置。因此,薛田恐怕就是在七月接任益州知州,太后和皇帝在七至十一月之间批阅了寇瑊的报告,薛田、张若谷等人共同商议将意见返回,统治者最后在十一月戊午日做出决定。史书没有记载寇瑊的上书被积压而长期不报,上书时间估计距离他调任邓州知州不会太远,将时间定在天圣元年春至七月之间应该比较准确。

2.

交子官营

那么,薛田和张若谷共同商议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他们二人在上奏中详细比较了铁钱与交子的优缺点,指出交子不可或缺:

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今街市并无交子行用。合是交子之法,归于官中。臣等相度,欲于益州就系官廨宇,保差京朝官别置一务,选差专副、曹司、拣搯子逐日侵早入务,委本州同判专一提辖。其交子一依自来百姓出给者阔狭大小,仍使本州铜印印记。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

薛田和张若谷不仅向皇帝指出发行交子的必要性,还设计好了官营交子的若干制度,可谓深思熟虑、有备而来。二人先指出无论小铁钱还是大铁钱都因币值太低而不适合街市交易,反而是民营交子十分便民。经过寇瑊主持的整顿,现在市面上没有交子可用,他们建议由官方来主持运营交子。

紧接着,二人提议由什么级别的官员负责主管交子业务,配置哪些副官和工作人员。至于交子的形制,薛田和张若谷建议官营交子采用与私营交子相同的尺幅大小,但不再像十六户富民那样使用隐密题号和押字,而是直接盖上益州官衙的铜印。他们对于伪造交子的惩罚也比较严厉,犯罪者接受刑罚之后再流放至使用铜钱的地方,相当于刑满释放后驱逐出境。举报者则可以获得小铁钱五百贯作为奖金。

读罢这份上奏,太后与皇帝也许大为惊讶,怎么寇瑊与薛田、张若谷的建议完全相反?一个说要彻底废除交子,另一个不但说交子不能废除,甚至还要求官营,究竟谁对谁错呢?于是统治者又叫同属四川的梓州路提刑王继明与薛田、张若谷再讨论一番。从这个新的讨论阵容推测,薛田、张若谷的建议很可能更加受到远在开封的决策高层的欢迎。否则,朝廷估计会另择官员撰写报告,而不是在保留他们二人的同时再加入一人。果然,王继明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和薛田、张若谷继续沿着发行官营交子的路线进言,并制定了更为细致和周密的制度方案。官营交子的早期方案浮出水面。

首先,三人继续强调流通交子的必要性。他们指出自从交子发行被叫停,市场上百业萧条。现在如果一定要废除私营交子,那么把交子改造成官营票据,由官方印制和发行是最为稳便的方案。

其次,确定了官营交子的负责部门。他们请求皇帝允许有关部门铸造“益州交子务”铜印一方,派人送至益州后供交子务使用。印刷交子时还需要盖上益州观察使的印记。

很可惜,无论是北宋交子还是南宋东南会子、湖北会子等绝大多数宋朝纸币的用印均未能留传至今。幸运的是,1983年安徽省东至县发现了一组金银见钱关子的钞版、用印,这是我们今天唯一能见到的宋代纸币用印实物。金银见钱关子是南宋晚期的一种纸币。据说当时东南会子币值低微,民间出现了“使到十八九,纸钱飞上天”等谣谚,权臣贾似道深感此事不吉利,因此不再发行第十九界东南会子,改用金银见钱关子之名。其实金银见钱关子与金银毫无关系,仍然是东南会子的“正统”继承者。东至关子钞版和用印的发现堪称“奇迹”:1983年7月,东至县文化局文物普查队与地方志办公室开展联合调查工作,竟从废品回收公司仓库中发现这套关子钞版和用印。其中一块钞版和一方用印还曾经被盗,至2007年3月方由该县公安局追回。一些学者认为东至关子钞版和用印虽然为南宋文物,却很可能是当时民间伪造的。不过东至关子钞版和用印保存比较完整,包括面文版、准敕版、颁行版、花瓶版和行在榷货务金银见钱关子库印、金银见钱关子监造检察之印、国用见钱关子印、□□□见钱关子合同印共八件版、印,且形制基本与历史记载吻合。即便属民间伪造,这套钞版和用印依然能反映有关宋代纸币形制的大量历史信息。

再次,三人设计的官营交子发行——回笼机制与十六户富民运营私营交子的方式十分类似,依然需要先由民众存入铁钱,再放出相应数量的交子。因此,他们恐怕还没有将官营交子视为纸币,或者说依然将交子视为与铁钱关系极为密切的替代品。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交子和其他宋代纸币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逐渐与铁钱、铜钱等金属铸币分离,日渐成为独立的流通货币。交子务官员预先在交子上写好一贯至十贯不等的面额,并将相关的信息登记在簿书上。如果有人户携带铁钱到交子务要求换取交子,不论他带的是大铁钱还是小铁钱,工作人员都按照比价兑换为交子,每小铁钱一贯需要收取三十文手续费。按官定的1∶10比价换算,用一贯大铁钱换交子则需要缴纳三百文手续费,这个数额不可谓不高。 收到铁钱后,工作人员将铁钱存储于仓库,将交子给予人户。交子上的字号与簿书上的字号能够一一对应。如果有人持交子希望换出铁钱,工作人员在完成兑换手续后,还需要将相应的登记簿书上的信息一并涂抹销毁。

太后与皇帝同意了这份周密的方案。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廿八)日,也就是公元1024年1月12日,“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这是官营交子诞生的重要日子,值得永远被人铭记。

3.

两则逸事

最后我还想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寇瑊被贬官知邓州与他主张废除交子无关。一来时间对不上。二来史书中明确记载宋仁宗肯定他的才干,当众对宰辅重臣说“瑊有吏干,毋深谴也”。只是寇瑊与宰相丁谓素来交好,而后者在刘太后执政后失势,寇瑊因此遭受连累。据说寇瑊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郁郁不自得,几次被人举报失举而贬官。可每次贬官后,宋仁宗总是重新提拔他。例如某次他在秦州知州任上失举夺官,皇帝反而让他担任权三司使,不仅让他身居要职,还恢复了行政级别。

图3-1 刘后《宋真宗后坐像轴》

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二,官营交子的提议获得认同,可能与刘太后是益州人有关。据《宋史》记载,刘太后的家族原先在太原,后来迁徙益州华阳县。刘太后幼年丧父,由外祖父母抚养长大。十来岁时被当地银匠龚美带着来到京师开封谋生,十五岁时进入襄王府邸,深受后来成为宋真宗的襄王赵恒喜爱,从此走上了与北宋王朝的命运紧紧纠缠的宫廷之路。关于龚美与刘太后的关系,世人多猜测二人曾结为夫妻,但官方叙事则将龚美的姓名写作“刘美”,称二人为兄妹。另外,《宋史》作者在二人的传记中还给他们“安排”了比较显赫的祖先,真实性十分可疑。由于元朝人在编写《宋史》时大量采用了宋朝史料,特别是宋朝官方记载,有理由相信关于刘太后、龚美的身世很可能是宋朝官方书写的结果。

中国古代任何朝代对于女主(后宫)干政都持不赞成的态度,因此在史料书写中暧昧不清,刻意模糊女性掌权时的政治作用。除非这位女性如武则天那样直接称帝,任凭史官文人再怎么曲笔也不可能消灭她的痕迹。尽管绝大部分记载中,都没有提到刘太后亲自批阅寇瑊、薛田、张若谷等人的报告,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年幼的宋仁宗根本不可能独自做出决定,实质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太后才是最终拍板的人。刘太后在益州生活至十几岁,家境贫寒的她很早就出来讨生活,想必对于四川铁钱在流通中的优缺点有十分直观的感受。私营交子出现时,她早已在开封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不一定知道故乡的商人们竟创造出如此富有创意的纸票来。身份截然不同的她,是否会在深宫大院之中偶尔怀念起故乡的人情风物,又是否会在随手把玩一二枚铜钱时想起故乡人使用铁钱的不便?当她读罢寇瑊的报告,是否会为私营交子的失败而揪心?当她看到薛田、张若谷等人痛陈铁钱的不便,对于官营交子的前途言之凿凿、充满信心时,说不定当即暗自下定决心,要为久未谋面的家乡父老办一件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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