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把官营交子运作起来,光靠两份报告中提到的制度远远不够。就连薛田等人已经定好的制度,在实践中也会受到具体效果的影响而命运各异,最终被沿用或变更。
下面我再稍稍多介绍一些官营交子的基本制度。学界对于部分制度细节仍然存在争议,但大体的样貌已比较清晰。
1.
交子务的人员构成
官营交子的发行量无疑远远高于十六户富民主持的私营交子,因此交子务需要保持一定的规模。官方史书没有说明天圣元年交子务初设时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们仅能见到薛田、张若谷的建议。事实上,他们二人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交子务的人员数量要远远多于预想。《蜀中广记》引用费著的《楮币谱》说:交子务有监官一人,元丰元年增加一人。监官,是交子务的长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六人,杂役十二人。
根据这一记载,交子务的工作人员超过一百八十人,其中绝大部分为贴书和印匠。由于官营交子在发行之初可以兑换,工作人员在交子发放时和回收后都要做许多文书工作,我想贴书等人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即是这些。交子务的核心业务包括文书登记和印制交子两项,每项各有几十位工作人员,人员设置似乎还算合理。可当我们对比南宋东南会子的主要印制机构——临安会子库的员额时,便会发现其实成都交子务的人数并不少,甚至略显冗余。根据南宋晚期的杭州地方志《咸淳临安志》记载,临安会子库中共有二百零四名工匠。 东南会子是不兑现纸币,工匠中应该只有极少数人负责文书工作,绝大多数都以印制会子为主业。可毕竟东南会子的流通范围远远大于四川交子,发行量亦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会子库所需的印制工匠的数量理应远多于交子务。举个极端的例子,宋廷在南宋晚期为了弥补财政开支,曾命令会子库每天增印东南会子十五万贯。东南会子最高面额为一贯,此外有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等小面额。即便这十五万贯东南会子全用一贯面额制作完成,会子库的工匠们还是需要开足马力制作十五万张。这对于没有印刷机、全靠人力制作货币的宋朝而言,无疑在考验工匠们的生产能力极限。能够在交子务工作的工匠是幸运的,他们的工作强度显然不像南宋同行那样饱和,按时下班不是梦。
2.
官营交子的本钱与发行量
尽管交子务在早期保留了兑换现钱与交子的职能,似乎与私营交子铺的运作方式类似,但官府还是给出了保障交子长时间正常运营的“撒手锏”——本钱。本钱类似于当今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是为了发行纸币而存储的现金。当然,准备金制度的复杂程度、精密程度要远远强于官营交子的本钱制度,毕竟前者与当代发达的金融体系(特别是信贷关系)相适应,而北宋的金融业则像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本钱制就要粗放得多。根据史书记载,官营交子一界的发行量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本钱数为三十六万贯,“准备金率”约为28.65%。这个比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特别是在交子是实打实地一张张发行,创造不了新的货币和信用,交子务也不会因为存款的数量多便相应增加交子总量的情况下,三十六万贯本钱为官营交子运行打下了颇为稳健的基础。当然,称28.65%为“准备金率”其实并不准确。因为早期官营交子的运营方式与私营交子十分类似,都是人们存入多少现金,交子务发行相应数额的交子。所以三十六万贯在此时恐怕并不起“准备金”的作用。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宋人观念中的本钱与今天的准备金,有较大的差异。
预先储存本钱是官营交子比私营交子更稳定的原因之一。诚然,私营交子的运营者是十六户富民,他们本身拥有大量财富,而这些财富究竟有多少作为运营交子的储备则尚未可知。从现存史料的记载看,十六户富民可能没有储备本钱,私营交子运营完全依赖客人的存款,这种单薄的运营机制无疑十分脆弱,甚至类似“空手套白狼”。无怪乎诞生时轰轰烈烈的私营交子,顷刻之间便化为尘埃。
那么,三十六万贯本钱如何在官营交子运作机制中发挥作用呢?史料说得很简单,仅用了“新旧相因”四个字。也就是说,官营交子的本钱既没有被大量支用,也没有得到大量补充,而是跟随着一界一界新交子发行而长期保持三十六万贯。
如果官营交子始终保持与私营交子相似的运营方式,即人户交来多少现金才发行多少交子,那么三十六万贯本钱可能永远没有被动用的机会,或只是作为机动用途的运营经费。也许这笔本钱还有兜底作用,万一交子务经营困难,官府将动用三十六万贯之中的部分或全部偿还人户。然而在此后某一段时间,官营交子的运作方式和发行数量发生了重大变革,彻底拉开了其与私营交子之间的差距。所谓重大变革,即随着交子流通范围扩大、转手率增加、发行量扩大,作为一种货币日渐渗透于流通领域,要求“一一对应”的合同兑换体系被弃用。以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一界的换界制度成为官府循环交子的主要方式。根据每界交子的发行数量,基本可以认为新一界交子全额回收了旧交子,官府事实上不再组织日常兑现。由此看来,这三十六万贯本钱甚至失去了兜底作用,只能起到对外宣传官府办交子是有底气的、有资本的,请大家放心等稳定人心的作用。
官营交子的发行量也有所变化,未能长期稳定在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其实即便交子的发行量相同,相同的数字在不同的运作机制下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在存款——兑现时期,有一百二十五万余贯人户的存款与三十六万贯本钱作为保障,可谓极其安全,风险几乎为零;在不兑现时期,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对于官府和使用者的风险与压力都更大。
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总结了北宋各个时期官营交子的发行量。根据他的统计,从天圣年间第一界交子至元祐六年(1091年)第三十五界交子为止,交子发行量均为每界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元祐八年第三十六界、绍圣二年(1095年)第三十七界交子的发行量均为一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贯;绍圣四年第三十八界、元符二年(1099年)第三十九界交子的发行量为一百八十八万六千三百四十贯;此后交子发行量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第四十界交子的发行量接近三百万贯;崇宁二年(1103年)第四十一界交子暴增至一千五百余万贯;崇宁四年第四十二界交子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二千六百万贯。 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讲述交子发行量增加的原因、过程与后果,此刻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不论交子发行量上涨到何种地步,本钱三十六万贯从未相应上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所谓的本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一种信心象征。
3.
官营交子多久发行一界
刚才我们提到了“界”的概念,说官府逐渐不再兑现交子,而采用以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一界的方式,时人称之为“兑界”。这有些类似以新版人民币收兑旧版人民币。宋代交子发行没有中断,即便交子之名改为钱引,界依然继续计数。直到南宋晚期该发行第一百界钱引(交子)时,有人建议应该虚化一百之数,重新计数,钱引这才重新发行了三批。只不过这三批钱引不再以“界”作为单位,而使用了“料”字。三料新钱引发行时,南宋处于内外交困、财政极为混乱的状况,钱引币值极其低微,形同废纸。当时四川所需军费多从境外调拨东南会子,在会子的冲击下,钱引的币值越发降低,四川再也无法维持原有的货币流通体系。有官员提出应该仿照东南会子发行新的纸币,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而此时距离南宋灭亡也不久了。
关于一界交子流通多少年,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史书中留下一些类似于交子从某年至某年共发行多少界的记载,或者径直说某年发行第几界交子。可学者怎么也没办法根据这些记载把交子各界具体的发行年份计算清楚,重要的扰乱因素便是宋人说交子三年一界。如果据此认为交子十足流通三年,便上了宋人的当。其实,三年只是说交子流通历经三个年头,满打满算大约两年一换界。如果仔细搜索史料,也能发现的确有宋人明明白白地说“再岁一易”“每四年两界”,证明两年一换界的说法无误。
当然,交子也不是固定两年一换界而长期未变。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之后,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延长,但每界交子的发行年份间隔依然未变,因此有两界交子同时流通,相当于交子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倍。到南宋后期,交子一界的流通时间甚至增加为十年,兑界制度可谓形同虚设。
学者们对于兑界制度是优是劣,看法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纸币定期兑界可以阶段性地以旧换新,从而使流通中的大部分纸币不破旧。定期兑界还有利于纸币发行管理,官方既能以此掌握纸币实际流通量,又能防伪。宋代纸币不兑界通常与滥发同时发生,是纸币制度出现严重问题的表现。 可兑界制度的缺点同样突出。宋代没有当今遍布大街小巷的银行网点,提供兑界服务的场所极为有限且几乎只在大都市中,而且当时信息发布、传播的途径也远远不如当今顺畅,生活在郊县、乡村的交子持有者很难专程出远门兑界,甚至会因不清楚兑界时间而错过机会。宋代因此出现了一批做纸币生意的中间商,他们把纸币看作一种商品,通过买入卖出获利,不便兑界者自然是他们的潜在客户。不便兑界者卖出手中的纸币,兑界问题得以解决,但相应地也损失了一些财富。毕竟中间商不会按照面值收购纸币,赚差价是他们的“天职”。
不便兑界将导致两个塑造交子流通的现象出现:一是交子的流通范围受到限制。这个限制不是官方明确的限制,如交子不得在四川之外使用,而是盘桓于交子持有者观念之中的限制。因为担心离开太远不便于兑界,或者自己无法在截止日期之前赶回交子务等兑界场所,大多数人不会将交子带离太远。二是交子很难被长期持有。造成人们不愿意长期持有交子的原因很多,例如通货膨胀,而避免错过兑界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为了减少不安因素,不如趁早花掉,把隐患转移到他人头上。
公允地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兑界与否都有优点和缺点。纸币发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发行一种新纸币已相当困难,维护已发行纸币的难度则至少翻倍。古人挖空心思也无法解决的难题,在技术更为发达的今天甚至无法构成问题。而当今社会也有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只能等待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技术,往往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
4.
官营交子的面额与核算单位
官营交子的面额也有几次变化,从数额上看越来越小。官营交子刚发行时,交子面额定为一贯至十贯不等。宝元二年(1039年),交子面额改为十贯和五贯两种,前者占80%,后者占20%,一贯至四贯、六贯至九贯等八种面额不再发行。
熙宁元年(1068年),交子面额经历了一次更为剧烈的变化,由十贯、五贯变为一贯和五百文,其中60%为一贯,40%为五百文。从此时至最后一界交子(钱引)都保持该面额而未做变更。这次面额变化恐怕不能以简单的面额缩小来做解释,而必须与大铁钱的铸造和流行放在一起看。
货币史专家高聪明先生认为,交子的核算单位以熙宁元年作为分界点,之前是小铁钱,之后则是大铁钱。大铁钱与小铁钱的比价为1∶10,因此才有交子面额缩小为十分之一的变化。从熙宁时期的物价等方面看,大铁钱已经成为四川基本的核算单位和主要流通货币;小铁钱久不铸造,币值过低而单位币材多于大铁钱,逐渐退出流通领域。在货币领域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若交子仍然不合时宜地以小铁钱为核算单位,很容易引起人们使用中的混乱。遗憾的是,由于没有直接能够证明的史料,高聪明先生的说法带有些许推测性质。不过,四川自小铁钱停止铸造而改用大铁钱后也没有改变这一铸钱模式,南宋绍兴二十九年的一条史料记载“每铁钱二文折铜钱一文,每铁钱一贯折川钱引一道”,这应该足以说明交子的确改用大铁钱作为核算单位,尽管我们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转变发生的时间。
如果熙宁元年之后的四川交子都以大铁钱作为核算单位,那么此后每界一百二十五万余贯发行量的意义就与之前完全不同,相当于发行量增加了九倍。前文提及,熙宁五年起每界交子的流通时间延长,且两界交子同时流通。在两种因素叠加之下,交子的流通量大幅增加,原因恐怕和交子走出四川,走向国家财政的前台大有关系。
交子的数目大增,核算单位改用大铁钱,是否会导致三十六万贯本钱也变更为大铁钱呢?史料倒是没有明说,不知道书页前的您怎么看。可即便本钱依然沿用小铁钱,又会对交子流通造成多大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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