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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走出四川

在官方的强势主导下,官营交子渐渐成为四川的日常流通货币。官营交子用于大额、长途贸易,铁钱用于日常零散交易和找零,二者的分工十分明确。更为关键的是,由于官营交子由官方发行,它在流通中所受的限制远远少于私营交子,发挥的职能也更多。可以说大铁钱拥有的功能,官营交子几乎都有:官私交易、缴税、核算……二者的差别仅由购买力和材质造成,即交子受面额影响而几乎无法用于小额交易,铁钱难以参与大额、长途贸易。限制少而功能多,官营交子在发行之初广受民众欢迎,人们甚至愿意为获取交子而支付溢价。

官营交子的确便民,有了官府的背书,它的流通性远远强于仅靠十六户富民财富支撑的私营交子。然而,如果官营交子从始至终只是四川本地的日常流通货币,我想它既不会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也不会在后代引起那么大的影响,甚至有可能随着相关记载的失传而消失在历史记忆中,毕竟就连大部分同时代的北宋人都没有见过、听说过交子。这种在我们看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纸币,在当时只是被四川人、少数处理过相关政务的官员或行走四方的有识之士所知而已。纸币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则要等到南宋时期。

历史和人就是这样,被遗忘的东西总是比记住的要多。翻开历代正史的《艺文志》,那么多饱学之士的大著、那么多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哪个不是一时之选,哪个不受当时人尊崇,但留到今日的又有多少呢?甚至不少书在后代人修史时就已找不到了,《艺文志》徒留存目而已。厚厚的书籍况且如此,何况薄薄的一张纸币?今人尚能得见不少宋版书,却难见一张宋代纸币。

宋仁宗天圣四年在历史记载中平平无奇,至少算不上多事之秋。在这普普通通的年份里,宋仁宗赵祯对医学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前代古籍对于穴位的表述不准确,令人铸造标准的针灸铜人。后来与他搭档推行“庆历新政”的名臣范仲淹则因母亲去世,离任回乡为母服丧。带着一身本领的改革家还需过些时日才会震动朝堂。政治斗争、战争、改革这些国家大事好像不愿与天圣四年打招呼,纷纷绕道而行。对于大部分老百姓而言,这平平淡淡的年份反而是个能过安稳日子的好时光。

许多人不太了解的是,这一年对于远在四川的交子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特殊年份。从天圣四年起,交子开始走出四川,逐渐活跃于北宋的西北军事、财政要务之中。

1.

川陕之间

我在前文介绍四川的交通条件时曾特别提到四川与陕西有比较通畅的陆路交通线路。当时陕西是北宋与西夏政权对峙的主战场,大量宋军驻扎于此,每日消耗的物资补给不知有多少。宋代的陕西不属于最发达的地区,其实就算是当时最发达的地区也难以单凭本地税收供应数十万士兵的军费。采购成为当地官府补足军需物资的主要手段。从宋朝的经济水平和交通条件来看,当时有能力纵贯全国南北或东西的大商人恐怕并不多。多数远道而来的物资要经过一位甚至数位中间商转手才能到达目的地,商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于无形之中帮助官府完成了物资运输接力。除分段完成的长途贸易外,短途和本地贸易才是官府购买物资的主要途径。陕西本地商人和从四川出发的商人是参与陕西官府采购的主力。

而在官府眼中,商人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发,而是他们引导和利用的成果。早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官府、商人、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十分深刻的理解。管子、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商人的贸易活动是国家财赋资源分配的重要渠道。换句话说,社会中之所以有一部分人从事商业活动,根本原因是君王和国家的设计。统治者有调动、平均全国财赋资源的需求,故而出现了商人。与通常将国家与市场相割裂的理解不同,中国古人显然将商人、商业、货币、市场都视为国家财政的组成部分。统治者和国家“支配”商人活动,而非“借助”商人力量。这种近似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的认识恐怕出乎很多人意料。今人多认为宋朝商业发达,强调商人的巨大作用,甚至将宋代视为“民进国退”“市场经济繁荣”的时代,我想在宋人的视角下恐怕并非如此。

也有当代学者的看法与中国古人较为类似。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东边的邻居——日本。日本学界可能是海外学界中对于宋史研究最有传统、最有成就的。其中最有名气,或许也是最“出圈”的学者要数“京都学派”的代表、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等人不仅留下了耀眼的学术成就,还为京都大学扎下了宋史研究的根脉。20世纪70年代以来,共同出身于京都大学的渡边信一郎、足立启二、大泽正昭、宫泽知之等人组成中国史研究会,在学界刮起了一股财政史研究的新风暴。众人秉持的核心观点是:国家财政活动是中国古代经济与社会统合的关键。具体到宋代,宋代经济之所以呈现被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状态,国家财政的驱动是掩藏于纷乱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比如国家需要购买某种大宗商品,商人在此类财政需求的驱动下运输该商品至指定地点卖给官府。他们的沿途贸易和收到官府货款后购买回货贩卖的行为亦带动贸易路线周边地带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财政的驱动下,各种经济活动如涟漪一般散开。

图3-2 内藤湖南代表作《东洋文化史研究》(王申摄)

注:笔者的收藏。本书为东京的弘文堂书房于1938年出版的第三版。

交子在天圣四年走出四川,就是国家财政驱动的。

三月,三司(也就是国家最高财政机构)向宋仁宗上奏说陕西与四川之间有很密切的财政收支互动。商人运输粮草至秦州出售给官府后,秦州官府并不直接支付货款,而是由永兴、凤翔、河中府和四川的嘉、邛等州代为结算。此举充分动员了周边地区的财政储备来采购军需物资,否则秦州一地的财政压力太大。而且在使用铜钱为主的时代,因为铜钱过于笨重、搬运成本太高,许多由上级官府乃至朝廷支配的钱物不一定运输至其驻地,而是储存于征收地的官仓中。征收地的下级官府无权支用这些钱物,必须根据有权支配者的命令专款专用。

三司进一步报告,最近益州开设了官交子务发行交子,各处交易使用颇为便利。建议在秦州之外,允许商人将粮草运送至延、渭等五个州军,由益州支付现钱或交子结算。如果益州现钱不足,那么益州转运司再从辖下有钱的州军搬运,或直接支付交子。 值得一提的是,三司的上奏可不是中央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形成的,而是以陕西转运司和益州转运司的意见作为基础,三司甚至只做了整合工作。

除了三司和两处转运司的意见,渭州知州对于用交子购买商人的粮草一事亦十分活跃。他的意见也通过某种渠道被中央知晓。渭州知州十分羡慕秦州的待遇,指出其实渭州的驻军也很多,同样十分需要粮草。如果能打通与四川之间的货币联系,还能吸引四川商人前来贩卖罗、帛、锦、绮等丝织品特产。在他的强烈建议下,有关部门允许渭州参照秦州政策,如果商人愿意得到四川的货币,渭州官府便开具票据,并给予一些溢价。商人得到票据后,可以去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

我认为愿意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地换取铁钱或交子的商人一定来自四川。其他地方的商人对于四川铁钱和交子没有需求,他们会选择其他的支付方式。而三司、两处转运司和渭州知州等人专门提出使用铁钱与交子支付货款,本身正说明四川商人在川陕之间的巨大影响力,也特别提到吸引四川商人贩卖特产。应当说,四川本地官府对支援陕西军需购买一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粮食不是给自己的,甚至还运往外地,自己的钱却花掉了。虽说这些钱理论上归中央所有,但毕竟从本地征收、存储在本地。一旦本地碰上用钱之际,钱却因支援陕西消耗殆尽,当地官府还需要走程序、打报告,办手续要钱,原本供陕西的经费很可能还要继续给。陕西官府当然不会管这些事,在当时的情势下甚至还会接着伸手要钱,麻烦只能由出钱的四川默默承受。

2.

财政票据

交子在天圣四年以商人报偿的形式进入财政领域。当我们欣喜于交子的优势终于被更多的官员乃至皇帝重视时,亦当明确两个问题。第一,交子还没真正走出四川。无论秦州还是益州的官府都没有直接使用交子结算,而是给予其他票据,请有需要的商人自行到益州、嘉州、邛州等四川州军换取交子。第二,支付给商人的交子大概与普通民众持有的交子一致,商人可以将其作为一般的流通货币在日常交易中使用,或用于交税。至于是否再将获得的交子兑换为铁钱,则取决于商人自己的想法。

到了庆历年间,情况发生巨变。宋廷很可能已允许秦州等陕西州军直接使用交子支付货款。庆历二年(1042年),宋军在定川寨之战中惨败于西夏,夏主李元昊大有挥师南下之意,朝野为之一震。此后宋军重整旗鼓,顽强阻击夏军,李元昊铩羽而归。庆历四年,宋夏双方签订和约,在此后一段时期内保持和平,史称“庆历和议”。可是庆历和议是在军事恐怖状态下达成的临时性停战协议,谁也不知道西夏军队哪天又不宣而战,谁也不想懈怠示弱,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巩固边防。和约签订后,北宋的西北边防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所加强,花钱自然如滔滔江水。

庆历七年,皇帝下诏命令取益州交子三十万贯到秦州招募商人出售粮草。许多人指出四川商人原本就多入陕做生意,现在恰逢秦州缺乏军需储备,正好借机用交子招募他们运粮售卖。 这些意见通过某种渠道上达天听,皇帝觉得有理,才下达了这份诏书。此后,皇帝又批准了另外一笔三十万贯交子的拨款。

这两次用交子在秦州购买粮食的行为貌似与天圣年间的差不多,但有两大差异。第一是支付方式变化,此次交子直接被运到秦州,商人无须拿着票据到益州等地换取交子。第二是这批交子的性质得以明确,不是流通货币,而是财政票据。第一点已有皇帝诏令作为证据,第二点可以从当时人的批评意见中寻到踪迹。

实际上,宋仁宗用交子购买粮草的政策并非人人赞同,一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严肃地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该政策将反噬四川交子体系。他们的核心意见是:四川交子体系原本运行得挺好。现在用数十万贯交子帮助秦州购买粮草,却没有储备相应数量的现钱。将来商人持交子要求兑现,四川官府应当如何是好?交子体系将因此受连累。如果一定要推行相关政策,请朝廷筹措、调拨一笔资金用于兑现交子。还有人认为,原本就一直有官员反对官营交子,只因交子确有便利之处难以废除。这批给予秦州的交子原本都能换成铁钱,现在因为资金储备不足不能及时兑现,甚至还折支新一界交子,定将造成交子流通困局。

平心而论,反对意见有其道理。特别是原本承诺兑现而实际很难执行这一点,既损害了交子的信用及运行机制,又伤害了商人与官府贸易的信心和意愿。可回过头来一想,这批由秦州支配的交子理论上可以随时兑现,与天圣四年那批同样供陕西采购粮草的交子似乎不同。至少从史料记载看,天圣年间的官府没有承诺交子可以立即兑现,他们只是给予商人选择要铁钱还是要交子的权利而已。

从庆历年间川陕之间的交子发行—流通—回笼方式看,这些作为粮草采购货款的交子不是一般的流通货币,而是近似于汇票的财政票据,与唐代“飞钱”的性质几乎相同。既然设计了即时兑现机制,宋朝官方很可能认为贸易于川陕之间的商人不会长期持有这些交子。此种认识似乎与交子便民的通常看法不同。我想最具可能性的解释或许是这些交子作为财政票据使用,无法进入四川本地的流通领域。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看法,认为交子由兑现转为不兑现,特别是由新一界交子兑换旧交子,恰恰发生于此时。 即便如此,粮食采购中的交子的性质也仍然是财政票据。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交子务等官方机构动用哪些经费用于兑现?我想主要资金恐怕就是作为交子本钱的三十六万贯铁钱。前面的章节说过交子本钱“新旧相因”,不增加也不减少。假如所有售粮商人都来兑现交子,交子务显然没有支付六十万贯铁钱的能力,只能请其他机构帮忙筹措。这恐怕是论者反对用交子帮助陕西收购粮草的制度原因。虽说作为货款的交子数额大体与粮价及其溢价等值,可毕竟粮食被陕西消耗而没有作为“本钱”储备。这些交子“凭空”发行,又需要用“真金白银”兑现,四川官府怎么可能长久维持呢?

在臣僚屡次反对后,宋仁宗终止了川陕财政之间的交子流动。

3.

陕西交子

那么,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该从哪里补足呢?其实陕西自有其物产——盐。现在的山西运城在当时叫作解州,属于陕西地界。解州有一片面积非常大的盐湖,这片盐湖出产的盐供陕西乃至开封等地使用,为陕西军政带来了大量资金收入。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经费之中,盐利占到相当高的比例。

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也不是一帆风顺。粮草毕竟是稀缺物品,不仅作为整体的陕西急需,作为个体的各个州军也需要完成采购任务。受此影响,地方官府频频提高粮草的收购价,同时降低盐价以吸引商人至其辖区售粮。当这些商人拿着地方官府虚开的票据到开封,找到负责专卖事务的机构——榷货务要求提盐或兑现为现金时,榷货务的官员大惊,怎么花了这么多盐和钱才买到这么一点粮草?虚耗财政经费的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宋仁宗统治时期,陕西盐法经历了一次比较大的改革,中央支出的费用得以大幅减省,军需物资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在陕西本地解决。

图3-3 运城盐池(王申摄)

以盐利支撑军需开支的另一大问题是,盐的产量和需求是有限的,而军费膨胀则是无限的。即便通过提高盐价增加额外收入,价格也不可能超过一定程度。盐价过高,民众将少吃甚至不吃盐,还可以选择购买私盐。事实上从西夏境内流入的私盐一直令宋朝官员十分头疼。总之,单纯改革盐法其实无法解决经费收入和支出的矛盾。随着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宋廷还得寻找其他财源弥补亏空。

时间来到宋神宗统治时期。年轻的宋神宗崇尚“有为”,希望积极变革国家现状,在与同时代其他政权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他任用同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为宰相,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推行新政。在西夏策略方面,宋神宗和王安石积极争取周边少数民族的支持,让他们成为宋朝抗拒西夏的屏障。宋军在熙宁年间向西攻取唃厮啰政权,收复熙河地区并建立熙河路,以求威慑和孤立西夏,在宋、西夏竞争中占据优势。这场史称“熙河开边”的拓边活动扩展了北宋疆域,极大地提高了宋人的自信心,却又把国家财政拖入泥淖。无论备边、作战、交往还是巩固新土都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战争烧钱自不必说,哪怕在和平时期,新成立的熙河路也几乎没有造血能力,需要靠陕西其他地区长期大量输血才能维持。宋人自己明明白白地说,自从建立熙河路后,每年耗费日常经费四百万贯;熙宁七年(1074年)之后财政状况稍有改善,每年的日常经费减少为三百六十万贯。还有人指出熙河开边以来,陕西民众的生活日益困顿,朝廷财用日益消耗。原因正是熙河路的大部分财政花销仰赖陕西州军和朝廷拨款。

既然经费问题难以解决,不妨如借债一般把这个问题往后挪。不管后面能否较好地解决,总之先减轻现时的压力。可是在宋朝,官方向民间借债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闭上眼睛把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快速回忆一遍,是不是几乎想不到哪个王朝向老百姓借债的?公债是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在西欧从封建帝国演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但它引入中国是很晚近的事情了。王安石执政时的确推出了一项官民之间的借贷政策,只不过是由民众向官方借贷。这项政策名叫“青苗法”,即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将资金借给农民,农民在农作物成熟后连本带利归还官府。如果一边借钱给民众,一边又向民众借钱,成何体统?

于是,发行交子就成为不是借债却似借债的手段。宋廷的核心想法也很简单:我先按照军需的数量发行交子,这是当务之急,至于交子发行太多导致币值下跌,后续如何调整物价、回收交子,再说。不过熙宁年间的官府没有如天圣、庆历年间那样高度依赖调拨四川交子,而是参照四川制度直接在陕西独立发行交子。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四川交子算是第一次“制度输出”了。

熙宁四年(1071年),陕西正式独立发行交子。官府储备了一些本钱,没有打白条凭空发行,只是获得本钱的方式与向老百姓借债几乎没有区别。陕西转运司担心手中现钱不足,故发行交子换取民众手中的铜、铁钱,允诺三五年后返还。 所谓的本钱竟然是强制性地从老百姓手中“借”来的,而且还不似四川交子本钱那般“新旧相因”,这笔钱会被陕西转运司直接花掉。理论上这批陕西交子的总币值与“借”来的铜、铁钱的总币值一致,当地官府认为这种1∶1的交换可以保证交子币值。历史上类似的现象不少,结合陕西交子后续的命运和其他时代的类似事件,可知陕西转运司的政策至少埋下了以下五颗地雷。

第一,虽然本钱基本上只能用于彰显信心,并不能真正兑现,但如果连本钱都花掉了,有多少人还会不打折扣地信任交子的币值和效力?

第二,官府采用借钱发行交子的措施,民众不会怀疑官府的财政状况吗?如果大家认为财政缺口很大,有多少人相信三五年后陕西转运司真的会还钱?恐怕大部分人在政令下达的那一刻便知道自己的这些铜、铁钱将永远变为交子。

第三,三五年后民众集中要求兑现,转运司如何应对?钱都花出去了,该从哪里筹钱兑现呢?

第四,陕西交子难道不会多发吗?在朝廷决定“大有为”之时,超额发行交子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人人都可以预见。哪怕刚发行时交子币值等于面值,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币值下降只是时间问题。

第五,交子面额与铸币面额的差距相当巨大。陕西民众丧失大量小额铸币后,官府如何解决小额铸币不足的问题?如不能妥善解决,将对交子流通造成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

尽管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但如果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陕西转运司希望集中本地现钱用于军事活动而强制性地发行交子,有利于交子暂时成为日常流通货币,对推广交子、扩展交子职能有积极作用。

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即便宋廷清楚地知道陕西交子制度的缺陷,也很难有回旋的余地。陕西转运司是否足额、按期兑现,史书中没有明说,但此次交子发行活动仅历经数月便被叫停。

事实上,陕西转运司显然无法独自决定和军需物资采购有关的重大政策制度,宋神宗和王安石可能才是最终的拍板者。根据史料记载,熙宁四年发行交子遭到了老臣文彦博的强烈反对。文彦博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宋人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在宋仁宗天圣五年考中进士,此后长期任官,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在宋神宗在位时期已是影响力巨大的“三朝老臣”。不论他任何官职,是否在京任官,但凡文彦博发话,朝堂都会为之颤抖。这样的“大腕”发声反对交子,宋神宗与王安石无法轻飘飘地无视,必须做出解释,安抚人心。

宋神宗先发言,大意是推行交子乃不得已之事。如果素有法制、财用充足,自然不必如此。现在没能达到理想的状况,情况紧急,不得不这么做。

王安石则顺着皇帝的话接着往下阐释,成功地让文彦博无话可说。他先说诚如陛下所言,推行交子这件事是迫不得已的。紧接着话锋一转,建议宋神宗在财用不足、人才不出的情况下,对待边事要“静重”。静重是沉静端重的意思,以静重的态度对待边事,是指先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不要轻举妄动。王安石认为,如能沉静端重地对待边事,那么“夷狄”就不足为患,我们便有能力腾出手来改善内政。只要内政修成、人才济济、财力富强,我们就可以达成自己的目的。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王安石的这段说辞很是高明。先是与宋神宗一唱一和,大谈发行陕西交子出于无奈。随后劝告皇帝要真正实现战略目标,还是得依靠修炼内功。换言之,王安石当着宋神宗和文彦博的面表示本届政府早已做好了近期政策和远期规划,你文彦博提的这些事我们都了然于胸。只是情况紧急,皇帝和我都认为交子不得不发,否则没办法解决燃眉之急。这样一来,纵使文彦博心中还有千言万语,怕是也说不出口了。

熙宁七年春,中原大旱,饥民流离失所。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任江宁知府。中枢权力层的动荡对陕西交子也造成了影响。熙宁四年那种颇为激进和前卫的方式不再被高层选用。掌权者力图弥补缺陷,尽量让陕西交子能够平稳地运营下去,使其成为帮助宋廷弥补财政空洞的工具,而非引起新混乱的导火索。熙宁七年,中书门下(最高决策机构)提出在陕西发行一笔交子的建议,他们在写给皇帝的奏疏中谨慎地指出:

有臣僚上言乞复行交子,多云每年出钱可百万缗,此不知行交子之意。今若于陕西用交子,止当据官所有见钱之数印造。假如于边上入中万缗,却愿于某州军纳换,即须某州军纳换处有钱万缗,画时应副支给。如此则交子与钱行用无异。

这段奏疏十分重要,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我在此处只截取了与发行交子直接相关的部分,其他部分将在后文中出现。

这段话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中书门下的官员们批驳了其他臣僚的建议。那些人也提出在陕西重新发行交子的建议,认为每年可以因此多出百万贯经费。在中书门下看来,提出这种建议的官员根本不明白什么是交子、怎样推行交子。也许今天的学者专家在掌握多种更为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后,会告诉我们其实有办法不蓄本钱发行纸币,且流通顺畅。

不过中书门下的官员明显不这么看,他们在这段话的第二部分告诉皇帝必须以官府所拥有现钱的数量来印造陕西交子。随后举了一个例子:假设商人将一万贯现钱运送至边境获得交子,并表示愿意去某个州军兑换。那么这个州军兑换交子的地方必须准备好一万贯现钱可供人随时兑换。只有官府做好准备随时兑现,交子才会在流通中和现钱几乎没有差异。皇帝对此很满意,诏永兴路皮公弼、秦凤路熊本并兼提举推行本路交子,以知邠州宋迪提举永兴、秦凤两路推行交子,落实中书门下的意见。

这份奏疏反映出当时高级官员对交子的认识仍然保持在可兑现的阶段,将交子的功能定义为与“飞钱”差不多。换言之,他们觉得交子终归会重回现钱,只是在被人兑现之前可以作为与现钱一样的货币流通;对于本钱的看法也远较设计官营交子的四川官员保守,陕西交子的理想状况为100%本钱,而四川交子仅有28.65%。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四川交子与陕西交子的关系,可以得出二者性质不完全相同的结论。既然二者不完全一样,那么官员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运行机制自然是应有之义。

从熙宁七年中书门下的建议分析,此次发行的交子与熙宁四年发行的交子很不相同。表3-1简单对比了两次陕西交子的发行机制。

表3.1 两次陕西交子的发行机制对比

可见熙宁四年和七年两次发行的陕西交子,虽然都名为“交子”,但实在无法把二者视为一样的东西。即使仅从功能上看,前者主要作为日常流通货币,而后者则主要承担汇兑职能。熙宁七年交子可谓是天圣、庆历年间帮助陕西购买军需物资的那批交子的继承者,而熙宁四年交子似乎只是一个异类。此后的宋代历史中再也没有出现如熙宁四年交子一般向民众借钱作为本钱的纸币发行机制。又或许,宋朝丧失了一个将交子改造为公债,再经此走上资本主义之路的机会呢。

回头看,宋神宗和王安石回应文彦博的话不完全是虚言,宋廷在西北军费上的确陷入了长期困境。因此,即便熙宁七年中书门下以较为谨慎的态度发行交子,甚至要求准备100%的本钱用于兑现,依然无法阻止有关部门在实践中超发交子。“空券”成为当时舆论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其实官府超发交子也很容易理解,甚至有时即使官府没有主动超发,民众依然不容易即时兑现,因而造成了与超发十分类似的结果。

交子的发行量超过本钱数,自然属于超发现象。其中包含两种可能:第一,各地方官府按照要求储备本钱,但交子发行量过高;第二,交子发行量没有超过规定,但各地方官府没有储备足够数量的本钱,或以某种形式将本钱挪作他用。当然,最可能的现象是上述两种情况在实践当中同时发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几个问题。为某种纸币储备100%的本钱能否保证这种纸币必然顺利流通?即便官府将熙宁七年陕西交子作为“飞钱”使用,是否有必要仍然储备100%的本钱?100%的本钱储备是不是一种资源浪费?读到此处,想必各位心中都已有了明确的答案。

交子数量等于本钱数,也会出现类似于超发的现象。比如商人集中至某州要求兑现,数额超过了该州储备的本钱数。商人在该州碰了一鼻子灰,而其他州军门可罗雀、少人兑现。再如商人集中兑现的时间与各州军储备妥本钱的时间不一致,比如上半年兑现十分紧俏,而下半年兑现不用排队。所以,不只是总量,时间与空间都是影响陕西交子兑现的重要因素。只有十分老练的当地官吏才能在政策实施之间发现这些不安因素,政策的实际运行状况往往令那些朝堂之上的设计者颇感意外。

从这个意义上看,以金属货币作为价值基础的可兑现纸币,真的比没有金属货币支撑的不可兑现纸币更为可靠、更为稳定吗?纵观世界货币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宣称能够即时兑现而未能实现,是导致多种纸币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反而因人们早知某些纸币不能兑现,在流通中对其抱持其他的态度和认识;况且不兑现、没有金属货币支撑并不意味着某种纸币没有任何的价值支撑。

超发和兑现不畅,很快引起陕西交子币值下跌。距离边境线越近,交子的币值越低。许多商人凭借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交子币值下跌带来的商机,他们开始利用不同地区的交子差价赚取利润。这些投机行为立即被有关官员注意并上报朝廷。另一方面,四川每年依然拨出一部分交子交给陕西,供其购买军需物资。结果商人的投机行为竟使四川吃了大亏。据史书记载,商人在最西北的熙河路交纳四百五十文或五百文便能换得一张一贯面额的交子,他们获得交子之后来到四川境内,要求交子务按票面价足额兑现。 站在朝廷立场看,这些商人的行为属于浪费财政经费,而高层官员除了提议废除交子、斩草除根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是,交子能那么简单地废除吗?

从四川到陕西,我们看到了交子如何从一种地方票据进入国家财政领域,最终走上前台、大放光彩。皇帝和宰执大臣不再仅仅商议并拍板交子在四川境内的制度,而是认认真真地讨论究竟如何让交子在西北军务这一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中发挥作用。在税收所得不足以供养大军所需的情况下,如何从其他渠道获得并运送物资始终困扰着古代王朝。各个王朝使用的运送方式主要有两种,官府从货源地采购后自己运输,或官府在需求地采购而由商人运输。前者的好处是官府可以控制价格与整个采购和运输的流程;劣势是效率低下,采购价格看起来比较低,但七七八八的成本费用加起来并不见得比第二种方式低,甚至有可能高得多。什么人替官府运输呢?主要是被征派力役的民夫和被用较低酬劳雇佣的民工。如果官府给的压力太大,这批人可能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管控问题。因此,官府统管一切的方式看起来最能贯彻落实官方意图,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成本通常都比较大。真正特别完美的情况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后者的劣势是商人报价通常较高,且除非有高额利润或其他补偿的引诱,他们不愿意前往偏远、购买力较低的地区,因为无利可图。优势则是官府省心,只要准备好钱或其他的报偿,开好价码,就可以坐等收货了,采购和运输中的一切烦心事都由商人兜着,官府几乎不会涉及。因此,由商人运输的方式在宋朝十分流行,而且经受住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考验。当然在实践过程中,各种预料不到的问题也会出现,比如各地官府纷纷抬高价码争抢资源从而造成财政资源浪费,中央和地方官府想法不一,各自算计等。一些官员在此时便会上书,建议重新回到官府统管一切的路子上来。反过来,官府统管一切的方式出现严重问题时,另有官员上书请求让商人参与其中。两宋物资运送制度就在这两种方式之间“反复横跳”,当时的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所说的制度上的“路径依赖”。

那么,交子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帮助官府“准备好钱”是交子在国家财政中最大的价值。也许有朋友要问,交子本身就是钱,你为什么要说“帮助”,为什么要说“准备好”,仿佛交子不是钱似的?交子当然是钱,但它与最“扎实”的铜钱不一样,既可以作为流通货币,又可以作为需要兑现的汇票。总之,交子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帮助地方官府缓解财政经费不足的压力。具体而言,即便交子最后都必须兑现,地方官府用交子支付货款实质上延长了付款期限,给予官府更为宽裕的周转时间;况且一些商人不会选择立即兑现交子,而是用它作为轻便的流通货币。这是交子在时间上的作用。至于空间上的作用,则是将采购地点与兑现地点分开,免去了官府运输铜、铁钱等沉重的金属货币的烦劳,解决了采购地无钱而有钱之处无须大量采购的问题。

当然,如果官府选择超额印发交子,还能增加一笔收入。只是这笔额外收入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一旦交子不再被商人信任,整套以交子购买军需物资的体制便宣告破产。这显然得不偿失。北宋官方基本上在超额发行的上限“试探”。我们从史料里可以见到大量官员指出交子不可再多发的建议,还能读到关于交子贬值的记载。比如赵瞻认为:交子制度成立的根本在于有本钱,超额凭空印发交子,是欺骗民众的行为。 皮公弼说:交子可以用作飞钱,但如果没有积攒本钱,是不能凭空发行的。现在某些陕西州军冶铁数量非常丰富,应该大力铸钱一百万贯,作为今后发行交子的本钱。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命皮公弼主持陕西铸钱事宜。 随着宋廷在陕西和四川大规模发行交子,交子的币值亦一路走低。前文提及,有商人在陕西以四百五十文至五百文钱购买一贯交子,随后至四川要求按票面兑现。熙宁八年(1075年),宋神宗已了解到当时交子发行量太大,导致“价贱亏官”。 四川本地的交子币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宋神宗时,四川交子曾经达到“大坏,价贱不售,法几为废”的程度,后经交子务官员调整才有所改善。

无论是陕西还是四川,宋神宗统治时期的交子发行机制一定出现了不小的弊病,否则交子不至于贬值。毕竟这种轻薄的票据具有相当高的实用性,在推出之初受到商人的欢迎。古人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交子进入国家财政领域,被更多的领域和人员使用,被赋予更为重要的功能,自然是属于这种地方性纸币的荣耀时刻,可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更多的政策将左右它的命运,有更多的不知是否合适的场景将把它推向前台。一种原本设计精良、造福官民的制度,便会在无数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的捉弄下逐渐走样。

从史料的记载看,无论四川交子还是陕西交子,都兼具汇兑票据和流通手段两重性质。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制度变迁,四川交子的流通手段性质逐渐上升,这种票据日益“升级”为当地的流通货币。而陕西交子始终具有强烈的汇兑票据属性,官府发行它的目的便是调用多地资金支援某地采购。尽管陕西交子也可以作为流通手段,却只是它被兑现之前承担的临时性功能而已。如果流通手段是陕西交子的第一职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商人要求在短时间内兑现,也不会出现官府拿不出足够兑现的本钱,商人不再信任交子的情况了。

这说明,交子在国家财政中的发行流通机制与职能仍然有改变的空间,它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只是这种改变会去向何方,将使交子变得更好还是更糟,此时还无人知晓。

4.

潞州交子

除了走向陕西,交子制度还在王安石的授意下输出至北宋王朝的东北部——河东。熙宁二年(1069年)闰十一月,熙宁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经过仔细商议,宣布仿照成都交子制度在同样流通铁钱的河东地区发行交子,将交子务设置在潞州。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河东推行交子的理由,与四川人使用交子的理由完全一致:铁钱搬运过于不便,发行纸币可以减少成本、便于货币运输。

或许王安石和其他最高决策层的成员对于河东交子抱有很高的期许,认为它应该能如四川交子一般,在本地流通和国家财政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英明如王安石者同样不能事事顺心,宋代史书对于潞州交子的记载极为稀缺,因为它前后大约只行用了半年,潞州交子务便被罢废。原因也比较明确,潞州交子与河东地区原有的财政贸易模式不匹配。若河东官府改用交子购买商人的粮草,那么原本的支付工具便用不出去了。而河东交子的流通地域毕竟有限,商人无法在河东之外的地区花掉交子,只能把从本地赚到的钱留在本地,这无疑对于商人没有多少吸引力。换言之,河东地区的财政贸易循环排斥交子,潞州交子的短命便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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