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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失控的钱引

宋廷将交子翻新为钱引先后分为两次。第一次在上文提到的崇宁四年,第二次在两年后的大观元年(1107年)。四川交子就是在大观元年的翻新中被替换为钱引的。

1.

整容手术

从功能上实在看不出交子与钱引有什么不同之处。无论在四川内外,钱引似乎都只是交子的新面孔而已。而蔡京正是这场整容手术的主刀医生。

比如崇宁四年六月朝廷宣布发行钱引后,规定有关部门要按新的样式印刷钱引;原本负责交子事务的官吏全部归入一个叫作买钞所的官衙中,双方合并为一个部门,共同使用“榷货务买钞所”朱记; 旧有的交子务铜朱记不再使用,交给少府监做报废处理;“在京提举交子官印”原有印十一方,统一改用“提举钱引之印”这六个字作为印文;“在京交子务交子记”铜朱记十方,也一并改为“榷货务买钞所钱引记”这九个字。

上述机构改革政策看起来没有触及根本。印章和朱记的文字虽然有所改变,但数量和功能没有变化。而交子务并入榷货务买钞所后,在负责钱引的发行、回笼工作之余,恐怕与回购盐钞这一买钞所的核心功能联系密切。宋徽宗统治时期的买钞所设立于崇宁元年。商人持不同种类的盐钞来到买钞所要求翻换兑现,买钞所原本应该按照盐钞面额予以相应数额的现钱。但此时朝廷在盐钞发行领域“开闸放水”,造成盐钞发行量远远高于榷货务积存的现钱数额,故买钞所不再用现钱全额兑现盐钞,转而采用百分之几用现钱兑现,其余部分则用乳香、茶引、其他地区的盐钞、官吿、度牒甚至杂物折价兑换;某些地区的盐钞甚至只能折物而无法折现。不过,毕竟盐钞还有一定比例使用现钱兑现,交子务与买钞所合并的初衷可能正在于利用钱引解决榷货务现钱不足的问题。

看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也会意识到钱引即将因发行量太大而失控。这种堪称宿命的命运轮回,不是换个名字就能够简单消除的。根据记载,交子(钱引)的发行量于崇宁元年增加二百万贯,崇宁二年增加一千一百四十三万贯,崇宁四年增加五百七十万贯。这几年发行量特别多与宋朝发动了对西夏政权的战争密不可分。崇宁二年,在童贯的总指挥下,宋军夺回湟、鄯等州,又派人招降西夏监军仁多保忠和羌人部族。当年纸币发行量特别巨大,应该受此直接影响。

2.

钱引危机

钱引的发行除了受到决策者意志的影响,还因人事调动险些“中道崩殂”。蔡京与宋徽宗赵佶的“蜜月期”逐渐过去,加之前者强推当十钱引发社会风波等因素,蔡京继续稳坐相位的日子怕是不长了。更令宋徽宗和蔡京备感不安的是,崇宁五年正月,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颗明亮至极的超级大彗星,历史记载彗星在空中连续二十日被人观察到。崇宁五年的这颗彗星被当时世界多地的观测者记录下来,成为天文史上非常著名的奇观。据说后来多次出现的掠日彗星“克鲁兹族”彗星就是由崇宁五年的这颗大彗星分裂而来的。但彗星出现在宋人眼中不是什么值得研究的天象或令人惊喜的景观,而属于恶兆的一种。在“天人感应”观念和其他宗教观念的影响下,赵佶不禁有些恍惚: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老天才会显现此般异象?可他是天子,又岂会轻易出错?一定是“福建子”蔡京大动干戈式的改革劳民伤财,引起沸腾的民怨,才使朝廷落得被天罚的下场。话说回来,蔡京执政之后,反对者的抨击从未中断,这说明他的政策肯定也是有问题的嘛……

二月,蔡京罢相,退出权力中枢。接任他担任宰相者,正是那位认为福建是蔡京的老家才没有流通钱引的赵挺之。

赵挺之拜相的时间不长,他的才能在历代宰相中绝不算突出,因此没有留下多少事迹记载。不过,他的儿子赵明诚倒是北宋晚期的名人,以擅长金石之学著称。而赵明诚还有一位流芳百世的夫人,其名声远远超过自己的丈夫和贵为宰相的公公。这位杰出的女性便是著名词人李清照。

赵挺之在纸币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改动。

首先,废除钱引。尚书省向皇帝上书称钱引在“诸路行之不通,欲权罢印刷”,宰相赵挺之应该是背后的策动者。钱引取消后,朝廷用什么东西来填补票据和纸币的空洞呢?新任宰相提出的依然是老办法,用盐钞代替纸币。现在桌面上摆着两瓶毒药,红色的那瓶是超额发行纸币,蓝色的那瓶是超额发行盐钞。快要渴死的宋廷想不到其他的选择,只能挑一瓶看起来更加顺眼的饮鸩止渴。在我看来,两瓶毒药中还是红瓶子的毒性稍小些。钱引超发只影响货币领域;而一旦超发盐钞,盐和货币领域都会遭受极大冲击。而一旦专卖盐体系这根宋廷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轰然崩塌,国家财政这座大厦倾覆几乎只是时间问题。更何况,蔡京超额发行钱引并不表示他没有在盐钞销售和兑现上“动脑筋”。蔡京不断地在专卖领域玩手段折腾商人,例如变更管理办法,让已缴纳“全款”的商人在提领盐钞时再出一笔数额不小的“尾款”,否则无法提盐。因此,盐钞的运作状态也谈不上多好。赵挺之把希望寄托在盐钞身上并不是明智之举,从未担任过重要财政官员的他或许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是想推翻蔡京的政策而已。至于效果如何,先看看吧。毕竟等待和拖延都是政治中常用的手段。

最关键的问题是,新任宰相和尚书省没有想明白究竟如何处理已发行的钱引。他们给出的方案十分粗暴:官府手中的钱引用解盐钞替换;民众手中的钱引可以贸易流通,官府则引导民众去买钞所出售钱引,买钞所按与回购盐钞相同的各品类支付比例回收钱引。我想,买钞所恐怕是这一政策最大的反对者。既要回购盐钞,又要回购钱引,他们哪里有这样多的本钱?如果朝廷真能拨付相应的回收本钱,还需要买钞所费尽心思地回购吗?因此赵挺之废除钱引以及经由买钞所回购钱引的政策从原理上看无法成立。不过还算好,赵挺之废除钱引的政策未能持续,我将在下文中说明后续。

我们先来看他在货币领域的第二个大动作:发行小钞。

不破不立、有得有失,废除了一样纸币,再发行一种纸币,赵挺之似乎挺明白中和之道。从发行小钞一事来看,此人恐怕并不反感纸币,至少也清楚纸币的功用,而只是不想使用蔡京发行的纸币。小钞说小也不小,面额从一百文至一贯(一说十贯),分为若干等。熙宁以后,交子面额不过五百文和一贯两种。既然面额也包括一贯,小钞之“小”可谓名不副实,无非是比钱引多了几种面额而已。为什么发行小钞?显然,赵挺之希望用小钞取代及回收被众人诟病已久的当十钱,从而再消灭一项蔡京主导的财政举措。

小钞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主要矛盾有两点。首先,不管如何包装,小钞还是纸币。钱引超发在前,小钞回收虚值货币当十钱在后,如何轻易取信于民?其次,面额是个大问题。据史料记载,有关部门嫌麻烦不想印发小面额小钞,而只给一贯面额的了事。普通民众得到之后,很难在日常交易中使用。这对于小钞的推广无疑十分不利。史书中对于小钞的正面记载因而极为罕见。

3.

钱引归来

一年后的大观元年(1107年),赵挺之罢相,不久病逝。蔡京卷土重来,第二次登上相位。与赵挺之一样,他也将前任的政策一并罢废,试图恢复大钱和钱引。

钱引随着蔡京复相“置之死地而后生”,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这一次蔡京不只是回归老套路,在广大的北方地区推行交子,他还要把钱引带进交子的发源地——四川。五月,四川交子正式改称钱引,成都交子务也改名为钱引务。成都转运司官员认为崇宁年间开封交子务并入榷货务买钞所后立即大费周章地变更印章意义不大,反而徒增民众的疑虑,故向皇帝申请将第四十三界交子延用交子之名和旧的印章,从第四十四界起再改称钱引。

有学者认为,崇宁四年钱引与此次大观元年发行的钱引性质不同。前者使用于替代盐钞的票据,而后者则是交子真正的继承者,属于纸币。不过根据我们在前文的论述,其实交子的性质也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说兼具汇兑票据和流通手段的性质,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景下某种性质占据主导而已。另有学者指出,用所谓代替盐钞票据的“钱引”之名冠以四川交子头上,本身就暗含着宋廷要提升交子财政功能的意图。这点也很好理解,铜铁钱、纸币等宋代主要的流通货币,以及银锭,大都是官府发行或在官府的主导与监管下发行的。官府为什么要发行货币?当然不是为了润滑经济,而是有相应的财政目的。更具体地讲,宋代官府在某时某地某场景中选择发行哪一种货币,发行多少,都是有特定目的或者说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我反复强调北宋西北财政中盐钞和交子的关系,就是为了通过一个典型例证,向大家提示宋代官府如何以财政目的决定货币发行。

钱引虽然复活了,官司虽然也改名钱引务,但小小的纸币要真正以“钱引”的名义大显身手似乎还需耐心等待,毕竟第四十四界不会立即发行。

可四川等地的民众坐不住了,他们觉得把交子改名为钱引换汤不换药,而且正是蔡京翻云覆雨掩饰国家财力空虚的手段。事实上,他们的感觉十分正确。钱引(交子)的发行量在大观元年又增加了五百五十四万贯。多年积累下来的恶果导致钱引(交子)换界时只能以4∶1的比价兑换为新一界,即一张一贯面额的旧界纸币只能按新一界二百五十文计算。面对不利局面,皇帝和宰相没有公开反思自己政策的合理性,反思纸币发行量究竟是否合适,反而斥责有关部门“奉法不谨,纵民减价。慢令失职,莫此为甚” ,这真是岂有此理。将纸币贬值归结于有关部门玩忽职守,纵容民众擅自减价使用的说法,很显然丝毫不顾经济规律,仿佛纸币也应该是完全受行政命令控制的“顺民”。

四川交子尚能维持面额一贯实际值二百五十文左右,而陕西、河东两地的一贯面额交子的币值竟只剩下五十、七十文,贬值率令人咋舌。陕西、河东的交子持有者纷纷涌入四川要求兑换手中的交子。史书记载随着境外交子大量、快速流入,四川纸币有壅遏之弊,而从陕西、河东过来的民众则有路途之艰。豪强之家做起了中介生意,他们从平民手中收购交子,统一运送至四川兑现,从而赚取巨额差价。朝廷听闻此事,宣布恢复永兴军钱引务的建制,集中负责收兑陕西、河东交子事宜; 还规定民间金额超过十贯的交易,必须使用现钱和钱引各50%的比例。 遥想交子初生和刚被收归官营时,它在大额、长途贸易中大显身手、风生水起,而今竟然落到这般田地,甚至需要官方强令才能部分回归自己原先的“主战场”。我想这份强调现钱与钱引“五五开”的诏令效果必然不佳,因为用什么货币支付、接受什么货币涉及实打实的利益。官府既然拿不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试图依靠超经济强制力粗暴解决问题,那就不要怪民众执行不到位。事实上钱引(交子)的币值继续下跌,宋廷的“救市”政策收效甚微。

大观二年八月,一位名叫张持(一说张特)的四川官员站了出来,向朝廷毛遂自荐,声称现在钱引一贯仅价值十分之一,如果消灭发行——回笼中的弊病,则可以让币值涨至八百文,且让钱引在货币流通领域站得住脚。他具体提出的设想是:

盖必官司收受无难,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

与许多官员强调储存本钱,甚至储存100%全额本钱不同,张持的方案全然不涉及本钱,足见他并不觉得本钱是决定钱引成败的关键因素。他的焦点集中在流通领域,强调官府和民间应该如何运用钱引。官府作为钱引的发行者和最主要的使用者,如果都不信任钱引,都不愿意在财政活动中按相对高的币值接受钱引,民众又怎会安心使用钱引呢?因此,张持方案中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设想是“官司收受无难”,把提升钱引币值的责任主动拢到官府身上。随后,他指出官府内部的拨款全用钱引而不再给现钱,最多根据具体情况酌情使用10% ~ 20%的现钱。此外则是要求钱引在公私领域任意使用,任何人不得强索或压价,制定严厉的法规惩戒违反规定者。

朝廷觉得张持的说法很有意思,听起来可以在钱引发行量很大、本钱不足的现状下一举扭转颓势,于是将他从威州知州的职位上升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主持四川钱引的发行工作。一纸调令让张持走上了“人生巅峰”。一方面他可以在合适的官衙实践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则是从偏远的威州来到西南大都会成都。张持的说法很容易引起今人共鸣,因为现代信用纸币的运作机制包含了他提出的观点。不过,让宋人接受这个观点可不容易。哪怕到元、明甚至晚清时期,许多官员和文士依然认为本钱是纸币的根基,100%本钱说仍旧有市场。这里必须厚今薄古一把。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货币金融学、财政学,他们对于纸币流通机制的理解肯定比不上今人。当然,能否直接拿着今天的理论和结论去解读古代纸币是另一回事。古代官员因其教育背景,懂钱谷的少,懂钱谷背后机制者更少,在懂行的基础上还能提出改革意见的更是凤毛麟角。宰相和大部分财政领域的高官其实不懂财政,而在相关领域做事的技术官僚一方面重实务轻理论,另一方面上升通道又十分有限。因此,我们在史料中看到许多官员对财政、货币问题侃侃而谈,他们的观点实则未必足取,甚至不及先秦秦汉时期定型的《管子》。只有极少数官员具有较高的财政、货币素养,还有难得的机会将他们的聪明才智挥洒于相关领域。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次财政、货币大变化,同这些官员密不可分。

张持的理解显然有不到位的地方。他的解决方案原理大致正确,可忽略了最关键的因素——钱引超发实在是太多了,数量远远超过了日常的交易流通需求。官府通过财政采购投放的大量钱引,根本没有渠道消化。此时即便官府愿意按照钱引面额收款,也只会被人当作“冤大头”在暗地里嘲笑而已。而官府若要按钱引面额支出,仍然无人接受。倘若真的对不接受者施加严刑峻法,那么与官府做生意的商人将会越来越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们不知道张持最初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向朝廷陈奏自己的钱引改革方案,也许是针砭时弊,也许是自认为颇有心得,也许是谋求加官晋爵。但无论目的如何,张持未能做出一番成就便黯然“下课”。他的设计未能奏效,钱引币值持续下跌,甚至跌到“不可用”的程度。最终绝招被无奈祭出:在新制钱引上加盖新印章和押字交给各级官吏使用,已发行而没有加盖新印章、新押字的统统废弃不用, 这显然是穷途末路时的孤注一掷。即便情况好转,也必然触怒众人;若情况无甚变化,张持定当身败名裂。大观四年正月,“前知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张持被送去偏远地区做不重要的监当官。原因是同僚弹奏他持论欺诞,也就是认为张持有意蒙骗他人、胡说八道、异想天开,还说他随心所欲地变更钱引制度。

此后,没有第二个敢于设计新制度的张持站出来。钱引之弊,似乎无人能救了。钱引的命运,是否即将抵达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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