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徽宗和蔡京的操弄下,交子(钱引)的命运岌岌可危。这时,一位力挽狂澜的官员出现了。
这位官员名叫张商英。
张商英是四川蜀州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考中进士在官场出道,时间比蔡京稍早几年。宋英宗的统治过于短暂,张商英真正获得赏识和官声是在宋神宗在位的熙宁年间。在那个年头,想要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基本都是乘着王安石变法的东风,有人扶摇直上,有人稳扎稳打。张商英原本应该属于后者。他首先回到家乡四川,担任达州通川县主簿。通川县位于比较偏远的地区,虽然是达州治所之所在,可在全国范围看当然不是什么经济百强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官员要在此地任上干出一番成就并不容易。张商英却抓住机会,做出了一桩政绩。史书记载他长身伟然、姿采如玉、气质不凡,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当时渝州的少数民族叛乱,众人一时间束手无策,而张商英竟然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劝降了叛乱者的首领。这是他初次崭露头角,被授予南川知县。
南川知县任本应按部就班地积累年资、到期升迁,可决定他今后官场走向的贵人——章惇,竟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点名要见张商英。不知您是否对上一章的内容还有印象,章惇就是那位与宋哲宗皇太后力争皇位继承人并惨遭失败的宰相。从得意到失意,变化相当快。而对于张商英而言,从平淡到得意,也可谓意想不到。那时章惇来到夔州路担任高官,动辄调笑侮辱州县官吏,没有人敢同他说话。当地官僚想起张商英仪表和谈吐不凡,觉得此人或许能压一压章惇的嚣张气焰,于是把他叫过来,等待时机与章惇见面。
说来也巧,过了几日章惇正好问起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人才,下面的官员借机“不怀好意地”引介张商英。章惇便邀请这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起吃饭。只见张商英身着当时文人着装中最时髦的道袍,拱手高举作长揖后泰然就座,姿态风度与平日里那些战战兢兢的官员可谓有天壤之别。章惇随意地提起话题,张商英侃侃而谈,其真知灼见闪耀着光芒。章惇竟觉得眼前这位年轻人的某些见识在自己之上,大喜过望,遂引为上宾。
过了一段时间,章惇离任回京。他没有忘记那位偏僻小县的知县,找了机会向大权在握的王安石极力推荐,说自己寻得一位优秀的年轻人,或可成为变法的得力干将。当时的王安石苦于朝中净是反对之声,环顾四周,可为己所用之人绝少。他的脑中或许快速思索了一番:虽然此人无甚名气,但既然通过了章惇的考察,也许真的能成为我的好助手,不妨先调到身边观察一段时间。便叫张商英赴京见他,提拔张商英担任中书礼房检正公事,又擢升监察御史,将其视为推行新法的得力干将。张商英从偏远小地的县官一跃成为参与国家高层政务的“京官”。
张商英在随后的岁月中也是随着诡谲的政治气氛几经沉浮。比如崇宁之初,他与蔡京关系不错,可随后二人政见上的差异逐渐暴露出来,外加御史弹奏张商英政治立场反复不定,他遂被贬出京城,先后辗转多处担任知州。
大观四年,蔡京再次被罢相,张商英则以知杭州的身份获得了一次过阙面见宋徽宗的机会。他向皇帝陈奏,说宋神宗修建法度的宗旨在于去大害、兴大利。如果大家能够一一做到,当然是最好的;只要不失神宗皇帝的宗旨,假如政策有弊病就要即时变法。宋徽宗对于这个回答应该是满意的,而其实换成任何一个想要“进步”的官员都会做出类似的套语式表态,因此张商英的说法当然谈不上高明。
可是没过多久,皇帝竟然钦定张商英做宰相。决定性的理由是那个空泛的表态吗?恐怕不是。史书给予了我们另一种颇有道理的解释。原来,蔡京执政早已引起不满,大家觉得张商英能够分辨出现行政策中哪些是善政、哪些是恶政,认为他有贤能。考虑到张商英的人望,宋徽宗才将他放到宰相的位置上。
也许崇信道教的皇帝一开始对任用张商英未必很放心。说来也巧,当时久旱,彗星高挂于天。而就在任命完新宰相的傍晚,彗星消失;第二天,久旱逢甘霖。宋徽宗大喜过望,觉得自己更换宰相顺应了天意,还亲笔写下“商霖”二字赠送给张商英。
执政后的张商英确实分得清楚轻重缓急,没有如赵挺之那般全盘推翻蔡京的政策。从王安石与司马光、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开始,宋代中后期的政策随着人事变动经常反转颠覆。在货币领域,张商英面对的主要问题还是当十钱与钱引的乱象。这两样东西的确为朝廷赚了不少钱,引发的社会后果却十分严重。在当时的财政条件下,贸然废除钱引很不明智。钱引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与作用,宋廷通过增发钱引赢得了许多超额财政收入。赵挺之倒是轻易地废除交子,可还是不得不顺应官私需求创造出换汤不换药、流通状况更为糟糕的小钞。这让他的货币改革失去本意、毫无价值。张商英则坚定采用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界交子(钱引)不再收兑,第四十四界钱引按照天圣旧额发行的办法。
其实宣布与落实不再收兑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界交子(钱引)极其需要魄力,我相信不理解、咒骂执政者的人数绝不会少。这三界交子(钱引)虽然严重贬值,但持有者仍然不少。当朝廷真的宣布它们即将自然死亡时,持有者的利益自然受损。这项政令牺牲了三界交子拥有者的利益,去换取钱引的新生命。从朝廷的角度看,这是“壮士断腕”;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这是朝廷的掠夺。如果我是宋人,我可能在朝廷几次三番变更政策后不再相信交子(钱引)。即便官方明确说不再收兑前三界交子(钱引),第四十四界恢复天圣制度重新开始,我对于他们能否说到做到、钱引制度能否保持稳定仍然抱有重重疑虑。特别是三界交子(钱引)虽然在市场交易中贬值,可官府毕竟从未正式承认,现在竟然还公开宣布不再按常规流程换界,人们又怎么敢再用钱引代表自己的财富呢?
宋人到底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现存史料中几无三界交子持有者的血泪故事,倒是直言第四十四界钱引发行之后,钱引的币值逐渐稳定,四川的纸币流通领域恢复了往日欣欣向荣的局面。宋廷的纸币政策在一夜之间仿佛回到了八十多年前:第四十四界钱引的初始发行量重回天圣年间定下的一百二十五万余贯;本钱亦储存得当,数额甚至比当初定下的三十六万贯更多,达到了五十万贯。 从第四十四界钱引算起直至北宋灭亡,每界钱引的发行量都没有提高。也就是说,张商英力主的保持发行量稳定的政策,奠定了此后北宋四川钱引的基本格局。
张商英本人对改变钱引命运一事大概比较得意。宣和年间,已经从行政岗位退下来的他精心整理了自己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定稿后将要上奏皇帝。史书没有保存原文,而是将相关文字概括为“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这一记载影响了当代历史学家如何建立张商英改革与钱引流通秩序恢复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稍稍聊些关于宋徽宗的题外话。
赵挺之、张商英先后大幅调整货币政策,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当然是知情的。以往人们总是说宋徽宗与蔡京如何勾结起来祸国殃民,那么为什么皇帝曾数次将蔡京从宰相之位上罢黜,同时任由现任宰相大幅变动政策呢?比如将钱引的发行量恢复至天圣时期的数额,很显然大幅减少了财政收入,甚至还要付出相当高的整治成本。据《宋史》记载,卸任成都知府的席旦来到开封面见赵佶时直截了当地报告:“蜀地原本用铁钱。因铁钱难以运输,所以官府暂时发行了纸币。可是有关部门为了牟利,竟然越发越多,造成民众不再相信朝廷的纸币制度。”皇帝回答说:“我为你减少了数百万增发的虚券,又另外下拨了一笔本钱,这样是否足够?”话说到这个份上,席旦自然得表示皇恩浩荡:“陛下向偏远地区的民众施以恩惠,不吝惜巨额经费以挽救弊法,此乃上古圣王的用心。”
同意蔡京捞钱的是赵佶,亏钱救弊的也是赵佶,何也?我想从钱引政策变化的事例中至少可以得到两个认识。
第一,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言,宋徽宗与蔡京是某种扭曲的企业家和高管的关系、老板和打工人的关系,绝不同于宋神宗和王安石、宋哲宗与司马光那样既是君臣又是学生老师的相处模式。宋徽宗决定用不用蔡京几乎没有心理负担,最多只需处理起用蔡京时的舆论压力而已;蔡京面对皇帝的决策也不敢有怨言,相反必须尽力讨好皇帝以求在宰相之位上多待些时日。每一次黜落再起用都会让蔡京对皇帝更为“忠心耿耿”。
第二,宋徽宗恐怕不是传统历史叙述中那位只懂艺术、不理朝政的昏君。如果把昏君定义为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的君主,赵佶大概无法归于其中。他其实什么都懂,而且至少在某些时候想要有所作为。赵佶担任皇帝时做成了几件大事:一是任用童贯、种师道等人取得了对西夏战争的大捷;二是任用蔡京改革学校教育制度,增加各级学校的数量,提高地方教育普及程度;三是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尽管蔡京的相关政策饱受诟病。这三件事既是当时政坛的头等大事,又是宋神宗、王安石政策框架的延续。宋徽宗虽然做了不少荒淫无道、劳民伤财之事,但大政方针其实没有违背他即位时打出的继承宋神宗遗志的旗号。因此,宋徽宗做出的决策都是昏庸、误国的吗?显然不是。我想他很清楚蔡京所作所为的政治意图,也明白什么政策有利于国家,什么政策是劳民伤财的。当然,明白不等于一定会选择更有利于国家的决策;即便选择了,结果也未必如愿。以交子(钱引)政策为例,前几次听任蔡京滥发纸币的赵佶,在贬斥张商英并又一次请回蔡京之后,却再也没有改变相关制度。此外,他对于当十钱的态度也十分暧昧,远不如蔡京坚定。假如他真的与蔡京是一丘之貉,为何又会同意赵挺之、张商英等人大变蔡京主导的各项政策呢?
我想,宋徽宗定然有自己的考虑。只是后人编纂的史书甚少保留决策过程,削减记录正确决策的笔墨,还强调了某些错误决策荒诞的一面。北宋亡在他和宋钦宗手里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但他既不是英明神武的明君,也不是彻头彻尾的昏君。现在已有学者注意到存世史料记载的局限性,从史料编纂等层面探寻存世史料的形成过程和编纂者的写作意图,试图发掘宋徽宗更多的历史面貌。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至少宋徽宗任用张商英改革,的的确确扭转了钱引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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