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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引在南宋

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军攻陷北宋都城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以及一大批宗室成员和朝臣,盛极一时的北宋王朝宣告灭亡。据说北宋灭亡之前府库极为充盈,国家财政实力达到了整个北宋的高峰,无怪乎有人说北宋是“突然死亡”。

北宋灭亡不代表无人抵抗,赵构称帝,各地的抗金活动风起云涌。战争的阴霾自然笼罩在四川大地之上。随着西北地区的渐次丢失,川陕边界竟成了宋金西北对峙的前线。大量军队驻扎于四川,庞大的军需开支落在了四川官府和四川民众的头上。如果说北宋四川的财政供输基调是支援陕西,那么南宋四川则以保障本地的军需开支为首要任务。颇为令人唏嘘的是,随着陕西大部分地区丢失,北宋时期陕西的经济命脉解盐,在南宋竟成为被打击的私盐。四川与陕西之间曾经繁忙的商贸活动,受政权更迭影响而几近终止。

图5-1 宋高宗赵构画像

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南宋的国家财政体制也因战争有所变化,南宋四川经济的独立性要高于北宋四川和北宋陕西。原来,由于国土丧失,南宋的国境线来到了长江—淮河一线。与敌对临近政权接壤之处多于北宋,使南宋朝廷需要更为分散地驻扎军队,同时必须想办法解决供军财政这一难题。南宋朝廷想到的办法是,将全国分为若干块由总领所统辖的区域,每个区域包含若干路,这些路的大部分财政收入由总领所统筹分配,从而尽量实现各个区域自给自足的效果。总领所以地域名称作为称呼,统辖范围一目了然。四大总领所被先后设立,从东往西分别是淮东总领所、淮西总领所、湖广总领所和四川总领所。

四川总领所在四大总领所中独立性最强。宋人自己分析说:其他三个总领所掌管的财政资源都有定额,若遇军费不够则上报朝廷,把难题交到朝堂。而四川距离临安朝廷最远,货币又不相同,总领在和平年代能够以更高的独立性掌控财政大权。可一旦有事需要额外筹集军费时,朝廷也“不问”。 因此,四川官员几乎从南宋建立之初的建炎年间(1127—1130年)起就开始利用盐、酒、茶等多种财政资源筹集军费,可以说能用上的都用上了。然而有学者总结南宋四川的财政状况后发现,财政赋入从绍兴年间起已有竭泽之势,此后甚至有所减少,而支出却与日俱增,收支之间的不平衡愈演愈烈。

怎么办?增印纸钞这个老办法很自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为了筹集军费,南宋人没能守住张商英等人建立的钱引流通格局,从建炎二年起就开始增发钱引。南宋在建炎、绍兴年间先后十数次增发钱引,每次增发量在数十万至数百万贯不等。此后直至南宋灭亡,钱引发行量的变化均与四川是否遭遇战事有关。若要打仗,则钱引发行量高些;若暂时和平,则钱引数量保持平稳。问题是,南宋人几乎没有下调过钱引发行量,仍然大体按照两年发行一界、收回一界的方式运作,这就造成钱引的流通数量越来越多,直至南宋晚期的天文数字。

出乎意料的是,钱引币值并未直接伴随发行量增加而下跌,至少在南宋前期有一个发行量大增而币值相对平稳的阶段。我们来看一则涉及宋高宗绍兴年间的记载。

绍兴前期,赵开被任命总领四川财赋。他的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采购军粮,因此大量发行了钱引。在无法以常规税赋填补的财政缺口面前,谁也没有办法、没有理由阻止赵开的政策。据统计,赵开在任期间曾经多次大规模印发钱引,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可是“人亦未始厌其多” ,钱引的币值也没有太大波动。以赵开的政绩为例,钱引币值相对平稳的原因可能是:流通领域对钱引的需求尚未饱和。

经过北宋晚期的整顿,钱引的流通数量大幅下降。整顿的好处是钱引升值,提高了人们对于钱引币值的信心,但坏处则是许多原本流通钱引的领域一下子失去了流通手段,陷入无“钱”可用,必须另寻货币替代的窘境。南宋新发行的钱引填补了这些领域的空缺。既然人们还渴求更多纸币,官府增加钱引发行量以回应民众的需求,自然不会导致钱引贬值。比如绍兴三年,赵开以钱引没有流通于夔路为理由,增印钱引一百五十万贯;当年十月再次增印二百万贯用于和籴。 又如绍兴末年,四川总领王之望推动钱引流通于南宋控制之下的陕西州军。据说钱引在当地顺利流通,诸军更愿意以钱引作为军俸,银、绢的需求量随之下降。王之望称之为“极为公私之利” 。在当时四川的主政者眼中,货币领域还有不少空间可供钱引流通。总体来看,钱引在南宋四川财政货币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大,使得财政领域可容纳的钱引数量增多。此外,主政者还利用财政活动,提升了钱引的流通性;通过推行法令,稳定钱引币值。这些举措与北宋官员推行的政策差别不大,故不再赘述了。上面的例证提示我们,货币发行量与币值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间的正反比关系不一定总是成立。

南宋四川官府也采取了诸多手段主动地调节钱引币值。主要手段有以下两种。

首先,利用铁钱、金银、官告、度牒等秤提钱引。秤提又名称提,是宋人用其他货币、物品回收纸币,以减少纸币流通量,提升纸币币值的手段。上述四种物品是宋人秤提纸币最常用的工具。铁钱、金银无须再做解释;官告是任官的委任书;度牒是祠部发放给僧人的身份凭证。官告的作用自不必说,它使购买者在社会身份和赋役上都享有一定特权;“持证上岗”的僧人或道士在宋朝拥有免去部分赋役的待遇,因此许多有钱人会购买度牒以备不时之需。尽管钱引(交子)早已成为不兑现纸币,即持有者无法持钱引(交子)到有关部门要求兑现为铁钱,但这并不表示官府不会利用其他货币和实物通过市场领域调节纸币币值。事实上,官府投入秤提的物品数量甚巨,每次秤提都能够在一定区域范围和一定时间范围之内提高钱引的币值。

其次,长期维持按期兑界的制度。我在前文提到,宋代官府取消纸币兑界制度通常与纸币发行陷入困境直接相关。反过来,兑界制度被执行得越久,便表示纸币流通秩序相对较好的时段越长。南宋官府宁愿屡次增加钱引发行量,也不轻易打破兑界年份,延长一界钱引的流通时间,足以见得稳定的兑界制度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前文提及北宋时交子(钱引)已是两界并行,直到南宋“开禧北伐”后,四川军费吃紧,钱引改为三界并行,既有的兑界制度才由此被打破。此后,官府不仅凭空使流通中的钱引增加一界,还经常在钱引到期时宣布延期使用。到了南宋晚期的淳祐九年(1249年),钱引被更改为十年一界。南宋政权此时已是内外交困。

南宋末期,钱引发行量过多、兑界制度失灵,自然导致币值一落千丈。老态龙钟的钱引在迎来第九十九界之后,人们建议不要发行第一百界,而重新从第一界计数。可是“行之未久,而蜀遂大坏”。与此同时,四川的军事长官开始兼领负责财政的总领所长官,集军权与财权于一身。钱引发行再也无人、无官司制衡,一切以满足军需为纲。

这次的打击比蔡京执政时期要深重得多。承接第九十九界钱引发行的第一、二、三料 ,总计数亿贯之巨。一方面,财政开支增加导致发行数量变多;另一方面,钱引贬值又导致官府不得不投放更为惊人的数额。短短数年间,第一料钱引的贬值幅度已让官府颇为难堪,他们随即宣布第三料与第一料的比价为1∶5。此举对于挽救钱引币值几乎无效。很快,官府选择另起炉灶,发行一种名为“银会子”的新型纸币。新纸币与第一料钱引的比价为1∶100。银会子仍以铁钱的单位“贯”来计算,令人怀疑它与白银是否形成了有效的、事实上的联系。这种加上贵金属之名,给人一种“洗心革面”的态势,宋人也在与金银并无关联的纸币“金银见钱关子”上使用过。银会子的发行量亦毫无节制,两年之间共造二千八百余万贯,折计第一料钱引超过二十八亿贯。四川纸币无疑距离灭亡的深渊越来越近了。

宝祐四年(1256年),临安朝廷宣布停止发行钱引和银会子,银会子暂存而钱引停用;同时将四川纸币的发行权收归中央,仿照第十八界东南会子的样式推出又一款新纸币——四川会子。至此,交子及其继承者钱引彻底走完了二百余年的流通历程。

伤感的话语不必说。任何事物都不会长久存在,从诞生到消亡本就是极为正常的过程。我们也无须替宋人觉得伤感或遗憾。宋人自己觉得钱引灭亡遗憾吗?恰恰是宋人日积月累的操作,一手埋葬了钱引;在钱引不堪大用后,他们又立即找寻和设计新的工具解决财政难题。身处多事之际,谁又会为了一张薄薄的楮皮纸伤春悲秋呢?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如果把交子的流通历程比作人的生命,我想它先是年少成名、意气风发,成就可谓为天下人之先;随后一招不慎险些满盘皆输,幸得贵人相助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欲在国家大事中建功立业,却未曾想大舞台亦暗藏着大危机,人前风光百般好,人后辛酸谁知晓;看尽人间冷暖、世事变幻,生命的历程跟随历史的行程起起落落;晚年时国家衰败,自己岂能在刀光剑影之下独善其身?

总之,交子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足够灿烂,足以让千年之后的人们牢牢记住它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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