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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钱引的样式

钱引究竟长什么样子?很遗憾,由于没有钱引或钱引印版、印章存世,确切的答案目前无人知晓,只能等待考古发现让其重见天日。 现在能见到的几种宋代纸币印版,种类包括交子、会子、金银见钱关子,但就是没有钱引。更何况这些所谓宋代纸币印版的真实性也饱受质疑。

幸运的是,明代曹学佺编纂的《蜀中广记》保留了关于钱引形制的文字记载和示意图。我们由此能从这些珍贵的记载中大致窥知钱引的部分面貌。

图5-2 传南宋“行在会子库一贯文”纸币钞版(王申摄)

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先是文字记载。《蜀中广记》引用元朝人费著《楮币谱》的说法,指出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交子务改为钱引务之后,有关部门为印造钱引新铸了六种印版,分别是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这四种印用黑色;青面,用蓝色;红团,用红色。六种印版都有花纹作为装饰,红团印和背印还刻有不同的故事。 故事,顾名思义是过去的事。这里的故事当然不是给小朋友读的睡前故事,而是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之类时人大都熟悉,又方便辨认图样意义的事件。

其次是示意图。《蜀中广记》保留了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的示意图。这几界钱引虽然在南宋高宗绍兴至孝宗淳熙年间发行,不过看起来与文字记载中大观元年的形制基本吻合。从现存的史料记载看,钱引的形制始终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让我们来逐项分析《蜀中广记》中的钱引示意图。在第七十至七十九界钱引的示意图之外,《蜀中广记》还有两幅完全一致的总示意图,一幅位于整套示意图之首,另一幅则位于第七十六与七十七界之间。为什么要制作两幅示意图,且第二幅既不在最前又不在最末,而是诡异地插入不同界分之间,我不知道确切原因。或许因为这几幅示意图位于卷中,而刊刻这几幅示意图的刻工与刊刻后文者又并非同一人,也许二人分头刊刻没有沟通,也许涉及按叶结算工费的问题,总之不方便出现落单的空白页。因此刻工只能多刻一次总示意图,从而填满书叶。

此处我本应向各位展示明刻本《蜀中广记》。很遗憾,因为版权问题而不得不作罢。退而求其次,这里向各位展示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抄本。该抄本对刻本的“复制”可谓极其精细,连每叶中缝的刻工姓名都摹写下来,大体可见明刻本的风采。

从总示意图看,钱引的形制从上到下分为九个部分,分别是:一、“界分”;二、“年号”;三、“贴头五行料例”;四、“敕字花纹印”;五、“青面花纹印”;六、“红团故事印”;七、“年限花纹印”;八、一贯或五百文“故事背印”;九、“书放额数”。而同书文字记载则仅包括六印:敕字、大料例、年限、背印、青面、红团。示意图包括文字记载的六个部分,在钱引的上方多出了“界分”与“年号”,在下方多出了“书放额数”,总共三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正式的钱引中很可能没有“界分”“年号”“书放额数”这三个部分,此处仅是曹学佺、费著为了在书中区分及说明各界钱引的发行状况所做的标注。首先,钱引每界的发行量应属机密,秘不示人。我们今天因能接触到记载高层政务的历史文献,才大体知晓钱引等纸币的发行量,这不代表普通的宋人也能获得相关信息。恰恰相反,除了特殊情况,如为了稳定公众信心而公开宣布第四十四界钱引恢复天圣旧额,宋廷不太可能高调公布钱引发行量,更不会在每张钱引上明确标注。否则,商人和民众很可能根据发行量自发地调节钱引购买力,这将导致宋廷增发钱引的策略收效甚微。综观其他中国古代纸币,也几乎没有直接公开标明发行数量的例子。

图5-3 《蜀中广记》中的钱引示意

注:日本内阁文库藏江户抄本。

而“界分”与“年号”似没有必要标明在纸币上,因为文字记载和示意图都指明钱引已有“年限”印,不需要重复。另一方面,即便钱引上果真有界分、年号,它们的提示作用也不见得多强。今天我们在使用人民币时,会专门注意印刷在纸币背面的发行年份吗?我想除了少数“发烧友”,大部分人只看人民币的颜色与图案,或者干脆觉得能在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币肯定能用。而新老版本人民币交替时,官方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告知,不需要我们操心。对于宋人来说也是一样,辨别不同界分的图案是他们生活中的“基本功”,属于无须特别点明的常识。宋人有时甚至直接用纸币上的图案来指代某一界。比如第十七界东南会子印有宝瓶,人们便称之为“瓶楮”;第十八界印有灵芝,人们便称之为“芝楮”。但对于《楮币谱》《蜀中广记》的读者来说,如果在一连串示意图中见不到界分与年号,必然一头雾水。

钱引没有印制“界分”“年号”还有一个证据,即下一行料例前的“贴头”二字。“贴头五行料例”是文字记载中的“大料例”,贴头、五行分别表示料例所在的位置与文字数量。料例是由五个字组成的一句关涉国计民生的语句,每一界钱引的料例不同,可用于区别界分。第七十至七十九界的料例文字分别是“至富国财并”“利足以生民”“强本而节用”“旧法行为便”“事序货之源”“善治立经常”“化国日舒长”“维币通农商”“道御之而王”“国以义为利”。

料例之下是敕字。敕,是皇帝下达的圣旨的一种。皇帝下达命令所用的文体有很多,如诏、令、制、敕,每一种文体各有其用途和使用场景。钱引敕字的内容应当与其他纸币大同小异,大致表明这界钱引发行合规、合乎圣意,流通范围和时间是什么,伪造者和举报者将分别获得什么样的惩罚和奖励。文字记载称敕字印有花纹作为装饰。示意图显示,敕字印的花纹的作用是用某种图案衬托皇帝的敕,第七十至七十九界的图案分别是“金鸡捧敕”“庆云捧日(敕)”“金花捧敕”“双龙捧敕”“团凤捧敕左皐右夔”“九重捧敕”“双龙捧敕”“盘龙捧敕”“龙凤捧敕”“金吾捧敕”。第七十三界和第七十六界的图案主题虽然都是双龙捧敕,但绘制细节肯定有所不同。

接下来是青面花纹和红团故事印。前者为蓝色,后者用红色;前者绘花纹,后者讲故事。这也是钱引用彩色印制的部分。第七十至七十九界的青面花纹分别是“合欢万岁藤”“攀枝百男”“蜃楼去沧海”“方圆锦地”“王逸超众果荔枝”“川心龟纹玉连环”“龙牙黄草花”“鱼跃龙门”“缠枝太平花”“金枝玉叶花”,看来以植物为主,偶见动物。红团故事则先后是“龙龟负图书”“宝鼎图物”“朽粟红腐”“孟尝还珠”“诸葛孔明羽扇指挥三军”“孟子见梁惠王”“祖逖中流击楫誓清中原”“同律度量衡”“汉高帝捧玉卮为太上皇寿”“尧舜垂衣治天下”,内容以与政治有关的现象、静物和圣王贤臣事迹为主。

随后是年限花纹印。与前面各印的形制类似,年限花纹印应当也是用锦绣花纹将标明使用年限的文字团团围住。文字是“红花”,图案是“绿叶”。从第七十至七十九界的图案分别为“三耳卣龙文”“上苑太平花”“尧阶蓂荚”“六入毬路”“千叶石榴”“累累如意”“百合太平花”“连环万岁藤”“滕金锁甲纹”“缠枝金莲子”,以静物为主。

接下来是与众不同的一贯或五百文故事背印。钱引的面额分为一贯文与五百文两种,不同面额对应不同的故事背印。背印,顾名思义印在背面,而其他五种印都在另一侧,这就像人民币也有正反两面。因钱引背面只有面额故事印,我推测这种印版的面积应该比较大,是钱引最主要的印版。第七十至七十九界一贯文故事背印涉及的故事图样分别是“吴隐之酌贪泉赋诗”“天马来西极”“汉循吏增秩赐金”“子罕辞宝”“周宣王修车玉(马)备器械”“书水火金木土谷惟修”“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武侯木牛流马运”“文王鸡鸣至寝门问安否”“周宣王修车马备器械”;五百文故事印的图案分别是“王祥孝感跃鲤飞雀”“皮币荐珪璧”“卜式上书献家财”“青钱学士”“两阶舞干羽”“唐太宗时外户不闭斗米三钱”“伯夷太公二老归文王”“传说版筑”“百姓遮道愿借寇恂”“李德裕建筹边楼”,上述故事图案基本上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

以上便是《蜀中广记》通过文字记载留给我们的主要信息。或许仍有一些信息没有被我注意,或许钱引其实包含界分、年号、书放额数三部分,我想其余部分大体不误。

这里必须再说明一个情况,《蜀中广记》示意图虽然将各印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分行排列,但其呈现的位置关系非常粗略,仅具有提示作用。理由有二:第一,我们不知道每块印版的大小,部分花纹图案说不定是交错叠压的,也有可能相隔较远;第二,我们不知道工匠的印刷方式,他们印刷各印图案时或许选择了不同的角度,即各印未必如示意图一般直上直下排列。现存史料没有保留关于钱引各印具体位置的记载,而宋人讨论金银见钱关子印制方式的论述或许能带给我们些许提示:

上黑印如西字,中三红印相连如目字,其下两旁各一小长黑印如两脚,宛然一贾字也。

类似的记载不止上述一条。金银见钱关子各印图案排列成发行主导者贾似道的“贾”字,可谓宋人的共识。 因此,钱引各印也有可能按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排列。

从史书的记载看,钱引不但图案丰富、纹饰复杂,而且采用了黑、蓝、红三色套印的先进印造方式,应当位列当时全世界印刷技术的第一梯队。不管是草木静物还是世间人物,都被能工巧匠错落有致地仔细排布在楮皮纸上。一张崭新的钱引将是多么的光彩熠熠,可以想见。钱引钞票和印版未能留存至今(或仍有待于考古工作者发现),使我们无法一睹真容,只能推测其形制,着实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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